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举起右手要求发言，被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使劲按住。我决不能让莫须有的罪名枉加于一位真正的战士身上，况且他将被害死。我挣脱他俩，站起来说，李玉亭是在陕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带领40多人，3挺轻机枪，20余支捷克造步枪，从敌高桂滋部起义过来的。参加红军以来，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对战士关怀备至，被全团官兵誉为“士兵老李”。在这次劳山抗击战中，他率领全营战士始终冲锋在前，不幸被炮弹炸昏后，醒来又投入战斗。全团的人都可证明他的坚强勇敢，身先士卒。他在开阔地带，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进，快步冲锋，只能说明他能见机行事，有勇有谋，怎么会是“贪生怕死”？规定我们抗击1个小时，我们坚持了5个小时，全靠和李玉亭一样勇敢顽强的指战员的奋力拼杀。他只有功劳，决没有罪。
会场一时大乱。个别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者指着我喊：“你保护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应该一起枪毙！”我怒火中烧：“如果应该枪毙，就枪毙我好了！我是团政委，营的行动都是听我指挥，和李玉亭没关系……”
大会难以为继，只见刘志丹与徐海东交谈了几句，高岗宣布：祝捷会就开到这里，李玉亭的问题等调查清楚后再作决定。
李玉亭的命虽保住了，但二四一团参加本应是庆功大会的与会者，人人自危，造成军心涣散，发生了自杀、逃跑等从未有过的事。有的干部公开提出不懂军事，要求到地方工作。一连指导员贾俊儒说：象李玉亭营长这样既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又能英勇作战的指挥员，差点枪毙，那我这种大老粗，只知冲锋在前，有伤也不下火线的人，早晚还不得给自己人整死？他坚决要求去后方工作。
我当着他和其他干部的面表示：不懂的东西，只要肯用心去学，终可以学到手。大老粗也能成为军事家。但决不能经不住委屈，干革命掉脑袋都不怕，还怕什么？谁要是软蛋，我就不饶谁。如果再发生李玉亭那种情况，我替你去受罚，去受死！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出走的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贾俊儒任团政委，在察哈尔喜峰作战时壮烈牺牲。
“肃反扩大化”给二四一团造成的危害，是组建部队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令人无比沉痛，但这一切并不能动摇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
王家坪会议后，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由十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率领直奔富县南的羊泉原。整整一天人不停脚、马不卸鞍连续行军80华里，只中午吃了点干粮，黄昏时才赶到方圆两三千米不见人烟的孤原上。既无法宿营，又找不到饭吃。人困马乏，饥渴交加。此时又突然发现山嘴的土围子里有不明番号的敌人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命令部队进入战斗。担任前卫团的二四三团与敌人已经发生了猛烈的交战。
我军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地形就仓促应战，遭到了有备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次毫无准备的战斗中光荣献身。部队虽反复冲锋，仍毫无进展。团长李仲英受伤后，政委王国昌只得要求撤出战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众多红军战士的鲜血使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勉强同意了二四三团撤出战斗，以收殓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的尸体。
但是，这一血的教训并没有使这次战斗的指挥员清醒。本应果断地停止战斗，派兵侦察敌情，观看地形再做部署。但他却采取了使人难以理解的鲁莽做法。反而命令二四一团再次向这个土围子发起进攻。
血的事实使我们看清了某些领导者的意图，是欲削弱红二十七军的力量，否则就难以执行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就难以在由刘志丹亲自创建的红二十六军中大规模的消灭异己。我们早就做好在战斗中牺牲的准备，以示对革命的忠诚和清白。
我甩掉上衣，来到担任攻击任务的二营。由于地形开阔，又毫无战前准备，部队反复冲锋无效，伤亡很大。二营营长只得率领剩下的战士退到沟道里。我亲自率领警通连50余人继续攻击土围子。在距土围子30米左右的地方，我头负重伤，昏厥过去。事后才知道是警卫员白金富（后改名白锋）不顾个人安危救下我，并追赶上撤下来的部队。
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土围子里的敌人是东北军一O七师的4个营，由高富源指挥。仅轻机枪就有100余挺，在百米开阔的地段上，设置了几层火力网，使我进攻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组织进攻。幸而夜幕降临，敌人未敢发起反冲锋，否则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笼罩下，最终他们逮捕了以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将他们关押在瓦窑堡秘密监狱里。同时，於洛河川下寺湾屠杀、活埋了若干二十六军基层干部和地方干部（究竟处死多少人，只有十五军团保卫局长戴季英知道）。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参谋长任浪华因鼻孔中被灌辣椒面和香烟面而致死。
如此残酷对待革命者的倒行逆施，仅1个月，使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唯一屹立在西北的苏区，在1935年就全国而言也是最大最牢靠的革命根据地，变成阴沉黑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令人悲愤的恶劣局面。
