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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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复可恨？天下之乱，从此始矣！”祸不单行，是年年底，荣德生三子荣伊仁因飞机失事身亡，又是一次打击。两年间，亲历绑票案和侄子入狱，在权力倾轧下，多年来的所有努力如此不堪一击，这位73岁的老人心中有着怎样的郁结？

世殊时异，1948年，荣宗敬去世十年，荣氏复兴失败，未来成谜，不知漂向何方。

第四章　抉择

引言

1949年，荣氏家族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均走到关键的路口。

形势日益明朗，国民政府仓皇逃往台湾，大批商人随波逐流，席卷钱财四处奔命，荣氏一族数百人迁往海外。荣毅仁幸免法院提审，但摆在前面的问题并不轻松，何去何从，迷惘渐生。

与其说重振家族事业的雄心令荣毅仁心生留意，不如说新政府的和善态度打动他。荣毅仁选择留在大陆，他年迈的父亲荣德生更是放话“决不离沪”。父子二人的这个选择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荣氏企业的命运。此后，荣毅仁的一系列选择看似身不由己，其实都包含着明显的个人倾向。

如果说荣氏最初还有“委曲求全”之意，那么1959年主动北上到纺织工业部就职，就显示出时间对个人心态造成的微妙改变。选择政途的荣毅仁发现一条实践产业梦想的阳关大道，在半个世纪之后将国产棉纱重新打入西方市场。于是，我们知道，他本质上始终还是一名商人。

军粉霉烂案

更让荣德生揪心的是，四子荣毅仁被卷入“军粉霉烂案”，被国民党政府告上法庭，名誉折损，前途未卜。

出生于1916年的荣毅仁是荣氏后起之秀。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21岁时从上海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茂新面粉公司、上海合丰企业公司、大新贸易公司、三新银行历练。从小耳濡目染，荣毅仁继承了父辈的经商天赋，又因聪颖、练达，迅速从同辈中脱颖而出。

荣毅仁亲眼见证了家族事业的衰落，立志复兴荣氏基业，而时代洪流下的特殊机缘也将他推向前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收复大片失地，但连年战乱，粮食空前紧张，危机重重，当务之急是恢复供应。然而，以政府名义大规模收购，一者政府人员多属外行、不懂市场，二者动静太大，可能产生不良社会效应，刺激粮价上涨。于是，国民政府粮食部建议让面粉商出面代购。

国民党高层通过了这个方案，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亲自召见荣毅仁，询问意见。

时年30岁的荣毅仁彼时担任茂新二厂经理，这家工厂被日商以“合作办厂”的名义接管多年，在战乱中遭受重创，荣毅仁接手后采取贷款修机、代磨存麦、抛出栈单等措施，使之迅速恢复活力。

荣毅仁正欲趁机扩大战果，于是接受宋子文的建议，代表茂新与粮食部签订协议，以茂新名义收购小麦。因利乘便，茂新面粉公司迅速控制淮南地区麦源，并低价购入日本人遗留的大批原麦。

当其他面粉厂还在为原料发愁时，茂新二厂加速生产。在品牌效应催化下，“兵船”面粉迅速占据市场份额，带来滚滚财源。同时，荣毅仁还利用政府贷款，恢复重建被日军毁损的茂新一厂、三厂，“茂新系”走向复苏。在荣毅仁领导下，荣家长期不景气的面粉业呈现久违的繁荣。

荣毅仁希望将王禹卿掌控的“福新系”重新纳入荣氏轨道。重建茂新的同时，他以竞争者姿态对福新构成强大威胁，竞争中，无论麦源、资金，还是市场、销量，福新都落于下风。年老体衰的王禹卿自知无趣，主动让步，请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出任福新副总经理，交出福新控制权。

恢复家族面粉事业之时，荣毅仁名誉鹊起，成为荣家第二代中的领军人物。但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不难发现，荣毅仁重振荣氏声誉，关键是有国民政府背后撑腰。年轻的荣毅仁不自觉地被卷入政商博弈，而以往的经验表明，政商交易，政治的索取性远远大于付出性，企业最终会被权力驱役。

在小麦收购过程中，荣毅仁始终极力避免利益交换，从不接受贿赂，但既要达成交易，就不可能逃脱权力掣肘。国共战争打响不久，粮食部部长谷正伦的命令便送到荣毅仁手中：将所收小麦制成面粉，每100斤小麦，除去杂质，出二号粉37斤，专供民用，出统粉37斤半，专供军粮。当后来小麦只剩2万担时，为确保军粮，国民党高层下令，将小麦全部制成统粉，每100斤小麦出粉80斤。

面粉制成后，为避人耳目，粮食部按1∶1比例，用洋粉与“兵船”粉交换，输送前线。

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党内互相推诿指责，寻找替罪羔羊。宋子文遭弹劾下台，但他毕竟根基深厚，又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无人敢动，于是便将罪名扣到荣毅仁头上，指责他卖给政府的面粉腐烂发霉，致使前线士兵食用后拉肚子，进而导致东北战局的失败。

当年晚些时候，荣鸿元刚刚出狱，荣毅仁便被提起公诉，并且，“误党误国”的“罪名”显然要比堂兄严重很多。

彼时，荣毅仁6岁的儿子荣智健已到记事年龄，整日看到父亲愁眉苦脸非常不解。直到长大成人历经磨难，荣智健才解个中情由，“那时候我父亲经营面粉厂，我们厂（出产）占到全国接近一半的面粉，那时候军队也要定军饷，就是在我们厂里边定的。那么我父亲那时候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面吃到的是什么呢？都是黑的硬馒头，就是层层扣押的。反过来再追究责任呢，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这时候又要筹钱，又要去摆平这个事，又要有一笔勒索敲诈的花费”。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后方摇摇欲坠，高层开始寻找后路，官吏们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地方法院向荣毅仁提起公诉，当局趁机勒索巨额赔款，扬言如若不从，定将在首次庭审时将荣毅仁拘押。荣家被迫送上黄金10条、美元5000，合计1万美元。

