足球潜规则-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管球迷与什么性别的人一起睡觉，或者他们是什么性别或什么肤色，与他们所支持的球队相比，球迷全部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一直在被欺骗着。可以看到，他们对与他们的俱乐部相关的任何东西都有着一种饥不择食式的欲望，而俱乐部们则毫不留情地籍此剥削着他们。现在那些热诚的球迷会去购买所有与他们俱乐部沾边的手机套、床罩、海报、官方杂志甚至电视频道。一些铁杆球迷甚至可能会通过他们的俱乐部去申请抵押、信用卡或者保险，尽管很值得怀疑的是，一个看了二十多年球的球迷如果欠了账，他有足够的能力去还债吗？一有机会，俱乐部就从球迷身上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搜刮钱财，从出售丝巾、比赛节目到卫星电视转播，以及发放给高薪球迷的证书和俱乐部股票——那是些无法摆脱的财政重负。不论是签着主办人姓名的俱乐部产品还是电视节目或季票，付钱购买的终究还是球迷。
有些时候，球迷还要付出比金钱更大的代价。这其中有数不胜数的惨痛事例——希斯堡事件是其中之一，直接导致足球史上发生了几项里程牌式的变革。希斯堡事件是一件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惨案，具体情况在本书中将会讲到。但是由最高法院的彼得·泰勒提交的结果报告使整个足球比赛发生了变化。正如尊敬的足球专栏作家大卫·考恩在笔记中所述，该项结果报告的作者作为一个没有怎么接触过运动的男人，他是不可能相信球迷们必须忍受的那种恶劣条件的。该项报告罗列了诸如酷热难当、垃圾满地的球场环境条件以及污秽难闻的气味，在它的提出的建议中要求提供座位并改善其他设施条件。但是不论把这份报告看上多少遍——当然这份报告是每个球迷都应该看看的，都找不出一处宣称“俱乐部将拨出专款来建造全坐席体育场，然后通过提高票价从球迷身上收回比投资费用更多的钞票”。然而，随后出现的事实恰恰就是如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花十英镑就完全可以去看一场球赛，这些钱足够可以在看台上任选一个座位（这是另一句讽刺足球的反话）或者可以喝着啤酒吃着馅饼站在那里看球，然后还能剩点零钱坐车回家。十英镑甚至足够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去看一场球赛。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行了。现在，在英国的一些球场，十英镑大概只够你看三十分钟的比赛，而当前看完整场九十分钟比赛的平均价格是二十至三十英镑，即使这个价格也只能买到那些较便宜的座位。泰勒从来不希望球迷们被票价拒之门外。该项报告宣称，俱乐部可能会按照相当于以前梯形看台站票的价格来制定票价。但是在一些地方的球场，该项报告的这部分声明却已经被遗忘了。球迷协会主席马尔科姆·克拉克对这一现象持有非常强烈的看法：
“观看现场比赛需要的高昂费用，意味着许多传统球迷正在被迫退出购票市场，同时，特别是对许多无法进入球场的年轻球迷和相对的低收入球迷，我们感到非常担忧，而这也正是我们主要关注的东西。我们当然支持有关扩大票价范围的呼声，底层后排座位的价格应当降低，同时票价不应当涨得比通货膨胀率还要快。我认为，过去十年中球票价格的涨幅是通货膨胀率的六倍。四英镑一张梯形看台站票和六英镑一张座票并非不合理。而现在同类票价大约要十英镑到十一英镑，但就是付出这样的票价，你仍然无法进入英国三级以上的球场。许多英超赛场你当然也就不会去了，因为那些球场所有的票价都要超过10英镑。〃
“毫无疑问，有一些俱乐部和主席就是希望球迷到现场看球和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掌握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市场，不管球迷可能遇到怎样的麻烦，他们都不可能离开，因为他们无法在其它任何地方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些无法到现场观看比赛的球迷通常也仍会保持着对球赛的兴趣，他们会在家里观看比赛。”
“我知道一些曼联队的球迷没钱带他们的孩子一起去看球，或者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季票或某一场比赛的球票而无法带孩子们一起去。他们只能去看预赛因为那是他们所能负担的极限，并且他们永远见不到冠军队，而这对于很多方面来讲是非常悲哀的，尤其是对于正处于构建未来的成长期间的孩子们和下一代的球迷。”
“足球正面临着没有正确打造好新生代球迷基础的危险，一旦当前的繁华泡沫开始破裂，足球必将陷入困境。”
“球迷去看二流球队的比赛可以表明他们比其它球迷更忠于足球，这种观点是存有争议的。但是如果那些被我们称为铁杆球迷的真正的球迷们看不到一流球队的比赛，那才真正是一种可悲的迹象。”
（题外话，去看二流球队和青年队的比赛倒可能使球迷赚到钱。在1996年，当利兹联队的球迷卡尔·达雷恩在1996年发现了与哈里·基维尔 和乔纳森·伍德盖特共同为青年队效力的中场队员斯蒂芬·麦克费尔时，他认为他将会前途无量，并且以25－1的赔率下了40英镑的赌注，赌麦克费尔在23岁前将可以为国家队效力。麦克费尔果然做到了，为达雷恩赢得了1000英镑。）
另外一些事情使得足球比赛票价问题变得更加令人反感。英格兰和苏格兰足球联盟的一些球队在一些比赛中向外地球迷收取比本地球迷更高的票价费用，尽管本地和外地的球迷都在同一个球场看着同一场比赛。这种做法遭到了一致的谴责，但那些俱乐部却试图自圆其谎，说他们并不是向外地球迷收取更高的票价，而是他们通过降低本地球迷的票价来对他们表示敬意。球迷们也被告知，向他们收取更多的费用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观看角度。
