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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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族”。
在胡润的统计中，荣智健的财富主要是中信泰富股份。得益于楼市、电力、基建方面的投资回报，中信泰富在2001年后业绩迅速回升，当年收入22亿美元，按荣智健18。82％的持股比例计算，个人年收入超4亿美元。若算入股价市值及其他个人投资，恐非《福布斯》杂志所公布的8。5亿美元所能涵盖。
这时的内地社会，似乎并不欢迎首富，或者说，急转直下的舆论氛围让富人阶层感到逼仄和压力。
2002年，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查报告广为传播。当人们谈论起富人时，“偷税漏税”、“为富不仁”成为应用最多的词汇。伴随激烈声讨，各种不利数据都指向他们，富豪非正常死亡、入狱频现，并牵出一条条“大鱼”。“权贵资本”遭遇质疑和声讨。一时间，富豪们变得保守起来，极尽低调隐忍之能事，甚至有人对制作财富榜的胡润发出恐吓，希望不要把自己排列到榜单上。
身在香港的荣智健有能力远离喧嚣，工作之余，他或者与李嘉诚、郭鹤年等球友去维多利亚湾挥几杆高尔夫，或者乘坐私人飞机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亦或在香港的豪宅中享受天伦之乐。
内地媒体对荣智健这种挥金如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指手画脚，荣智健却满不在乎地说：“由他们讲吧。我喜欢住舒适房子，喜欢音乐、高级音响、汽车、船、钓鱼，还收集古董和字画。在我自己条件许可范围下，那有什么不对？我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出身嘛！”还有人置疑他的财富来源，对不断增持中信泰富股份颇有微词，荣智健理直气壮的回击：“我已协助中信集团把资产从2。5亿港元增加到差不多250亿，我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自己的资产翻一番，翻几番呢？”
说这话时，荣智健依旧笑容满面，不动声色，似乎只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普通老人。只有那满头标志性的白发，谈笑间暗藏的机锋，才有可能让人将他与国之首富联系起来。
国泰、港龙再起波澜
商场如战场，作战时机至关重要，被广泛信奉的一个道理是：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言外之意，是说在利益面前，朋友也可能成为敌人。这至少在国泰、港龙两家航空公司身上可以成立。
和睦相处十余年后，国泰航空与港龙航空的矛盾再次爆发，“导火索”是内地航线。
1989年，荣智健调整旗下航空业务结构，国泰将北京、上海等内地航线让给港龙。随着大陆经济腾飞，航运市场空前繁荣起来，内地航线成为利润丰厚的“香饽饽”，每年为港龙航空赚取巨额利润。
毕竟是多年的对手，国泰、港龙虽同处一面旗帜下，虽已尽量避免业务交叉，仍免不了暗中钩心斗角。眼看港龙航空业绩飞涨，国泰航空妒意顿生，2003年单方面撕毁协议，开始与其争夺内地航线。
争夺的焦点放在北京、上海、厦门三条热门航线。2003年3月21日，国泰航空向香港空远管理局申请三条国内航线的经营牌照。在港龙航空拥有的18条内地航线中，上述三条航线赢利能力最强，国泰毫不避讳地直接争夺，势必引起港龙方面的强烈阻挠。
港龙航空将国泰航空告上香港最高法院，诉讼理由是，《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间航空运输安排》规定“一公司一条线”，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基本法》第131条：“提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往返航班，需由中央政府以及特区政府磋商安排。”
当初港龙初创，国泰曾以“一公司一条线”为由，阻挠港龙涉足内地航线，如今两者位置调换，耐人寻味。
但事情并非两家航空公司单纯争夺航线那么简单，如果没有明确的倾向，国泰与港龙共同股东中信泰富岂能容忍两家“内斗”？而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中信泰富不断增持国泰航空股份，减持港龙航空股份，相应地，中信泰富在国泰取得的收益也高于港龙贡献的利润。
牌照争夺战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利益分歧，根据现有资料还无法清晰梳理得知，但结果却颇能说明问题。2003年年底，国泰航空如愿以偿，获得香港至北京、上海和厦门三地的空运牌照。以香港社会对法律的重视，港龙航空搬出上述规定、条款居然不起作用，此案之复杂可见一斑。
国泰开通北京、上海、厦门航线后，港龙客户严重分流，每年因此损失5。5亿港元。
事实上，扶植国泰是中信泰富进行航空业务重组的一部分。随着竞争加剧，荣智健感到有必要培养核心竞争力，以对抗海外航空巨头。荣智健雄心勃勃地构建东亚航空版图，意图占领客运、货运市场，国泰航空正是荣智健打出的“客运王牌”，而“货运王牌”乃是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由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都机场、中信泰富三方共同投资打造的“航母级”航空货运公司。国航以飞机、发动机、库房等资产出资，拥有51％的控股权，中信泰富以5亿人民币现金入股，持股25％。荣智健对合作寄予厚望：“国航有飞往世界各地的国际航线，经营50余年的经验、优秀的管理班底，这是合作基础。而我们（中信泰富）有充足的资金，所以我们的公司会有前途。”
