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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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麻烦在经济上的影响是严重的。
１６２１　年　１１　月开始的成都之围以后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一个新的威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东亚水域劫掠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已有　２０
年，对福建和广东的经济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不时受到严重的破坏。１６２２
年　６　月，一支有　８　只船的荷兰船队带了　１０００　多人进攻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企
图接管那个城市同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荷兰人在经历一
场激烈的战斗并伤亡四分之一的人员之后被赶走，他们沿中国海岸向北驶
去，至　７　月初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登陆。②
在一个较大的岛上匆忙筑城后，荷兰人派了一个代表到厦门地区。要求
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并宣称要干扰和破坏中国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
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和恫吓。１６２２　年　９　月，福建巡抚派一名官员带信
去澎湖列岛，命令荷兰人拆除他们的小城堡，立即离开。荷兰人拒绝接受，
１０　月中旬，他们的船只开始攻击中国船只和沿海易受攻击的地点。他们暂时
得逞，但福建当局终于予以回击。１６２３　年　１０　月，一个带有谈判者通行证的
荷兰使者在厦门被俘，１６２４　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迫使荷兰殖民者从澎湖
列岛撤退到台湾。他们留在台湾直到明亡，虽是一个麻烦，但不是严重威胁。

经济问题和民间的骚乱

天启朝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下降。这种下降的一个原
因是新大陆的白银出口水平急剧下降，这个事实差不多同时影响到世界上其
他许多地方。①在中国，这种下降可以归因于秘鲁白银生产的下降。②白银产
量的明显减少不仅影响到马尼拉，而且使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下降，因
为正是白银把中国商人吸引到这些岛上来的。中国商人害怕同菲律宾贸易，
还因为南中国海有海盗的危险。中国同西班牙贸易的下降，对福建沿海地区
的经济活力有严重的影响，③而这些地区与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
商业往来。
在　１６２１　至　１６２７　年间，明帝国的经济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有害影响。杭州、
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火灾，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家和商家。１６２２　年，现今
甘肃省平凉地区的一次大地震，造成重大财物损失，据说死了　１２０００　多人。
１６２３　年，这个时期从山东半岛南部入海的黄河，在南直隶北部冲垮堤坝，淹
没了徐州及其周围的大片土地。１６２４　年　８　月，南直隶洪水泛滥成灾，徐州再
次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由于广泛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赋税、政府的非
必需品订货的减少，以及有些观察家所看到的官僚机构的极端腐化与低效
率，已经使经济和社会陷入了混乱，而这些灾害使混乱加剧了。它们引起一
连串单独的或结合在一起的农民起义、城市动乱、土匪和海盗袭击，以及军


② 韩■和叶向高传分别见《明史》＇41＇，240，第　6231—6238、6243—6249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　483—485、1567—1570　页。
①　《明史》＇41＇，255，第　6574　页。高攀龙、赵南星、刘宗周传分别见《明史》，243，第　6297—6310、6311—6314
页和　255，第　6573—659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28—132、701—71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
＇271＇，第　532—533　页。
② 周嘉谟传见《明史》＇41＇，241，第　6257—6259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63—265　页。
③ 孙慎行传见《明史》＇41＇，243，第　6306—631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679—680　页。
　



队中的兵变，所有这些使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法律和秩序。
有白莲教徒参加的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　１６２２　年。在万历朝，受白莲教教
义影响的小团体在中国北方很活跃。当局通过拘捕受怀疑的领袖和不时进行
镇压控制他们。１６２１　年，为躲避满洲人的推进，难民从辽东涌入北直隶和山
东，跟着发生的骚动使剩下的白莲教领袖有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这时正
当经济的衰退已经使大运河上的商业活动减少，给依靠运河为生的人造成困
难。　１６２２　年　６　月，一次较大的白莲教起义在山东西南靠近运河的地方爆发，
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徐鸿儒的人。①
徐鸿儒的军队得到从中国北方其他部分来的新兵的帮助，取得了最初的
成功。７　月，他在山东的兖州占领了两座县城，８　月，他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
附近封锁了大运河，俘获　５０　多只运皇粮的船。由于他的封锁同时切断了对北
京和对北部及东北部边疆军队的供应，政府迅速地行动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这一努力起初遇到不利条件，因为通常驻在这个地带的军队有许多已被调往
别处。但是，政府军队逐渐取得主动，１６２２　年　１１　月下旬，他们从造反者手
中夺回最后几座城市。
徐鸿儒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被俘，他和他的十几个亲信随后在北京被处
死。徐鸿儒起义在其最高潮时，影响及于山东、北直隶、南直隶和至少其他
五省的部分地区。自从将近一世纪前的宁王叛乱以来，②这可说是对国家安全
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威胁。因此，朝廷有充分理由赏赐那些把徐鸿儒缉拿归案
的人。