“自己人”造成的危机，不同于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后者敌我分明，革命者敢于义不容辞的进行坚决斗争。“内部恐怖”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操纵者常以“真革命”自居，挥动手中的权力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容辩白，不经审讯，致使许多革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肃反”扩大化，造成根据地极大的政治、军事危机。至今想起仍令人悲愤不已。
我负重伤后，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不同意我到后方治疗，要求我继续留在部队。他们暗示我，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一起。他们同时说服了在这次战斗中也负了伤的参谋长路文昌。我们伤势虽重，但都没有去后方医院治疗，仍带着重伤，指挥部队攻打富县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
●榆林桥战斗
榆林桥守敌是高富源指挥的东北军一O七师的4个营。羊泉原战斗后，他们驻守此地，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所据地形易守难攻。东面紧靠东山制高点，我军虽已攻占，但不利于扩大战果，因敌人在西城墙的火力完全可以控制从东山向下攻击的部队。靠西面洛河相隔，东西两面火力完全可以封锁我进攻部队的前进道路。北面是从甘泉向南的公路，公路左侧的魁星楼是敌人一个居高临下的支撑点，一个营用轻重武器配备在此地段。南面是通富县的公路，是不易接近的开阔地。在我军可能进攻的方向，敌人都配备了严密的火力，构成火网。
军团的战斗部署是：七十五师攻占东山，攻克制高点后继续扩大战果夺取榆林桥，七十八师占领西山，攻击敌西城墙，八十一师从北面沿公路相继夺取魁星楼支撑点。
10月25日拂晓发起总攻。七十五师首先向东山发起攻击，占领东山制高点后，由于前进的攻击地段全部暴露在敌人密集火力之下，部队数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西山攻击部队，由于东山受阻，没有渡过洛河的机会。这时，天已大亮，军团长命令八十一师沿公路、依靠东山的起伏地形，接近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附近。由于敌人防守火力密集，在距该地300米左右的隐蔽地时，师部命令我团停止前进。贺晋年到临时指挥地点观察地形和敌人火力配备等情况。我也立刻来到前沿。此时贺正拿望远镜观察敌情。当他弄清了敌人火力配备、选定了我军进攻路线后，高兴的不得了，低声商量：“老李，咱们拚一死战，就能夺下魁星楼制高点，打开一条东山部队进攻的路线和西山及北面部队的道路。我掩护，你带二四一团攻击”。
“但部队人多展不开，会误事。最好由一营一连担任第一梯队的攻击任务，连长路智川，作战勇敢，行动神速。”
“好！你立即去组织攻击部队，完成后以包头的白毛巾左右摇摆为联络信号”。
我和才由二十五军派来4天的叶团长，利用紧靠东山1、2米的隐蔽地集结攻击部队，给王思温营长，薛毓瑞政委，路智川连长交待了攻击任务，严肃命令：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如果畏缩不前，严惩不贷。
贺晋年看到我们发出去的信号后，端起一挺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把敌人搞懵了。我乘机带领路智川的第一连猛冲过去，跳进敌人的工事，展开了白刃战。只用了1、2分钟就打开了缺口，为掩护北面部队的攻击开辟了道路。此时第二梯队已紧跟上，我们边打扫战场边重新组织攻击队伍。不幸，叶团长在观察西城、南城、北城和榆林桥街道时，被敌人从隐蔽的房屋中射出的轻机枪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我们以当地最隆重的葬礼埋葬他，并立碑于榆林桥东山根，以示永远的纪念。
战友的鲜血激怒了全团指战员，乘敌混乱，我们猛扑向榆林桥街内敌人占领的居民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逐屋逐街夺取了北半个城区街道。这时东山、西山的攻击部队乘胜攻下南墙并堵住了向富县逃窜的溃敌。我团二营营长贺吉祥带领部队由北向南冲进街道。这一仗歼灭了高富源率领的4个营，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千余支，电台一部和其它战利品。
这次战斗中，友军俘虏了高富源。军团根据军委的指示派专人将他护送到瓦窑堡。经短期启发训练后，由我团派干部将他护送到富县茶坊，转回到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部。高富源从此成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执行者，在“双十二”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八十一师进行了彻底改组：师政委张达志调军团部任民运部部长；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转到地方工作，团政委李宗贵调师部负责党务工作；二四三团政委王国昌转地方工作，该团两个营长孟寅生、李学臣下落不明。连排干部大部分进行了撤换。
随干部的调动，兵力武器也进行了调配。二四一团所属五个营被调走两个营。我团的装备原本比较精良，一色捷克式轻重机枪、步枪，后每连调出三挺轻机枪，重机枪则全部调走……
原七十八师的许多党政军干部更加不幸，竟遭到屠杀、活埋的残酷待遇！
在革命根据地被“围剿”的险恶形势下，陕北红军屡建战功的主力部队就这样几乎被解体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究竟谁对谁错，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后我才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力量都是被他们这样葬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同样应该对造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事实负责。他们又在重演中央苏区的悲剧。这场政治“黑雾”，使我第一次感到无所适从，陷入从未有过的苦恼之中。但作为军人，服从上级命令是天职。我接受了新的任务，并尽力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和苏区群众的安定工作。
事后我了解到，许多安排都是新任八十一师政委的主意。在师部驻甘泉以南的窑店子村时，他曾派组织科长和宣传科长监视我的行动。在共同艰苦的斗争中，这两位久经革命锻炼的同志，逐渐了解了我，信任了我，并尽力帮助我。我不计个人恩怨，义无反顾的遵照志丹曾对我们的要求，做了大量善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