中信泰富涉足航空货运，不可能没有得到中信总部的首肯和支持。关于这一点，2004年1月5日，一向低调的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中信泰富未来的主营业务仍然是电力和基础设施，但集团将全力支持中信泰富参股国内各大航空集团，母公司会把与国内航空集团如东航、南航等合作及洽谈入股的事宜全部交由中信泰富去做。”
当时，“非典”阴霾消退不久，各航空公司还没有完全恢复生机，中信集团趁机将中信泰富推向前台，重整国内航空资源。当然，直接收购或兼并重组，均离不开荣智健的资本运作和资产整合能力。
中信泰富参与组建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的消息抛出不久，航空业内人士即指出，“荣智健显然有更长远的打算，比如说未来参股国航”。而这正是中信泰富的下一步“棋路”。
2004年年底，国航成功登陆香港股市，随后国泰航空斥资仅27亿港元，收购国航9。9％的股权。彼时，因资本运作，中信泰富持有国泰航空股份25。74％，太古集团以46。5％持股量为国泰航空控股大股东。
此后，国航与国泰航空不断增持双方股权，形成互相参股之势。2006年夏，国航收购太古集团及中信泰富所持国泰航空10。16％股权，持股量上升至17。5％。与此同时，国泰航空增持国航至20％。而国泰航空以82。2亿港元收购港龙航空，将这个“老对手”变为旗下全资附属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交易离不开中信泰富的推波助澜。其时，荣智健将业务重心调整至房地产、电力和钢铁三大板块，意欲转离航空业，出售国泰和港龙股权，先后套现20亿港元现金。
悲剧的种子
在中信泰富调整后的业务版图中，钢铁板块属于后来居上者，动作最大，也最引人瞩目。
钢铁板块启动于2003年，彼时“非典”带来抄底机会的同时，对中信泰富的航空业务也形成难以避免的冲击。无论国泰还是港龙，客流均大幅减少，荣智健整合旗下业务之余，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点。
当时，在汽车、机械、基建、家电、房地产等行业带动下，内地钢铁产业爆发出旺盛的市场活力。仿佛在一夜之间，大大小小的炼钢厂、钢铁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粗放的姿态迅速蔓延。荣智健被这股“钢铁激流”感染，决意进军技术最高端、利润最丰厚的特种钢领域。
以中信泰富在资本市场的号召力，荣智健轻松筹集到巨额资本，先后收购江苏泰富兴澄特殊钢有限公司、江阴钢铁厂、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深交所上市公司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等多家钢铁企业。2005年，将石家庄钢铁公司收入旗下后，中信泰富在规模上已进入业内第一阵营，一个支系庞杂的“钢铁王国”呼之欲出。但荣智健的计划远不止于此，这只是他宏大产业构图的冰山一角。
2005年，国内几乎所有的钢铁公司都在赢利，营造出一种虚幻而美妙的繁荣景象。或许被一路高涨的钢铁市场鼓舞，荣智健将钢铁定为三大主业之一，他调集航空和电信板块的资金用于扩张钢铁版图。
在收购钢厂的过程中，荣智健开始对实业产生兴趣，那种与生俱来的家族血统在他身上第一次苏醒。这种乐趣不是资本收购、产业重组所能带来的，而与早年创办爱卡的经历有某种微妙的关联。或许是人生第一次，荣智健开始正视实业，意欲将钢铁作为主业来经营。
正如荣宗敬在棉纱厂建成后转向棉花收购，荣智健在集结了一批钢铁厂之后，把目光转向盛产铁矿石的澳大利亚。
经过漫长的谈判，2006年春，中信泰富获得西澳大利亚某采矿区近60亿吨磁铁矿石开采权。该项目包含两处矿山，其中一座名为“Balmoral”，作价约11亿美元，另一座矿山正是后来触发“澳元门”的“SinoIron”。两处矿山足以让中信泰富跻身类似于必和必拓公司之列。
拥有了令人眼馋的超级矿山之后，荣智健又将触角伸至焦炭、运输领域。他马不停蹄地收购山东、安徽两处焦炭厂，为运输方便，特地定购12艘11。5万吨级载重散装货船，来往于澳大利亚和内地之间运输铁矿石。荣智健甚至计划在长江下游一带自建码头，兴建一个铁矿石集散中心。
待一切都准备停当，荣智健忽然发现，澳元汇率变动频繁，倘若不提前采取措施，每年近10亿澳元的外汇开支将成为一个大问题。于是，在花旗、汇丰、渣打等银行游说下，那些后来引发滔天指责的“累计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被签署了……
强人谢幕
世事难料，计划精密的荣智健恐怕不会想到，正是这些外汇合约，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澳元汇率向着预期相反的方向变动，中信泰富被死死套牢，坠入万劫不复之地。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荣智健终生难忘，“白衣骑士”常振明“二次救火”，而他不得不以失败者的面貌出局，尽管体面地选择主动离职，但家族声誉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
荣智健的可悲之处在于，携资本之能进军钢铁实业，最终却无法摆脱对资本运作路径的依赖。他精心布局的产业宏图还未开张，就被翻云覆雨的资本市场掀翻下马。吊诡的是，随后澳元汇率节节攀高，外汇合约带来不菲利益，而“钢铁帝国”开始运转，中信泰富业绩大增。
先行者总是一副失意面孔，以荣智健之强势，亦无以摆脱“历史惯例”。中信泰富业绩回升很大程度被算成常振明的功劳，常振明从“救火队长”荣升“救火将军”，在中信名声大噪，甚至有望出任掌门。
反观荣智健，除了滔滔之口，又有多少人记得其苦心孤诣。落寞之余，只能以“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从头再来。“荣氏企业”四字，不禁让人想起一个世纪前的“三新”财团，这本身即是一种致敬。
也许，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但对于年届70的荣智健来说，未来又能有多少时间呢？
世俗的观点通常将荣智健的败因归结为中信泰富私有化的不力。其实，荣智健何尝不想将其变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