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2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则就是不忠,就是变节,而不忠和变节,是最可耻的。这是控制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锁,更是维系一种制度、一种主张、一个政权和一个掌权者地位的思想柱石。
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事务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将太多的政治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中国文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君、国、民以及自身,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君应当是明君圣主;国应当是政治清明,实行仁政。
“忠”这是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性格高尚与低劣的核心要素,“忠臣”是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有了这一称号,就可以垂范千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忠”的表现应当是“从君之命”,这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服从,二是从一而终。既然是绝对服从,就不许有非议;既然是从一而终,就不许有改变,终身不逾,否则便是大节不忠。
但是想让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得有一个前提,即被忠的对象是始终正确的,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对象永远都不存在。当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忠臣”名单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对面,总有一个形象暗淡甚至狰狞的最高掌权者的身影。
一般说来,忠臣的出现与否,总是与权力行使的正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国君的权力能够正常执行、人人都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时,只有能与不能的问题,无所谓忠与不忠的问题。只有国君权力的行使出现偏差,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失去控制或者失灵的危险时,“忠”的重要性才被突显出现。说明“忠”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政治危机的产物。
有三种情况是产生忠臣的历史契机:
一是权力的失误,即最高掌权者的决策出现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害,而大多数官员或者曲意奉承,助纣为虐;或者明哲保身沉默不语。有那么一种人,不计利害,不顾后果愤然抗争,于是忠臣产生了。
二是权力的失控。专制制度下,权力的一大特色就是权力的独裁、独断、独尊、独享。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是不允许分割的,但是能否保证权力的独有,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最高掌权者幼弱、昏庸、无能,如果某种势力集团过分强大,便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削弱、失控,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和黑暗,这时就需要忠臣,同时这也是产生忠臣的时代。
三是权力的失败。大凡一个权力集团、一个王朝、一个国家行将灭亡之际,也是最为需要和最会出现忠臣的时候。
忠臣的事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却总是感动不了他们所效忠的对象,甚至引起这些对象的反感、厌恶、愤怒,遭到打击和迫害;忠臣的英名,永垂青史,可他们却无力改变现实。
人们总以为,所谓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民。其实,对个人不幸的顾影自怜,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方面。古代中国文人之所以好顾影自怜,并不完全是由于多愁善感,实在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道路,只有窄窄的一条,即仕途,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所谓怀才不遇,说白了就是被权力所拒绝。有些人的被拒绝,往往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文人相轻,同僚相忌相害,是中国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谓“俯仰权势”,是指对权势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的文人们,在权势面前的常态是热衷、是趋附、是依附;但有时,也会表现出某种傲视、漠视、藐视、甚至敌视。有人认为,中国文人身上天生有一种傲骨,即对权力的傲视,这实在有点抬高了中国文人。如果我们承认“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唯一的人生道路的话,如果我们承认所谓的“仕”,即取得权力,以便为更高一层次的权力效力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追逐权力的人,会对他所要追逐的猎物表示轻视,表示傲视呢?一个商人绝对不会傲视利润;同样,一个文人,尤其是仕途上的文人,也是绝对不可能傲视权力的。中国仕途上的文人,面对权力,经常表现出来的,倒有一种或轻或重的奴性和软骨病症状。
在后世,凡是几个文人,一旦交往过多,被冠上什么称号,便会被当权者所忌讳,被视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与当局相对抗的政治性小团体,其下场往往都很不妙。
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中庸之道”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这种哲学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好。所谓“过”,就是“操之过急”;所谓“不及”,就是“无所作为”。它主张从这两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所谓“中”,要有所作为,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徐徐渐进,但不能原地踏步。
