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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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六年，纪晓岚点勘了《王子安集》。王子安即王勃。王勃（649—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隋末著名学者“文中子”王通之侄。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举幽素科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即注《后汉书》的章怀太子）慕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当时京城长安风行斗鸡，诸王子也乐此不疲，王勃戏做《檄英王鸡文》。高宗知道后，认为这是在诱使诸王子争斗，将他赶出了沛王府。他在四川漫游了一段时间后，被补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参军。因恃才傲物，同事们都嫉恨他。官奴曹达犯了死罪，藏在王勃的住所。他怕走露风声，便杀曹达灭口。事发以后，本应处死，后遇赦革职。其父王峙也被连坐，由雍州（今陕西西安市方围：东至渭南县，西至乾县，南至秦岭，北至铜川市）司功参军贬为交趾（今越南河内市西北）县令。高宗上元二年，王勃去交趾探父，渡南海，堕水溺死。王勃六岁时便善写文章。他与李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们虽仍承六朝余习，却又积极倡导刚健雄迈的文风。王勃在文学上的成就尤为突出，特别长于记、序、碑铭体的写作。他的《滕王阁序》是历代传诵的名篇。王勃原有集二十卷，已散佚。今传《王子安集》十六卷，是明末张燮依据《文苑英华》诸书采辑而成的。清代蒋清翊有《王勃全集笺注》，见《全唐文》第一百七十七至一百八十五卷。纪晓岚点勘的《王子安集》即明末张燮依据《文苑英华》诸本采辑而成的十六卷本。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王子安集〉提要》中说：“勃文为‘四杰’之冠，儒者颇病其浮艳”说，并解释道：“‘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指‘四子’也。”他又在此《提要》中引唐代一行僧、段成式、韩愈和宋代洪迈等人推赞王勃的文字作为论据，并进而说：“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绝古今，二甫、韩愈诗文亦冠绝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百战之徒，掇拾语录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动其喙，殆所谓蚍蜉取撼树者欤？今录勃集，并录成式及迈之所记，庶耳食者无轻底焉。”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纪晓岚对王勃的诗文也是极为推崇的。
乾隆三十六年，纪晓岚点勘了《韩致尧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韩内翰别集〉提要》中对韩偓的评价极高：“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纪晓岚点勘的即《韩内翰别集》。他对唐以后一些评家责难韩偓诗风的香艳很不以为然，在《〈韩内翰别集〉提要》中，为此大鸣不平：“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变风变雅，圣人不为，又何必定以一格绳之乎？”
纪晓岚一生评论的书籍，远远不仅这些。这些评论，皆属当时学术前沿的焦点问题，奠定了纪晓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地位，是纪晓岚之所以成为纪晓岚的根本原因。
方圆实战：要隐藏自己处世做人的智慧
势不能为则不为，如果势不能为则偏偏要勉强为之，必然是既不会获得成功，甚或因此忍受失败和屈辱。因此他讲，“连环可解，我不敢；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这是纪晓岚的人生智慧。做人的智慧要隐藏起来，不可向人卖弄，卖弄处世智慧会令人反感。
纪晓岚的朋友何子山先生向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雍正初年，有一道士善于用符降妖。他曾经到西山极深密处，爱其林泉，打算结庵习静。当地人劝告他说：这里是鬼魅之巢窟，伐木采薪者非结队不敢入，甚至连狼虎都不能居，先生应该慎重考虑。然而道士仗着自己有道术，因此并没有在意当地人的劝告。
不久而鬼魅并作，或盗窃其盖屋所用木材，或迷惑其工匠，或毁其器物，或弄脏他的饮食。如果道士行走在荆棘中，总是步步挂碍。如遇到野火四起，风卷树叶，千手千目，应接不暇。道士非常生气，便利用道术结坛召雷将，欲对鬼魅进行讨伐。然而神降则妖已先遁，大索空山无所得。可当诸神离去，则鬼魅数日又集。如是者数回，诸神厌恶道士虚报敌情，再招时便不复应。道士无奈一手结印，一手持剑，独与鬼魅相战，竟为鬼魅所败，被拔须败面，裸而倒悬，遇樵者始得解，狼狈逃去。
纪晓岚因此感叹说：“道士不过是依仗其道术罢了。然而势之所在，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逆；党群之已成，即使是至尊的帝王也不能破。事久则难变，人众则不胜诛啊。所以唐代想除去牛、李之倾轧，甚至难于河北之藩镇。道士不明白众寡形势，客主之局，不量力而婴其锋，取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有一则故事：浙江有一僧，立志精进，誓愿艰苦，甚至从未有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一天夜里，看到有一美艳的女子从窗户中偷看，知道是心魔来了，立即禅定，如同没有看见。女子蛊惑万状，终不能近禅榻，如此连续数夜，也终不能使该僧起一念。
