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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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军事家徐海东 —３２３—
徐海东同志交代了任务，命令红十五军团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与张、杨部队共同打退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我们从甘肃海源急行军向陕西进发。 过去在我印象中，徐海东同志是一员虎将，他由于小时家穷，没有很好地上学，后来又投身军旅，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青山大学毕业”
，只是粗识文墨。 但他对知识分子却极尊重。 这次我们率部进入东北军、西北军防区，与友邻配合作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开辟对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还要和东北军，西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建立友谊。 徐海东同志谦虚地对我说：“做统战工作要依靠你老弟和李克农同志，你是我的高级参谋。”沿途，我们共同分析将要接触的东北军、西北军上层人员的经历和心理，并研究了对待的原则与方法。 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路上都得到东北军、西北军有礼貌的热情接待，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告诉我们：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现在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你们要迅速开到商州，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以全力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 我们的到达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感到有所倚恃，他们极为兴奋。 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时惊喜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他把自己的警备旅也临时拨归我们指挥，还主动地送给我们一批弹药。 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见到我们红军的态度那样和蔼可亲，纪律那样严明，大家都欢欣地奔走相告说：“好，好，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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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一面调派３０～４０个师分５路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 我们担负防务的商、雒方面，是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共有４个师的兵力。我们迅即赶到商州，抢占了城北高山，控制了商州城，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我军开到商州，在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威胁。 卫立煌得知东北军和西北军有红军作后盾，打起来对自己不利，便连夜后撤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根据谈判划定的防区，红军仍回陕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发来电报，令我们立即撤退，并限定在３天内撤过渭水。 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了渭水，经邠州、长武，开回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红军开到商、雒一线威胁国民党军侧翼这一军事行动，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政策和有力措施，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结束了１０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时期。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这时，我被调回党中央工作。 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军９路围攻的战役。１９３８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和王震同志再次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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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１９３９年，党中央派他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皖东，劳累病倒在战场上。
五、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过１１年窑工的徐海东，从小饱受旧社会的欺凌。深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使他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 徐海东同志１９２５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学校里锻炼成长，一生中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 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是我军有名的虎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徐海东同志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二十五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 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红十五军团要向一军团学习，主动要求中央派干部到十五军团加强工作，对调来的干部都极为尊重和团结。 我在十五军团工作时，他和我团结合作，相处亲密无间，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后来，红十五军团的政治工作、士兵工作、对敌军工作等都作得和一军团一个样。 徐海东同志是从当士兵逐级升上来的，作战时身先士卒，对部队各级情况都非常熟悉。 他曾９次负伤，身上留下１７处伤疤，深知伤病员的疾苦，每打完一次仗，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伤病员，一一慰问，协助解决各种困难，体现了上级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深得指战员们的信任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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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同志一心为公，严于律己，为人正派，秉性耿直，生活艰苦朴素，待人满腔热情。 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刚到陕北时，供应比较困难，徐海东同志得知中央需要现金，即命供给部长把十五军团仅有的７００元现金中的５００元上交给中央，并把一批布匹、药品、武器、弹药送给一军团。 在当时物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这种识大体顾大局，不搞本位主义和小山头的高尚品德，使中央同志深受感动。 他平时个人生活节俭，严格要求自己。１９３９年，他由华北前线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身体状况很不好，他的爱人周东屏同志又正生孩子，加之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很困难，他们生活非常艰苦，而他却咬紧牙关，从不向组织伸手。 当我得知后，代表中央照顾了他们一点急需的物品，帮他们渡过了困难，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但他却认为是不应享有的待遇，深感不安。他经常感叹地说：“党组织和战友们对我照顾太多了。”
徐海东同志重病３０余年，但仍然始终关心国内外大事，顽强地坚持看文件、看报纸、学习马列主义。他不顾病躯，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任务，忘我地为党工作。 他从不谋取个人特权，不争个人名利得失，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争正副职、争高低是耻辱。”
１９６０年，徐海东同志在广州养病，董必武同志去看望他。见他房中桌案上、床头上散布着书籍、报纸，谈话中听他对各种问题有精辟的见解，董老欣喜地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这么多年，一点也没有落后形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公然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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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险毒辣的手段，从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对徐海东同志严加迫害和打击。 面对这一伙反革命丑类的横行肆虐，徐海东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１９６９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更加紧了对徐海东同志的残酷迫害。他们欺上瞒下，强令久病卧床的徐海东同志限期离开北京，迁往郑州，并指使他们在河南的死党在食宿、医疗上采取卑鄙、毒辣的手段，欲置徐海东同志于死地。 徐海东同志病情迅速恶化，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５日含恨去世。这样一位好党员、好同志，几十年挥戈跃马，驰骋疆场没有死；几十年与严重疾病顽强搏斗没有死，却被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迫害死了。 他在生命垂危时沉痛地说：“我是林彪害死的。 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识破他们！”
徐海东同志逝世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悍然封锁消息，妄图在人民的心中抹煞徐海东同志的光辉形象。 但是，历史总是由人民写成的，人民终于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党中央为徐海东同志革命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都被推倒了。 今天，林彪、江青这一伙反革命元凶巨孽已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接受人民的审判，徐海东同志九泉有知，当会开颜欢笑。 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勋会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铭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里。 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原载《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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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日
我们征集文史资料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们藏诸名山，秘而不宣，而是要通过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为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史料来阐明我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各方面历史的生动具体情况，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历史科学是一门很严肃的科学，文史资料应该是过去客观存在的历史的真实反映。 撰写文史资料必须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尊重历史，忠实于客观事实，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 古代中外的一些历史巨著，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流传至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真实。在文中资料工作中，“左”
倾思潮和封建意识的影响还相当普遍，它不仅是十年浩劫的产物，而且由来已久，影响极深。 牟小东同志写了一篇《陈独秀逸事》给一个刊物，编辑心存顾虑，不敢发表。 云南濮清泉老先生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内容翔实丰富，但连内部发行都不准。 历史是在发展的，人也是发展的。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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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９２３—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陈独秀是我党创始人之一，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说他是“思想界的明星”。在“五四”
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领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人们称之为“南陈北李”。对陈独秀的功过也要作分析，他也有个历史发展过程，不能笼统简单地否定。 广州的同志反映，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是最早的两广区委书记，是我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 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反对老子（陈独秀）的观点，后来被反动派逮捕，壮烈牺牲。 但是，写广东省党的历史从来不提陈延年。 有的同志议论说，这是搞封建株连，是形而上学。 可见，在“左”的思潮流毒和封建意识影响下，要做到“存真、实事求是”是很不容易的，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这也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在某些方面，我们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