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2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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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太史的故事是这样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单纯的“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似乎是短暂的，但史官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从晋的董狐到齐的太史简，到后来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马迁，史官和他们书写的史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浓厚的“以古为鉴”与“为后世法”的历史意念。唐太宗的“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清了统治者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史观。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典册中，史书的数量是最大的。不但有官修的正史还有大量的野史。（南彦：此处应充实一些数据）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
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国人写史、读史，重史的传统。为君王者重视一个朝代在历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个贤明的圣主，有追求的个人则把青史留名作为最高追求，史于是有了终极裁判的意味。于是在君王死后的谥号上往往一个字就盖棺论定了。对于国家于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赐号追封，以示褒奖。
中国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 周积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页）。由此可证：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政治文化。
另外，我们从中国史官文化的产生中还看到了血腥和残酷。史官伴着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冲击，董狐还好，遇到赵盾比较憨厚，齐太史就太悲惨了，司马迁遭受宫刑奇耻大辱。在中国从古至今，为真理二字而献出生命的代不乏人。
我们这里说的是史官文化，仔细地嚼嚼，有史官不等于就有这种文化，而中国既然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那是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一个就是政府对记史的重视，甚至是热衷；另一个就是史官的坚持和尽职尽责，甚至不怕掉脑袋。所以产生史官是一回事，产生史官文化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础条件，后者是提升的结果。而推动史官文化产生并相沿成文化传统的是政府和史官。后期的史志意识和史的精神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史官文化的链条上应该有这样的清楚的记录：政府——史官——董狐、齐太史简——左丘明——孔子——司马迁——司马光——。。。。。。
正史——官员立传传世。
国史立传，是朝廷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能获得这项荣誉，对官员来说，是死后的最高奖赏，光宗耀祖，福荫后辈子孙，是极其光彩的事情。所谓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于此得以实现。
青史流名是官员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这个权柄。在正史中树碑立传，是朝廷和官员注目的文化事业，也是官文化之一种。
文集——扬名传世的书册。
重要官员死后，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书扎、诗文，或称全集、文集、遗集，记录了官员从政的过程。这种文字，高级官员多，道府以下官员的文集则很少。
《大清缙绅全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把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的衙门、官员的姓名、字、职务、籍贯一一列出，使大家对全国职官情况了然于胸。
科名录——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做官要靠科举成名，这种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类，按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的称为年谊，步入仕途，官场中也好彼此照顾。
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种种成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观——做官百科全书。
作者绝大多数是官员，从当朝一品到为官员做幕僚的人物，从终身为官者到曾涉足官场者，专业的作者绝无仅有。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作为文章的作者只是业余的，文章只是做官的副产品。
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都是政治家，而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论是“人治”还是“治人”，都离不开权、术、智、谋四字。仁者当权、智者识权、多谋者运权、善术者使权，恐怕是中国“人治”与“治人”的传统中最为理想的“四套马车”。
文化与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虽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也能将圣贤之道说的头头是道，甚至也不乏文采。可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许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碰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摔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粉身碎骨。他们不明白，官场上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华横溢，而是智谋超群；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不是本本主义，而是机智权变；不是温良谦让，而是敢为人先。
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权力集团中不可避免必然会产生反动派，利用学术来反对当权派。于是我们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在现实的政治中，两个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团，为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同一种理论武器，彼此还都振振有辞。
在政治斗争中，学术的作用很是有限。学术敌不过权力，更敌不过武力。
官位不能世袭，但是爵位却是可以世袭的。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袭，但是文化传统却是能够世袭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家族，既长期保持了仕宦的门第，又世代延续了家族的文化传统。
鲁迅曾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按司马迁的解释，所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开了什么，值得那样呼天抢地地悲鸣？离开了权力，离开了权力中心。
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就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贬谪文学。屈原也是这种文学的开山老祖，后世所有的贬谪文学，其主题无不是离开了权力中心的怨愤。
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他将“文章”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它是治理国家最为根本的事业，是使个人名垂后世的不朽大事。人的寿命总有尽头，荣华富贵也只不过几十年，这二者的年限无论有多久，都不如文章能流传无穷的岁月。因此，古代的作者们，总是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写作，将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之中，不必借助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权势，而其名声自然会流传于后世。
中国文人的所谓学问，基本上是文、史、哲。学问和政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于人的是“随机应变”，而学问要求于人的是“特立独行”。
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总是好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文治，相当重要的内容就是“治文”。说白了，就是整治文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如此，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也是如此，后世以种种庄严的口号出现的文字狱和政治运动，也莫不如此。宋朝是一个对文人比较宽厚的朝代，却也概莫能外。而在整治文人中，最得力的打手七是文人的同僚。这是中国文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为文人提供了两种人生道路：入世与出世。“入世”，即积极地投身和参与政治；“出世”，即疏远和逃避政治。中国文人的从政，主要的方式是“进言”，是否敢于进言，进什么言，如何进言，这能显示出一个文人的政治品德、见识和智慧，也能决定一个文人的政治命运。能不能听言，听什么样的言，如何对待言者，这不止表明一个最高掌权者的襟怀，更能显示他是明君、是庸主、还是昏君。
孟子有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也被历来众多政治人物作为自己从政和立身行事的准则。孟子将政治人物的人生处境分为两种，一是“穷”，即仕途处于困境，没有了权力，想要治国平天下也无能为力，只好管住自己；二是“达”，即仕途处于顺境，地位日趋显要，权力日趋增多，这时就可以为天下百姓尽力了。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至少中国的历代官场如同酱缸，很少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这话有点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政治环境对置身其中的人的影响。毕竟关系着名和利。人非圣人，能对名利无动于衷的人，世界之大有几人？问题在于取之有道否？有道，则为君子；无道，则为小人。但是，纵观历代官场，纯粹的君子和地道的小人又有几人？
政治舞台的诱惑太多了，太大了；外界的压力、拉力也太多了，太大了；使得一些即便原来很正派的人，想要保持洁身自好，抗拒这种诱惑、这种外力都很困难；更何况有一些从政者，原本就不是什么好坯子，他们从政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种诱惑来的，这是他们从政的内在动力，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压和拉。
然而外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外力首先来自最高掌权者。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掌权者的政治目标，道德水准，取舍好恶，能极大的影响臣下政治行为的举措和道德的走向。
仕途上的中国文人，最讲究一个“忠”字，所谓“忠”，就是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当你走上政治舞台时，你选择了什么，追随了什么，你就不能改变，否则就是不忠，就是变节，而不忠和变节，是最可耻的。这是控制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锁，更是维系一种制度、一种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