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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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胡适与章士钊曾是新旧文化之争的论敌，在各自的阵地（报刊）上互骂。1925年，有人请客，两人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撷英番菜馆相遇，章便邀胡合影，两人各持一张照片。章在照片上题白话诗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口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胡也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章：“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两边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请客，章士钊、胡适、陈独秀均在座。胡当面对章说，你的文章不值一驳，章听后并不生气。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章士钊当教育总长的任上，他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老朋友沈尹默公开声明与其断绝关系，指章为罪人，天诛地灭云云。鲁迅更是在文中骂章士钊为“章士钉”。后章士钊辞官到上海当律师，沈尹默也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到上海卖字为生。章曾致信沈说：昔时骂我者爱我，昔时爱我者害我，历史如鉴，于今兄辞去校长职甚是也。沈尹默得信后，尽弃前嫌，两人在上海过从甚密。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后来被捕，章还当过陈的辩护律师。
古文家刘师培与今文家崔适是学术上的论敌。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校内的住所门对门，朝夕相见，每逢遇见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讲台上，即是另一个样子，相互间极尽攻击之辞，毫不留情。
上世纪30年代初，陈西滢说：“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
鲁迅曾当着叶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后来叶将鲁迅的话转告郭沫若，郭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鲁迅逝世后，徐懋庸送去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梁实秋说：“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抗战前夕，一次梁实秋和罗隆基去清华访潘光旦，顺便到隔壁的闻一多家坐坐。闻一多对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荣，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抗战期间，艾青、何剑熏和路翎一度都在重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教书。何喜欢抬杠，一次指责艾青大男子主义，经常发表一些不尊重女性的言论，侮辱女人。艾青辩解道：“我的妻子是女人，母亲是女人，难道我能不尊重妻子和母亲吗？即使不免跟妻子闹矛盾，骂妻子，我可从没有不尊敬母亲。”何剑熏反驳说：“难道那些侮辱女人的人的母亲是男人么？”后两人彻底闹翻，何剑熏离开了育才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哀沈阳》的诗句曾被传诵一时：“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诗句所述并非实情。台湾作家高阳晚年回忆，他曾见过年已80岁的名叫朱湄筠的朱五小姐，朱五告诉他一件事，说一次席间应酬，见到了马君武，于是端着酒杯过去敬酒：“您是马博士马君武不是？我就是朱五。”马顿显窘态，不俟终席而去。
鲁迅有一次提起成仿吾时说：“他要毁灭我，我如何能忘记了呢？”“只要有成仿吾把在艺术之宫的门口，我是进不去的。”
林语堂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1932年，为营救牛兰夫妇，由柳亚子领衔共36人具名致电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要求放人，半个月后，居正的批示寄到柳亚子寓所，有“该柳亚子等”的字样。柳亚子遂致信鲁迅等签名人通告此事，并说：“觉生（居正字）是同盟会的委员，又是南社的社友。照南社中的资格讲起来，我还是社长呢，而且彼此又是老朋友，他做了司法院长，居然‘该’起我来，那真是院长不可为而可为了。”
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夫妇住北平总布胡同，金岳霖住梁家后院。一些学术界的名流常来聚会，让这个院子渐渐成了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文化沙龙。林徽因则在这个文化沙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冰心后来写了篇题为《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有如下描述：“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臂肘倚着靠手，两腿平放在一边，微笑着抬头，这种姿势，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包括林徽因本人在内的很多人据此认为，这是冰心在影射和嘲讽林徽因，李健吾回忆：“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但冰心1992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原型）是陆小曼。”
胡风说：“有一次鲁迅感慨地说：茅盾喜欢说‘阔气话’。这是他和茅盾相交十多年的一个小结论。”
1927年6月，鲁迅在提及蔡元培时说：“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有时也不免让胡适的圈子之外的一些人心生妒嫉，梁宗岱说：“胡适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我们的学风，做学问既不扎实，又不诚实，一味赶时髦，求虚名。”
1926年11月，罗振玉致函王国维：“弟、公垂交三十年，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致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翁文灏与李四光不和，丁文江活着的时候，曾试图调解两人关系，但翁不接受调解。
顾颉刚和颜文樑是发小。两人原本关系甚密，某日不知为什么闹翻，打了起来。顾颉刚一急之下，抓着颜的手腕就来了一口。多年后，颜向郑逸梅示以伤疤，郑说：“虽经数十年，痕迹犹留腕间。”
1923年，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
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桂林。首部《鲁迅全集》出版后，寄到桂林，宋细读一遍，编了一册《鲁迅语录》。后来，曹聚仁到桂林，宋问曹：“为什么鲁迅没骂过你呢？”
杨石朗曾投贺天健门下学画，贺对杨颇为器重，甚至视杨为自己的唯一继承人。但杨石朗后来见异思迁，见吴湖帆这边香火旺盛，便改投吴门。贺极为愤慨，自然也迁怒吴湖帆，遂与吴绝交。
康有为曾赋诗称赞林纾的翻译，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到康有为的诗，指斥康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不认识的“译才”。
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我们的主张》的宣言，蔡元培、梁漱溟、李大钊等15人参与讨论并署名，后梁启超、林长民等看了很不高兴，林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排斥我们？”
1934年，巴金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抽掉了季羡林投来的《兔子》一稿。这让季羡林大为不满，他在1934年3月25日、26日的日记里接连写道：“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得起他们呢？”“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李）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但因而也看出究竟。”
1923年7月19日上午，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一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此前的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当天日记记：“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自此兄弟失和。而周作人信中所指，被说来说去，猜来猜去，至今仍是个谜。
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16．年节
1912年1月1日，民国诞生。这一年，叶圣陶18岁，住在苏州。当天下午，他和顾颉刚等两三友人到观前街闲逛，日记里有“风狂云黯，市静人稀”的描述。日记还特地注明：“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叶与顾的交情，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顾颉刚病逝。一个多月后，民国迎来第一个春节，叶圣陶又在日记中写道：“岁岁元旦，观夫融融之日，油油之天，每以意象之觉殊而另有一种境况。此境况今日亦觉得之也。”与叶圣陶同岁的吴宓，当时正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他在大年初一的日记里写道：“晨，为《水调歌头》一阕，殊不惬意。午无事。晚，及李君伯愚并仲侯、君衍捕雀为戏。嘻，此亦新年之常例。”
1917年除夕，时鲁迅居北京城南绍兴会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陈济堂曾是广东实力派人物。俗语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亲朋中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