中国人的主人心理和奴才心理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作怪。主人没有想到的,奴才替主人想好了;主人没有叫奴才作的事情,奴才自己做主做了;主人一个眼色,奴才跑得非快;即使奴才做了坏事,主人也不好意思斩草除根,因为奴才毕竟是自己的奴才。如果当官的对下属没有主人思想,下面的官对上面的官没有奴才思想,中国的许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美国国际公众广播电台记者方家麟女士说:我对中国人的正义观不理解,中国的正义跟权力有关系。许多人不是希望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而是我如果赢,另一方必须输。这是一种欺负人的文化所产生的结果。
24。9官场哲学——厚黑学
哲学是观念的精华,指挥、制约着各项活动,高居于尊贵的地位。官场上盛行的哲学叫厚黑学。
厚黑学的总纲是:脸厚、心黑。心不黑,脸不厚,在官场上就寸步难行;心不黑脸皮厚也难以立足,心黑脸皮薄也做官不会长久,必须脸厚、心黑才能无往而不胜。
厚黑哲学的范畴是“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闲。求官者必须放下一切事情不做,用一切时间契而不舍的去求官。
钻——钻营奔走。无孔不钻,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出孔来。
吹——吹牛。口讲、笔写,一切场合都吹。
捧——捧场。
恐——恐吓。抓住上司的弱点,借机点到,加上捧字,互相为用。
送——送礼。
六字结合,上司或被一字击中,或连中三箭,官职即可到手。
“做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洞。文字、办事都要空洞,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恭——卑躬屈膝。对上司及其亲朋都要献媚微笑。
绷——绷劲。对下属和百姓从仪表和言谈上都要显出满腹经纶。
凶——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凶狠又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聋——耳聋。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弄——弄钱。
前面求官、做官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厚黑哲学的的发明者李宗吾,生于1879年,到清朝灭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民国元年,作者在成都《公论日报》上逐日登载,总结、概括、提炼、升华清末官场的事实。素材和资料都来源于晚清,当然是晚清官场哲学。厚黑学发表只好,人们视为奇书,一是言其概括之精辟;一是立论之奇异。
需要再提炼的是,可以变作“厚黑长哲学”:脸厚、心黑、手长;“巴拉压主义”:对上巴结、平级拉拢、对下压制。就更精炼完整。
官场哲学高度概括了清末官场吏治。
进入社会难,看透世事、适应社会更难。进入社会,你必须成为社会人;进入政界,你必须成为政治人。学好《厚黑学》就能应付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情。脸皮厚和心肠黑是获得成功的两大秘诀。
中庸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粉饰,符合常理叫做庸。达到中庸的境地,天地正常运行。为官者必须学会中庸。
官场“庸道”之上、中、下乘
看了关于治庸官的议论,我觉得还应该对庸官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分析。须知当今之官场,“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姑且称之为“庸道”。而且此道甚为练达,得道者非同小可,其弊病相当深广。如果只看到庸官,不识破“庸道”,那我们就也有点“庸”了。
“庸”之为道,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堪称中国官场文化一绝。经初步探讨,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秉承传统官场为官之道并掺以现代灰色人生哲学搅拌而成,寄生于现存的干部体制弊端以行其道,其修炼功夫颇为精深,本文只能举其大端。
“庸道”之上乘,乃曰以“庸”取胜。许多人可能对庸官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滥竽充数的昏庸之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庸官干事平庸无为,但做官却相当精明。有些官员只所以要“庸”一点,非但智商不低,相反是智商特高的表现。一般人只知道以“干”取胜,他们却知道“庸”也可以取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轻巧取胜,可以说是深得此道应用之妙。在官场上,不仅没本事的人喜欢用,就是有本事的人有时也要故作“庸”态,其言合乎中庸、其行貌似无为,这样就显得“忠厚老实”、听话好用,不但可以以“庸”藏拙、以“庸”遮过、以“庸”保险、以“庸”避风,而且还能以“庸”保官、以“庸”得宠,乃至一“庸”而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上颇遭“庸”议,但在官场上却“庸”得可以,大多四平八稳,有的比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些。如今官场上一些“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吗?
“庸道”之中乘,乃曰以碌代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间或上网聊聊天,固然庸态可掬,但这样完全以逸待劳的庸官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可能长久。如今官场存活率较高的是以“碌”代为的庸官,为官者忙文山会海、忙上传下达、忙迎送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办事的围着长官风车般地转、抱着公文电话轱辘似的绕,整天忙得跟“打仗”一样。至于是真忙还是假忙,是运转还是空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可以说,在领导机关办事效率缺乏客观尺度的情况下,官员们“碌”而庸在所难免、也身不由己,这样就使庸碌为官之道合法化、正常化了。得道者只要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就可以以碌掩庸、以碌代为,博得勤政的声名。于是越庸越碌、越碌越庸,庸碌终身无所作为,却可以大言不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拿他没治。况且有的“碌”得稳中有升、有的“十年媳妇庸成婆”,碌而庸、庸而福者不在少数,更见此道之通达也。
“庸道”之 下乘 ,乃曰以庸保身。在某些官场生态环境里,机关干部中除了“南郭先生”之外,想不随声附和还真不容易。其中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者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长期窝在机关里郁郁不得志,有的暂露头角即遭风吹雨打,几经挫折,他们在压抑之下渐渐心灰意冷,也渐渐学乖了,于是遁入”庸“门,采取“三不主义”:不出头、不显眼、不提意见。他们不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