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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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固然重要，但荆州要地绝不止一处。从后来爆发赤壁之战的地理位置来看，夏口的重要性已不亚于江陵。曹操没有乘胜追击，使刘备在夏口获得休整部队、调整部署的喘息之机，并使其得以从容地与孙权结盟，诚为莫大之失策。
3。夏口得失与西晋统一
在曹操留驻江陵、安定荆州之际，孙权采纳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人的建议，决意联刘抗曹，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统军会合刘备。
关于赤壁之战前刘备的驻军地，有夏口和樊口两种说法。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樊港在樊山西南麓。寒溪之水，注为樊溪，亦曰袁溪，北注大江，谓之樊口。《志》云：在县西北五里。建安十三年，刘备败于当阳，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鄂县之樊口，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方舆纪要二》。然而，陈寿所撰《三国志》中有九处提到刘备进驻夏口这九处分别为：卷一《武帝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卷六《刘表传》：“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卷三十二《先主传》：“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卷三十六《关羽传》：”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卷四十七《吴主传》：“备进驻夏口，使诸葛亮诣权。”卷五十四《周瑜传》：“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驻夏口。”卷五十四《鲁肃传》：“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范晔《后汉书》也提及“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认为刘备进驻樊口，“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采用《江表传》的说法：“备用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显然亦是采用此一说法。事实上，由于《江表传》错误颇多，裴松之往往自己或者引用孙盛等人的评论对其提出质疑，故其史料价值并不太高；再者，刘备进驻樊口的说法与《三国志》、《蜀记》、《后汉书》等多家记载不符，又无其他史料作为旁证。从地理位置看，樊口位于长江以南，孙权三次征伐黄祖，逐渐占据江夏郡的江南部分，此时的樊口属于孙权辖区，刘备在孙刘尚未正式联盟的情况下，舍弃夏口这一战略要地，东进樊口而寄人篱下，万一孙权效仿公孙康投降曹操，其随时可能步二袁的后尘。所以，从战略角度及自身安全出发，刘备也不可能放弃夏口而进驻樊口。因此，笔者认为《江表传》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刘备战前驻地应为夏口。
对于夏口的战略地位，曹操由于习惯性思维以及对荆、扬一带情况不了解而有所忽视，但江东君臣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鲁肃、甘宁在与孙权论及建国方略时，都将占据夏口作为夺取荆州、徐图天下的第一步，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周瑜在向孙权请战时曾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可见，“进驻夏口”既是破曹的前提，又可以保证江东水军与刘备军队会合。这样，一方面可以从水路切断曹军的进军路线，发挥江东水师的优势，毕竟在水军方面，“心怀狐疑”的荆州降军不足以与“以水军立国”的吴军相抗衡；另一方面，以夏口为据点，孙刘联军可以将战线推进到夏口以西，以减缓曹军对江东政权的压力。即使战事不利，退保夏口，与孙权的后援部队会合，仍有决一胜负的机会。结果是，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乌林一带，联军使用诈降、火攻，曹军大败。曹操北归，孙刘两方军队以夏口为据点继续西进，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赤壁之战后，夏口的战略地位逐渐为后人所认识，夏口作为江东的门户成为魏（晋）、吴争夺的焦点。司马懿在向魏明帝进献灭吴之策时曾提出：“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卷一《宣帝纪》。晋初蜀郡人何攀在与羊祜谋划军政时也曾提出“荆州、平南径造夏口，巴东诸军围守西陵，益、梁之众浮江东下，封乐乡，要巴丘，则武陵、零、桂、长沙、湘东从风而靡矣”《华阳国志·后贤志》……羊祜陈伐吴之策则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接替羊祜的杜预在陈计伐吴时也提出“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并担心东吴若“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其中除前两路外，其余诸路大军必经夏口。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王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晋书》卷三《武帝纪》……吴国战略要地夏口失守，孙皓势穷力竭，只得投降，西晋统一全国。
总之，夏口为荆、扬二州战略要地，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赤壁之战，曹操若于孙刘联盟之前占据夏口，便可沿江直下，直接威胁江东政权；即使在夏口以东为东吴水师击败，亦可退守夏口，转攻为守，依然可以保全整个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若占有荆州，则可以西攻刘璋，东迫孙权，曹操仍有统一全国的资本。可以说，错失夏口一地，曹操由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时机。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笔者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之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它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其中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本文就此作较完整、系统的研讨，以求正于方家。
1。襄樊之役时机、战略、战术问题
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荆州丢失，关羽全军覆没。故在论述关羽失荆州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发动襄樊之役的时机、战略、战术诸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形势对蜀汉发动襄樊之役是有利的，时机是可以的，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荆州之失，“主要的不是发动时机和关羽指挥不当”。《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3～15页，1984（3）。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兹举三点看法，与上述观点商榷。
其一，关羽北伐曹魏的时机并未成熟。
北伐曹魏，匡复汉室，是诸葛亮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北伐要有充分的条件，还要看准时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北伐的条件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是诸葛亮分析了当时整个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因为曹操其时已占有天下之半，“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充足的兵力和财力，以及外部条件的配合，确实是“不可与争锋的”。
但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举兵北伐的条件如何呢？笔者认为，无论从主客观各方面来看，都不符合《隆中对》规定的北伐时机和条件，兹据史实分析如下。
刘备从公元211年入川，取雒城，破成都，到公元219年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虽初步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但经前后九年的浴血奋战，士卒疲惫，亟须休整恢复，积蓄力量。且荆、益内部问题尚多，内政尚未修理，西南少数民族亦未宾服。后来荆州将士对关羽的背叛以及南中地区的高定、雍辏А⒚匣竦却笮铡⒁乃У某票髀揖褪敲髦ぃ移涫彼铩⒘趿艘驯袅倨屏眩锶ㄎ硕崛【Ｖ荩缭诠�217年，就向曹操请降，操亦“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关羽北伐时，孙、曹实际上已结成暂时的联盟，为着各自的利益同时觊觎荆州。
关羽北伐时，也并不具备“天下有变”的有利形势。公元218年，曹魏内部有过两次小骚乱，许都太医令吉本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发动反曹政变，可惜力量太小，旋被曹操镇压。接着曹魏宛城守将侯音起兵，“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在洛阳的曹操急遣大将曹仁率诸军围宛，关羽军未能及时赶到，次年一月城破，侯音被杀。可见关羽北攻襄樊时，曹魏内部的叛乱已被平定，统治已得到加强和巩固，已不存在“天下有变”的机会了。由此可见，关羽此时此刻只能根据诸葛亮的北拒方针，采取守势，以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方可出兵北伐，不顾形势，轻举妄动，贸然进兵则非败不可。
笔者认为，要实现《隆中对》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刘备据巴蜀后，应由主要对外征战、扩大地盘，转为安定内部、增强国力，以待“天下有变”，再大规模出兵，北定中原。此时对内应以发展经济、屯田积谷为主，让蜀中人民在战乱之后，有一定的喘息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机会，以便为北伐打下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再灭掉吴国，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对刘备集团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蜀汉对外应以守为主，伺机蚕食雍州、凉州，同时对孙权要加强联盟，至少也要使之中立，不能站在曹操一边。假如关羽北伐能与东吴同步俱进，孙权是腾不出手来争夺荆州的，如果未能与东吴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