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2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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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把自己穿得像个人样；再比如说丘吉尔，喜欢泡在浴缸里发表政见，为了迁就他这一特殊的习惯，秘书只好在他洗澡的时候陪在一旁以随时记录有价值的思想；另外如贝多芬、卢梭、高更等，在他们身上随便找一找，就能抓出一大把坏习惯来，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因为这些坏习惯，使得自己的生活遭人误解和非议，你能说这些习惯是成功的习惯，或者说是失败的习惯？
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什么都不是，你就必须按着别人的要求养成自己的习惯。别人吃饭的时候，你也要吃饭；别人睡觉的时候，你也要熄灯；别人要做扫除的时候，你也要撸胳膊挽袖子。你不能说我的习惯和你的不一样，但是当你稍微有了一点资本以后，你就可以让别人习惯你，而不是你去习惯别人。这就像演员上戏，没有名声的时候，只好去巴结导演随叫随到；有了名声，就可以跟人家谈“档期”了。
人的一生就是在“习惯别人”和让别人“习惯自己”中度过的，只不过有的人在“习惯别人”的方面做得好一点，有的人在“习惯自己”的方面表现得突出一点，如此而已。而大多数成功的人，都是从“习惯别人”开始到最后使别人“习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莫过于从“习惯自己”开始到最后不得不去“习惯别人”。从“习惯别人”到“习惯自己”，那是顺风顺水，而从“习惯自己”到“习惯别人”，那可是马不喝水强按头，难受啊！
28。19 官场趣谈（十九）
“官书”、“官学”与“官风”
看到这个题目，恐读者一时难解其意。所谓官书、官学，即指官员写书、拿学位。写书与拿学位，本是司空见惯之事，为何会把它与“官风”扯到一起？在笔者看来，如今某些官员写书拿学位，已非比寻常，实在有议一议的必要。
农人种田，学者著书，各有分工，自古亦然。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官员出书，却忽然火爆起来。而且数量之多，部头之大，就连那些专事学术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本来，官员平日事务缠身，能忙里偷闲，著书立说，是一件可敬可叹的事。可问题在于，时下官员出书虽有佳品，但大多数，却是些滥竽充数之作。
早些年，大学生凤毛麟角，那时官员拿文凭，至多还是本科，后来大学生多了，本科已稀松平常，于是官员就去拿硕士。近年来，社会上又热衷博士头衔，故机关干部攻博又是一窝蜂。有人曾把国内的博士分为三类：一是学子攻博，曰学博；二是老板攻博，曰商博；三是官员攻博，曰官博。不可否认，官博之中，确有不少真材实料，但浑水摸鱼的，肯定也不少。
写书与读学位，按理都是些苦差，无心做学问的人，是用不着凑热闹的。可如今官员为何对出书、拿学位情有独钟呢？站在经济学的立场看，出书、拿学位的背后，一定是存在着某种利益的驱动。不过这里的利益，并非官员赚稿费养家餬口，也不是拿文凭评职称。官场的利益最大化，是职位的最大化。就是说，官员出书拿学位，大多是奔着升官晋职去的。
那么，出书、拿学位与官员的升迁有何瓜葛呢？
改革开放后，中央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干部制度改革。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对干部队伍建设，明确提出了“四化”要求：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的“知识化”与“专业化”，就是指当官要有学问。如何才算得有学问呢？我曾说过，官场如商场，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是说，选官的人与被选人之间，信息是不充分的。下级要想得到提拔，就得向上级显示出自己“有学问”的信息。可显示信息就像商家做广告，推介策略大有讲究。
比如，下级向上级表示有学问，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多接近领导，让领导了解你的学识。二是出书、拿学位。多接近领导，需要寻找机会，而这种机会，不是人人可以寻得。再说，与领导面对面沟通，须得有真本事才行，要是只有半桶水，万一被领导看出破绽，露了马脚，就会弄巧成拙。而出书拿学位不同，看一个人有没有知识，懂不懂专业，著作与文凭，最有说服力。要是你有专著问世，有了博士头衔，即便跟领导接触不多，在领导眼里，你也是专家型干部。
既然出书、拿学位是“显示”学问的上选，那么官场中人，自是要你追我赶，唯恐落后。有学问的，可以自己动笔；那些没学问的，就剪刀糨糊，拼拼凑凑。反正手中有权，花钱买个书号，美其名“合作出版”，再找下级单位一包销，就算大功告成。要不，就干脆请人捉刀，代写书稿。不久前，南方一家报纸曾有披露，某官员为了出书往上爬，可肚子里又没多少墨水，于是不惜重金买书稿。结果事情败露，升官不成，反落了个撤职处分。
更具讽刺的是，某些腐败分子想升官，也打起出书的主意。原河南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李国富，跌落下马是因为索贿受贿，他分管基建，借办公楼装修，大行收贿，转手又去跑官，可他为了升官，还出版过两本专著，其中一本，竟是《反腐败论》。
官书如此，官学亦然。有些人本来不学无术，也不愿读书，可为了拿文凭升官，只好考试请枪手，听课请助手，作业请帮手，就是自己不动手。结果文凭拿了，官也升了，可仍是腹中空空，学问了了。这不仅令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忿忿不平，而且毁损了大学的名节，搞坏了官场的风气。