女子觉得黔驴技穷，便远远地对他说：“师傅有此等定力，我当然应该断绝妄想。虽然，师傅为作天中人，知近我必败坏道，因此怕我如同虎狼，可即使努力得到非非想天，也不过柔肌著体，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见尘埃，仍是不能远离色相啊，如果心到四禅天，则花自照镜子，而镜子可以不知花；月自映水，而水不知有月，这才是远离了色相。如果能达到诸菩萨天境界，则花亦无花，镜亦无镜，月亦无月，水亦无水，乃无色无相，无离不离，可以为自在神通了。师傅如果敢让我接近一步，仍是一尘不染，则我也钵依佛门，再不敢相扰于你。”
此僧自认为他的道力足以胜魔，便坦然同意。结果，此僧最终经不起女子的千般娇媚，万种风情，败在她的石榴裙下，与她媾合了一夜，毁了戒体。事后懊悔失志，还俗了事。
纪晓岚就此评价说，“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大贤以下的人是不能做到的。此僧中人激将法，遂开门揖盗。天下自恃可为，遂为人所不敢为，终至溃败决裂，此僧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纪晓岚所持的仍然是中庸之道。中庸，即可物我两忘。中庸，即不偏不倚。中庸者，决不偏执，不执著。纪晓岚深谙中庸之道，从他对待收藏品的态度上就可感觉到。
纪晓岚拥有过不少古玩，然而，他不是占有狂，也不是守物奴。纪晓岚是位比较开明的收藏家，他认为世间万物，有聚有散，并无固定不变的主人。即使终身厮守，百年之后，又不知为谁人所占有，于你只不过电光一瞥，雁过长空，虚幻一场，不如“且随现在缘，领此当前趣”，想铭刻，就铭刻，愿把玩，便把玩，打算送人，就毫不后悔，让其为我所用，为我所乐。
《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一第二十三则讲述了一位收藏家高风翰。高风翰，字西园，山东胶州人。曾得汉朝司马相如一玉印，“古泽斑驳，篆法精妙……恒佩之不去身，非至亲昵者不得一见”，秘为至宝。他任江淮盐场官员时，德州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听说他有此印，会见之际，想要一睹为快。高风翰“离席半跪，正色启曰：‘风翰一生结客，所有皆可与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卢见曾闻听大笑：“谁夺尔物者，何痴乃尔耶？”难怪清末著名藏书家叶德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堂匾，并非独创，多半出于此处。
纪晓岚认为“有形自古无不尽，惟有文章之寿不随万物归其根”、“惟其书之传，乃传其观”，所以对器物的得失更加坦然。“于器玩不甚留心”的他，曾经藏获的古物精品，随手抛赠，不知凡几。比如，朝鲜使臣郑思贤，赠给纪晓岚两盒围棋棋子，天然圆润，不似人工。其黑者乃海滩碎石，年久天长为潮水冲激而成；白者为小贝壳，也是海水所磨莹，已很难得，再逐个检视，发现它们每一个厚薄均匀，轮廓周正，色泽如一，只有日积月累，比较抽换，才能集得如此之多，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纪晓岚把它置之书斋，颇为雅玩。就是这样一件宝物，后来他却送给了户部尚书范宜恒。
纪晓岚有一同年好友王昶，任陕西按察使时，曾寄给纪晓岚数片汉代未央宫的旧瓦，经行家鉴定，其中一片乃是两千年前的古物珍品。不久，这片汉瓦就被嗜古成癖的学生伊秉绶要去，“束以铜而琢为砚”，纪晓岚还欣然为他题刻了砚铭。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小楷法帖《黄庭经》，历来被书法爱好者所珍视，纪晓岚就曾拥有过一册宋拓本，上面还有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题跋，最后被宗室瑶华道人索去。纪晓岚之子纪汝佶，曾将朱子颖送给他的一方明代诗人王寅的天然大理石镇纸，转赠给父亲，可是纪晓岚连送给谁都忘了。
“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宋代吕蒙正为相，有人以古镜献者，云：“能照二百里。”吕说：“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为？”又有以砚求售者，云：“一呵即润，无烦注水也。”吕说：“就使一日能呵一担水，亦止直十文钱而已。”纪晓岚也是吕蒙正般不羡奇、不自欺的收藏者，他收藏器物，很富理性，而非一味搜古猎奇，沽名钓誉。他在考虑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器物的实用性。他对“得一宋砚，虽滑不受墨，亦宝若球图；得一汉印，虽谬不成文，亦珍逾珠璧”的鉴赏家，嗤之以鼻，大不以为然。《如是我闻》卷二第五十三则记有一事：有人拿来后周世宗柴荣时烧制的柴窑碎磁片，向纪晓岚兜售，要价数百金，自称把它镶嵌在甲胄之上，临阵打仗时，可以躲避枪炮。纪晓岚说：“何不用绳子悬起这块磁片儿，拿枪击之。如果不碎，要价数百也不算多；如果碎了，则根本不能避枪弹，那就不应该要这么高的价了。”卖者不肯，说：“您于鉴赏并非当行，太煞风景。”揣上磁片，匆匆走了。后来纪晓岚听说，一个富贵之家花百两金子买了下来。
纪晓岚所煞的风景，还不止这一处。有一次，邻居老翁，困于饥寒，把珍藏多年的一方铜雀瓦砚，硬卖给了纪晓岚。砚背凸现有汉献帝的年号“建安”字样，砚额上刻着苏轼、黄庭坚等人的铭词。“平生雅不信古物”的纪晓岚，始终认为“瓦能宜墨，即中砚材。何必汉未央宫，魏铜雀台？”所以他每次打开砚匣，都要皱上一阵眉头。偶然一次磨墨润笔，这块瓦砚居然非常好用，纪晓岚顿生怜惜，“惜其本质原不恶，俗工强使生疮痍”，别人视为至宝的建安字样、苏黄铭词，在纪晓岚看来却成了砚身上的赘疣和疮疤。纪晓岚忙叫书童搬来磨刀石，亲手将砚上多余的文字尽数磨掉，直磨出原来的真面目，这才觉得心舒神畅，分外高兴！朋友们见了又惊又笑，说纪晓岚此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