时代风云激荡，个体飘摇不定。从1946年到1949年，短短三年，荣德生绑架案、“荣鸿元事件”及如今“军粉霉烂案”，荣家先后折损数百万美元不止，钱银事小，声誉受损事大。一心复兴祖业的荣毅仁见此光景，雄心壮志备受打击，重新思索出路，而这时候，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上海解放，荣毅仁绝处逢生

荣毅仁坐困愁城之际，上海战役打响了。

1949年5月12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飘荡到上海外郊。步步胜利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20万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大战在即，这座工业城市面临空前灾难。

但攻方并不想对上海造成破坏，高层指示尽量保存电力、工厂、交通等设施，总指挥陈毅将之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于是改用宣传攻势，在地下党配合下，从内部瓦解，将守方主力调出市区，再予打击。仅半个月时间，上海即宣告解放，基础设施基本完好无缺。

按原计划，5月25日是庭审荣毅仁之日。而4月23日，南京即被解放，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国民党高层退守台湾。大敌当前，国民党余部人心惶惶，均在寻找后路，反而放过荣毅仁一马。两天后，5月27日，当上海解放的消息在广播中反复播放时，荣毅仁意识到灾难过去了。

然而，他并未放松警惕。新的难题出现了——究竟留守上海，还是像其他亲族那样远走高飞？

饱经动荡的商人们对战乱异常反感，本能地排斥动乱，但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们居然在和平面前退缩了。长期宣传形成的固有印象让他们对新政权充满警惕，很多人明白，资本家的身份将在日后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其留在大陆，不如远赴他乡，保全性命于乱世。

早在1948年前后，随着国内战争的日益明朗，上海商业界部分未雨绸缪的企业家便开始寻找出路。

风气激荡，1949年，李国伟采取“拆、抽、截”计划，步步为营，将申四资产转移至香港，并向英国当局注册九龙纺织工业有限公司九龙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即为申四在香港注册的股份公司。英国当局规定，新公司注册需股东在户，注册后方可生产经营。为此，李国伟假托英商信昌洋行为大股东，自己担任董事长，但公司成立不久，李国伟即丧失管理权，最后落得“鸡飞蛋打”的下场。苦心经营的企业被白白葬送，李国伟有苦难言，失望之余返回大陆悉心经营余存各厂，并积极接受公私合营改造。同年2月，荣鸿元将国内资产转让他人，到香港开设大元纱厂。荣尔仁先与宋子文在广州组建第二纺织厂，后亦出走。荣氏亲族大多选择香港为中转站，随后迁至海外，如荣研仁经香港转到泰国，同时带走大量资产。据不完全统计，荣氏一族裹挟至海外的棉纱、棉布、黄金及各种外币，总价值不低于人民币1580万元。

以荣氏企业规模之大，足以影响一国之经济正常运行。荣氏大量出走，极大削弱了内地的经济力量，同时对存留企业构成重大打击，由于资金困难，很多工厂陷入财务困境，开工不足。

而这些散布世界各地的荣氏子孙各安天命，挣扎日久，大多事业有成，成为当地的商贾名流。犹如一条大河分流为若干道支流，荣氏一门从无锡、上海发源，将祖先经商哲学带至全球各地，散播开花，最终形成汪洋之势。所以，留下者固然可叹，出走者未必无憾。

官司羁绊，荣毅仁对国民党政府失望之极，但对未来局势，他同样没有十足把握。解放军进城前夜，荣毅仁下令全家人都睡楼下，因为怕中流弹起火，他则在客厅坐了一夜，耳听得枪炮齐鸣。

第二天清晨6点，公司一个厂长前来报告消息，荣毅仁得知“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走路没事”。疑惑之际，荣毅仁决定亲自上街看看。他开车出来，驶上马路，“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

一路行至成都路浦东大厦时，荣毅仁被一名解放军拦住——“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那一刻，荣毅仁忽然心生触动，联想到欺压百姓、压榨商人、勒索钱财的国民党军队，不禁感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留下来的信念开始占据上风，不久便将送到香港的妻儿接回上海。

荣德生：“我非但决不离沪，且决不离乡。”

如果说撤沪赴港是荣家人眼中的大势所趋，那么在熙熙攘攘的声音中，荣毅仁至少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安慰和支持。已经74岁的荣德生不打算出走，况且，他也没有年轻人那样的旺盛精力了。

终其一生，荣德生都未出国，尽管不乏借道香港的经历，但他早已识破人事艰辛，看透事业成败，胸襟更添一丝豁达。荣德生生性淡泊，对他来说，无锡乡下的田园瓦舍胜过香港的钟鸣鼎食，上海工厂的机器轰鸣不输于海外环佩叮当。与其流亡国外，不如终老故土。退一步讲，即便在海外老有所成，脱离家国民族概念，便如无根之萍，终究杳然不知所踪。

因此，当子侄辈纷纷劝他外迁时，荣德生态度决然地说：“我非但决不离沪，且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住。”不过，倘若因此就认为荣德生对共产党信任有加也许并不符实，他之所以留下，更多的是对故园的眷恋而非其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抱有起码的谨慎，所以他才派人去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