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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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意识，而且是抵抗大陆武力统治的一个不屈的象征。对这两部分人来
说，在对南明历史的构想中，赫然出现了东南沿海战场。伴随这种兴趣而来
的，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南明研究丛书的出版，即台湾银行经
济研究室编的《台湾文献丛刊》（１９５７　年—）。②
另一方面，在大陆中国，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强调“封建
的”不公平是晚明时期普遍的社会政治动乱的原因。在此之前被视为流寇的
“农民起义者”受到赞美，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意向
下，谢国桢编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对研究南明状况的学者最有帮助。）
这样，南明的历史倾向于成了晚明造反军残余部队的历史。他们打击“地主
官僚阶级”，并在满族人进入中国北部之前推翻“腐败、封建的”明朝政府
被认为是正确的；在此之后，他们以“民族斗争”为重并联合南明政权反对
“外敌”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看法带来许多解释上的困难。可以说，在对　２０　世纪到目前为
止用中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南明简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的批评和对
史可法评价的长期争论中，③各种“矛盾”最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文化革命
和本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的所谓“四人帮”时期，争论变得特别激烈。由
于在对南明的看法上遇到这么多解释上的难题，到　１９８０　年，大陆中国的学者
转向计划和准备出版新的原文和文献证据，以供对　１７　世纪中叶的历史进行更
为渐进的、在概念上是尝试性的探讨。






① 见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475＇，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　年），第　822—862
页。
② 见《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　年）。
③ 见《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82＇（上海，1957　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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