大多数球迷觉得是因为泰勒的报告才出现了全坐席体育场，而同时也有一些球迷会说泰勒的报告正是球票涨价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正如克拉克以上所述，全坐席体育场的出现和球票涨价，意味着他们再也不会去现场看球了。泰勒报告的真正结果和最终结论是，球迷正在被逐出球场，并且被那些俱乐部经营者和比赛运营商所忽略。泰勒呼吁进行的那些改革不仅仅是安装了一些塑料座椅，而且还改变了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他希望对比赛进行全面革新与改造，他的报告在一些方面甚至还批驳了政府当时的一些观点。这是一份极富勇气的报告，同时也是拯救足球比赛的一个良好起点。然而泰勒的希望却并没有实现，因为，那些像秃鹰一样贪婪的当权者，只是从中挑选了一些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而这也正是足球史上的不幸之一。一些胆小鬼却藏在这份报告背后，继续从足球比赛中谋利，忽视了那个努力为普通球迷造福的男人所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比他们从前为球迷所做的所有工作都要多。尽管这样，在泰勒报告过去了几乎十年后，全坐席体育场仍然是一个争议的话题。对于全坐席球场进行争议的另一方面是，如果没有座位的话，像希斯堡事件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它正是由于过度拥挤且缺乏安全防范而酿成的。
自从全坐席体育场引入兴建以来，一些球迷就开始举行请愿活动要求重新修建小型梯形看台。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发给政治家的信件和倡议活动，《新劳工报》中有文章把这种现象称为一种社会问题。但是在1997年大选后，有关这方面的各类事件就渐渐平息下来了。其实对于这种事情来说，只要能为其做一点点工作，一切就会风平浪静。大卫·波义耳认为上述关于坐席的争议可以引发许多问题：
“很明显，泰勒报告没有完全被贯彻实现，其中有一些内容受到了忽视——保护球票价格就是常常被提及的一点。
但是，希斯堡惨剧的确是由于看台上的观众与坐席上的观众发生争斗所造成的。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一问题呢？从某些方面来说，有关坐席的请愿运动促使急需修建新的配备有较好设施的看台或球场，但要完成这些工作却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另一方面，事实明显表明，由于球场建造坐席后接纳观众的能力正在减退，从而造成为了保持现有的球场收入水平而不得不提高球票价格。
此外，现在也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争论，不仅联系起与全坐席体育场争议相关的球迷‘类型’问题，同时也非常紧密地把票价问题联系进来了。平心而论，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利益所在，但作为一名低级别俱乐部的支持者，大部时间我仍然会站着看球，同时我也更喜欢这样看球。
我也觉得，现代科学技术使得关于安全性的争论已经越来越少了——以事实为证，建在多特蒙德的威斯特法伦球场原本巨大的梯形看台，现在已经改造成了坐席以供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的赛事使用。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这根本不应当被看作是坐席与梯形看台间的问题。这其实与二者都不相关。没有人会否认许多人都喜欢坐席，但是我们也希望现代球场可以允许球迷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走极端毫无用处而且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应当承认，球迷的不同偏爱取向可能会对不同的政策结果产生影响。”
俱乐部在处理公众关系方面做得也相当不好。排长队买票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球迷们依旧还能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只为得到关于他们俱乐部的某个明星的一些消息。尽管纽卡斯尔联队最近已经委任了一名联络官员专门负责球迷与俱乐部之间的沟通工作，但是这类公众关系发言人通常只会公布一些新闻和其他零星的东西。
足球俱乐部在公众关系处理方面与美国的一些球队相比实在相差太远了。比如在篮球俱乐部芝加哥公牛队，专门雇用了一个四人小组来负责会见和问候拥有季票的观众，同时，来自球迷的每一个电话或每一封信件都会得到单独的答复——平均数量每天都在四百以上。在这一点上，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任何一支西方足球队无法相比的。
但是为什么球迷在英国的境遇会落到这种地步？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十七世纪的社会现实背景，当时在英国仍然有一种反映等级划分的“落纱帽”主义精神，主体内容就是下层社会的人们要仰视上流社会的人，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统治着许多球迷的思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多数足球球迷并不是真正的研究比赛策略的行家。在上述的问卷调查中，许多球迷承认他们只是对他们的球队感兴趣，从不关心其他东西，甚至有些人对球队在足球场外的活动也不关心。为了一场球赛的胜利，球迷们可以割舍很多东西。一些人甚至对他们的国家队都没有什么兴趣。
因此，也就很难让球迷们放下他们自己的球队不管而去参加争取待遇和权利的活动，从而也给组织这些活动的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些杂志社组织过这样的活动，其他一些没有组织过，但也在这些活动中投入了几千英镑。有一家叫做《FITBA》的杂志社就曾试着组织这样的活动，这份杂志是由苏格兰记者斯图亚特·达罗克编辑，并且是作为苏格兰专业性杂志而创建的，它有很好的市场和大约五百万的潜在读者，尽管毫无疑问他们对每周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