东林的溃灭

然而，就在分发这些赏赐的时候，朝中东林集团与其对手的紧张关系有
增无减，对这一事态，东林集团要负相当大的责任。１６２３　年初，东林领袖赵
南星新任左都御史，他利用六年一次的京察算旧帐。许多过去反对过东林集
团的人被黜，有的甚至被削籍，从此失去做官的资格。同年晚些时候，赵南
星作为吏部尚书，继续他的整顿。他立即开始从全国特别是从北京的政府中
根除他和他的许多朋友认为是难以容忍的腐败。无论赵南星的观点有多正
确，他的刚严使他很快就同宫中的太监和京师其他一些满有理由希望维持现
状的人发生冲突。
虽然有不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北京身居高位，③但他们的权力经常受
到挑战。１６２２　年，有几个著名的东林人物离去或被罢官，１６２３　年　２　月，顾秉
谦（１５９５　年进士）和魏广微（１６０４　年进士）被任命为首辅。④这两个人都和
魏忠贤有密切联系，后来传说他们的任命确实是这个太监谋划的。东林集团
对这个任命当然严重怀疑。
其他一些事件表明，东林的权力已经变得多么有限。１６２３　年初，４０　多个
中官被派往东北边疆视察边情。东林英雄、辽东最高统帅孙承宗，认为这种


① 熊廷弼传见《明史》＇41＇，259，第　6691—6706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08　页。
② 关于这次交战，见本书第　9　章，《满族的挑战》。
③ 袁应泰传见《明史》＇41＇，259，第　6689—6691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957　页。
④ 格特劳德？罗思：《满汉关系，1618—1639　年》＇439＇，见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从
明至清：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　1—38　页。
　



视察可能影响他的军队的实力和士气，并担心开一个讨厌的先例。他向皇帝
上疏，用强烈的语言陈述他的疑惧。①其他的东林人物也同样直言不讳地反对
中官干涉军事事务。然而，由于魏忠贤在宫中影响的增长，他们的警告照例
被置之不理。例如，尽管东林企图阻止，但从　１６２２　年春起，太监在紫禁城内
进行军事训练。②
太监同朝中各派之间的小冲突，贯穿　１６２３　年始终，但争夺最高权力的真
正斗争开始于　１６２４　年。２　月，魏忠贤被任命为东厂提督，这是一个由太监管
理的安全机构，负责肃清叛逆，并只对皇帝负责。③这个职位给魏忠贤以司法
和惩罚的权力，他用这种权力打击他的敌人，这被看成是晚明政治史上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
尽管东林党人不断地间接批评魏忠贤，但直到　１６２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左副都
御史杨涟才上疏公开攻击他。杨涟的奏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　１６２４　年上半年在
北京举行的东林秘密会议的产物。他还同左光斗和缪昌期（１５６２—１６２６　年）
讨论过他的意图，他们帮助他起草。①不过，在北京的东林集团的有些成员不
支持在那时直接向魏忠贤挑战；缪昌期本人就有某些保留，东林御史黄尊素
（１５８４—１６２６　年）②直率地警告杨涟，如果他不能迅速剥夺这个太监的权力，
后果就不堪设想。首辅叶向高因为不愿让他所建立的尚可忍受的同魏忠贤的
工作关系受到危害，也表示反对。
杨涟的刚烈性格在　１６２０　年的移宫案③中曾经受过考验，他毫不动摇。他
的奏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阴谋反对正直的大臣，操纵铨政，
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天启皇帝〕嗣子”。①奏疏一出，京师
为之震动。魏忠贤在朝中和宫中的支持者要皇帝严厉惩戒杨涟，但支持杨涟、
谴责魏忠贤的奏疏源源不断地送进宫中。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工部一个官
员万燝（１６１６　年进士，死于　１６２４　年）的奏疏，它控告魏忠贤为自己建造宏
伟的坟墓，而拒绝为皇帝父亲的陵墓提供建筑材料。②
由于万燝本人曾任职皇陵工程，他的证词是无法抵赖的。魏忠贤进行报
复，矫旨廷杖，将万燝打得死去活来，几天后即死去。此后不久，就在政府
中开始了对东林分子的全面清洗。最先被清洗的人之一是叶向高。由于牵连
进另外一个官员得罪太监的案件，他在　８　月被批准辞去首辅的职务。那年冬，
陆续去职的有赵南星、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一些人，到　１６２５　年，这些人和他
们的支持者的职位，有许多被同情魏忠贤或甘愿为他效劳的人所取代。
尽管形势看来对他们绝对有利，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仍不满足。１６２５　年　１
月，不屈不挠的东林组织者汪文言③被捕，罪名是长时期支持现仍等待处死的


① 王化贞传见《明史》＇41＇，259，第　6695—6706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823　页。
② 毛文龙传见《明史》＇41＇，259，第　6715—671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567—568　页。
③ 张鹤鸣传见《明史》＇41＇，257，第　6617—6619　页。
①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　7—21　页。
② 孙承宗传见《明史》＇41＇，250，第　6465—647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670—671　页。
③ 袁崇焕传见《明史》＇41＇，259，第　6707—6719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954—955　页。
①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　60—72　页。
② 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1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　年　4　月），
第　403—432　页；收入他的《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　年），Ⅰ，第　278—279　页。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十七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