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2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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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利益调整方向很明确，其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通过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带动全社会的财富增长。今天看来，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由于社会强势群体的财富得到快速增长，他们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利益相对受损的弱势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掌握资源有限，且呈一盘散沙之状，对社会进程缺少发言权与支配力，因此改革在得利者的强力推动下快速跃进，在成绩斐然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
“构建和谐社会”是在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益不断受到侵害、越来越多人对未来失去稳定预期、社会对前一轮调整的反弹越来越显著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利益调整的方向也很明确，那就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如果说前一轮调整意在效率，这一轮调整即意在公平。两次调整的方向大相径庭，而左右这种方向变化的，正是民心得失与社会稳定。
两次调整的方向迥异，其受益、受损者正好掉了个边。前次调整的主要受益者是少数强势群体，其他人只是随社会财富的总量增长而得益，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并未得到关照；此轮调整受益者应当是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调整到位，高收入阶层与强势群体的利益无可避免要受到损害。由于后者已掌控庞大的社会资源、组织化程度高、政策博弈能力强，调整的阻力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远甚于改革开放。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顺流而下，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逆流而上，此“流”即是已经形成的社会力量对比格局。
人们常说，改革难，中国自古鲜有改革成功者，改革者大多难得善终。更深入审视不难发现，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种从无到有制造阶层分化的改革，有的都是对已经形成的利益分化格局的调整。改革之难，更多是难在这种对既得利益的处置上。对此，中国历史并没有提供经典的成功案例，有的主要是失败教训。这或许预示着：传统的政治资源已不能为这种调整提供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要获充足动力，必须另辟蹊径。
在传统政治体制下，调整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由于具体政策的制订者、调整措施的执行者大多是上一轮调整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己也是此轮调整需抑制的对象。政策的执行者成了政策抑制的目标，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这是体制内路径的困惑之一。困惑之二是：调整可依恃的最大有利条件是，20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物质基础，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大幅增强，可用于转移支付的额度增加。但额度虽有增加，在中央财政中诸如行政费用之类的固定支出已占去大半，剩下的可支配额度仍然有限。除去媒体广泛披露的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跑冒滴漏外，这种财政支持的力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幅度，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经济增长，因此倾向于公平的调整不能以大幅损伤效率作为代价。正因如此，此次六中全会在要求全党将“构建和谐社会置于更突出位置”的同时，再次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这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轻重缓急排序，不但可能造成具体决策上的难以取舍，更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表面共识下，真正决定社会进程的可能不是中央意图，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各自表述。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不但将限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力度，而且可能模糊和扭曲其利益调整的主线。
当下中国的现状是，主要资源掌握在少数强势群体手中，政治、经济、文化各类精英由于越来越频繁的利益交换呈相互靠拢、融合之势。由于此轮调整主要将损及他们的利益，如果社会进程仍由他们主导，结局可想而知。
任何利益调整的成功，基本条件是创造一大批获利者，使获利者成为支持调整的动力并在社会力量对比中居于优势。此轮调整在逻辑上可导致最广大的获利人群，但此一群体的力量至今仍因社会稳定的需要而被压抑、被分割。如何有利、有节地释放此群体的力量，使之成为抗衡特殊利益集团、支持与推动调整的有生力量；如何在为长期遭压抑与剥夺的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表达渠道与博弈通道的同时，不危及现行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执政者无法回避的难题。不破解此一难题，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流于形式，就将旷日持久。而长期对峙与较量所需支付的成本，对经济增长与政权基础的损害，将是今日中国所难承受。
特殊利益集团阻挠、扭曲调整的方式可以是和风细雨，但执政者要在这种韧性的阻力中贯彻决策，绝不可能只有和风细雨。象陈良宇案式的敲山震虎，预计将越来越多。雨露雷霆，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但即使这样，自上而下的雷霆仍只能凑一时之效，难收必竟之功。仅靠最高领导人的决心，无法撬动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庞大利益同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寻找新的源头活水，必须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行云布雨。
公正是改革本身的要求，“社会公正”已经从民间诉求上升为政府意志的表达。