事实上，一个人的学问，与他是否出书，是否有高学位，并无必然联系。古往今来，有学问而述而不作的，大有人在；有大成就而无高学历的，也不乏其人。据我所知，毛泽东就只是中专毕业，周恩来生前也未出版过什么书，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出身演员，既无高学历，更无专著问世。可谁能否认，毛泽东、周恩来是一代政治伟人？里根是一位成功的美国总统？所以，不出书不等于没学问，没有高学历不等于没大学问。
当然，我并非反对官员写书拿学位。倘若确有真知灼见，能把它写出来，交给出版社发行，对国家民族是一幸事；若真有兴趣读书，为学得知识，去拿个博士学位，也未尝不可。我们要警惕的，是有人把出书作为升官的筹码；把学历作为往上爬的阶梯。
搞现代化建设，要求干部知识化、专业化，是对的。但如果把知识化、专业化等同于出书和高学历，那未免就简单化了。眼前的难题在于，不看专著与学历，干部部门在选人时，如何甄别一个干部更有知识、更懂专业呢？干部部门的人手少，下面干部人数多，没有铁标准、硬指标，确实难分高下。不过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老百姓来说话。
老百姓选人，不会理会你是否出书，也不会在意你有无高学历，老百姓看重的，是实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个人若无真才实学，没有为民谋利的能力，书写得再多，学位再高，老百姓也不会选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把选人权交给群众，谁有真学问，谁是假学问，老百姓自有公断。如此一来，那些想借助出书拿学位升官的人，就立马没了市场。所以，解决官书官学问题，说到底还是要扩大民主，坚持靠多数人选人。
湖北襄樊百姓议论官场世风经典语录
腐败不臭，廉洁不香。腐败不是新闻，廉洁才是新闻。腐败不丢人，廉洁不光彩。
大腐败没有关系，小腐败也算廉洁。
买官卖官是正常事，提拔自己人是正常事。
层层讨好，层层买官，层层腐败。
大买大进，小买小进，不买后退。
大贪判轻了，小贪没事了，不贪活该了。
腐败分子活灵活现，正直廉洁的人灰头土脸。
腐败分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保护他。
没有权力的群众愿意谈腐败，有权力的官员不愿意谈腐败。
反腐败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机制，腐败却形成了网络。
反腐败的理论不新鲜，腐败的理论却花样翻新。
最可怕的不是腐败，是对腐败的麻木。
对腐败的麻木与冷漠，比引起群众愤怒更可怕。
腐败者还在腐，反腐者还在反，怨声依然载道。
襄樊的媒体噤若寒蝉，襄樊的媒体装聋作哑，襄樊的媒体轻描淡写。
俗语点评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也得看那“青山”的所有权属于谁，对公家的青山、别人的青山，许多人通常是不客气的，不砍得寸草不留是不会罢休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问题是在功利主义的蛊惑下，人们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待“日久”了，他们看人，越来越注重的是眼下能不能派上用场。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有人批评说，这是迂腐！只要是工程，先揽下再说。转手把它包给有金刚钻的人去做，照样赚钱。
第二十六章 官员的自白
26。1 一
一位局长的“厚黑哲学”
李宗吾先生著有奇书《厚黑学》，他总结出一个规律：古往今来的大奸大雄，无不是靠厚脸皮、黑心肝起家，刘邦是这样，曹操是这样，刘备孙权也是这样。他总结得太好了，真是令人茅塞顿开呀。其实，在机关工作，要想出人头地，也得靠厚黑两个字。我在局机关干了二十多年了，如今已当上了局长。说我能力强，那是骗人的，比我能力强的人太多了，怎么没有当上局长；说我政绩卓著，那也是美言我，比我政绩好的人多了，却没有当上局长；说我学历高，那不是事实，我只是初中毕业，而在我们单位博士、硕士多的是，偏偏没有当上局长。我反复思考自己的特长，还真是在于厚黑学用得好、用得妙。
我的脸皮厚极了，夸张点说，它厚比城墙。为了达到升职的目的，我煞费苦心，不择手段，豁出了脸皮不要了。我想，脸皮值几个钱。只要能够升职，让我做猫做狗做牛都行呀；只要能上进，让我学驴叫学老鼠叫学蛤蟆叫我都认了；只要能提拔，让我认三十个四十个干爹干妈、干爷爷干奶奶也没问题。有人说我脸皮厚，我听到之后，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表扬我，我是摸到厚黑学的边了。想想看，既然脸皮薄了吃亏，脸皮厚了有很多好处可赚，那么我为什么不把脸皮变得厚一些呢，我干嘛守着薄脸皮吃苦呢，世上的人谁不想生活得好一点呢。再说了，国家没有规定脸皮厚就违法，也没有公开下文件禁止脸皮厚，那么，我把脸皮弄得厚一些又有什么不妥呢。这叫适者生存嘛。我脸皮厚心理素质就好，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光屁股追狼……胆大不害臊。如果有人说我是流氓、恶棍、地痞、无赖，我都不在意，我认为，没有人骂的人是没有出息的，骂的人越多，说明我的影响越大。有人议论我，说我是厚黑先生。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不在乎。
脸皮厚让我真正尝到了甜头。当年，我身为中层干部，在竞争副局长时，是我的脸皮起了决定性作用。那时，我在中层干部中是小字辈，能力和工作业绩都差得很远。我想，自己能力不行，工作业绩也不突出。那么只好发挥脸皮厚的优势了。正巧我们局长的老婆有病，我就毛遂自荐当了局长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