公正并不要求结果平等，但却要求起点公平、机会平等，并且规则和程序必须合法有序，在一个自治的逻辑体系里一视同仁。它不存在与效率、自由的冲突，恰恰相反，它与后者是和谐统一的。一个公正的规则和程序可以防止权力、名气、金钱等异化物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的扭曲，保证整个社会健全和有序。它可以保证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基本制度层面上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的利益，并防止强势集团从中掠夺。社会公正还意味着按人的能力获得有差异的报酬的合理性，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怀和补偿的义务。对社会公正的伤害实际上是对一个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平等的经济权力、甚至政治制度的制度、规则、程序的伤害。
在社会公正被伤害的情况下，千千万万个个体的心理会一呼百应。因为公正的机制与伤害公正的对象都来自于社会公共领域，因此超越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争斗而形成一个共同利益的驱动机制使得这种社会心理极富传染性，如果它们的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小事件就可以使这种心理能量的发泄转化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危机。
社会政治共同体由所有人组成，这个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应该属于所有组成这一共同体的人们。人们对一个与自己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权利息息相关的制度、规则、程序是否公正非常敏感；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没有任何平等的机会参与生存资源的搏弈以及聪明才智的发挥。人作为社会动物，习惯以他人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对照，并以此检验公共的行为规范和背后的价值理念的合理性。如果大家都遵循秩序，并且能使不遵循秩序的人无利可图，那么不遵循秩序的行为就会很少发生。而如果一个人不遵守秩序，并且不受惩罚，那么其他人将群起效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发现他信守的规范遭到破坏，并且破坏者没有受到惩罚，那么这种规范就会受到他的质疑，而一种受伤害的挫折感会使他在不可能使这个破坏者遭到惩罚而再次变得规矩的情况下，在有利可图，甚至仅仅是寻求一种公平的感觉中成为一个新加入的破坏者；这样的一个公共领域将陷入无序。因此，没有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而从公正必须由制度安排和程序保证上看，促进社会公正正是改革在合法性上对自身的一种证明。
当前的社会制度安排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定型完成，社会制度还没有出台，社会结构定型就已经凝固化，结构的刚性压制了制度的弹性。原先政府主导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还没有彻底松动，现在又叠加上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使天然不具备竞争力的农村进入到和城市竞争的大环境之中，其劣势暴露得更明显。
国家的强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除了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可支配财力的提高以外，还包括社会整合能力与政府统筹能力的高低。社会整合能力与政府统筹能力是两股深藏在社会背后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整合能力表现为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其中以人们的安全感指数为重；政府的统筹能力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其中以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为重。政府的统筹能力也是反映政府管理水平以及政党合法性的一个标志。由于社会阶层加速分化，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具体和多样化，政府如果照顾不到这种利益多样化的社会需要，在政策上不能反映人们已经细化的利益要求，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一部分阶层的支持。
由于人们的富裕程度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国家物质财富的增长也不表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的高低，这就需要一个社会整合的过程，将社会的物质力量逐渐整合为精神的力量。
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制定的价值能否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和认可。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具有怎样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也不论执政者如何标榜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在其最基本的社会形态方面，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种种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衣而不同。比如阶层的划分、地位的高低，有人穷，有人富，有人控制着别人的命运，有人被别人控制。这些情况你到哪里都会看到。英国人的逻辑是，让大家都安于这种既定的秩序；美国人的逻辑是：我不想改变整个社会，但渴望改变我自己。而且，正是因为人有高低贵贱的状况不能改变，才更加激发一个人向上爬的欲望。
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地感觉到，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群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些原来生活在下面的人上去了，而原来生活在上面的人却下来了。每一次社会的变革，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演变，其实都是促成这种上面和下面之间的转化。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实现“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那当然好，可惜办不到。因为我们知道，一座山或者一栋楼，上面的空间总是有限的，下面的人上去，上面就非得有相应数量的人下来。一个社会也是这样，这种“确定”和“不确定”就不仅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欲望，而且还导致了普遍的焦虑和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确定”所带来的欲望和焦虑，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社会进步得越快，它的“不确定”也就越多；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不确定”越多，它的进步也就越快。
另一方面，下面的人想上去，上面的人却不愿意下来，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