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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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既有汉族人，又有非汉族人。因此，地处战略要冲和曾为两个非汉族帝
国首都的北京就明的新都来说似乎是实际的和顺理成章的选择。②
对永乐帝及其辅弼大臣来说，改造北京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同时也
给黎民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元朝的某些城墙和宫殿虽然完整无损，但是
城市的总格局必须变动，大部分兴建的新工程都要满足永乐帝的具体要求。
由于这个区域缺乏一个能满足需要的经济基地，北京城就得依靠从东南各省
用船运输的大量粮食和供应。军事组织必须改组，以处理经济资源的这一全
面的再分配。机构的安排尤其需要改变；这样就影响了南京和帝国其他各地
的官署。迁都北京之举肯定是明代进行的最复杂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帝国计
划。
在　１４０３　至　１４１６　年期间，某些机构已开始作适度的调整，重大建设的初
步计划已在制订。１４０３　年　２　月，永乐帝正式授给此城以北方京都（北京）的
地位。他派他的长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去治理新都。他还在北京设
行部，以监督六部新分支官署，国子监和大都督府分署的工作。他把北京的
京畿府改名为顺天府。这一变动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因为它把永乐帝与
他父亲联系起来，后者早在他崛起时已把南京的京畿府命名为应天府；这样，
这个篡位者重申了他合法继承皇位的权利。①
１４０４　年，永乐帝迁山西九个府的一万户至北京，以增加京畿的人口。１４０５
年，他派三子朱高燧负责北京的军事，并下令顺天府及邻近两个府免缴田赋
两年。同时，新宫殿的兴建也在进行之中。在　１４０８　至　１４０９　年期间，在未来
的首都建立了一个负责本地事务的官署、一座外国使者的宾馆和一个印钞
局。永乐帝仍住在南京，通过皇太子在新都发号施令。他直到　１４０９　年　４　月才
巡幸北京，在那里逗留至　１４１０　年第一次征蒙古之役结束时为止。可是，这些


① 傅吾康：《15　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第　83—85　页。关于阿鲁台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
典》＇191＇，第　22　页。关于综述当时明人对于这第一次蒙古之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记述，见李素英：《明成祖
北征记行初编》＇330＇，载《禹贡》，3，8（1935　年　6　月），第　14—22　页，以及《明成祖北征记行二编》
＇331＇，载《禹贡》，3，9（1935　年　7　月），第　36—42　页。
②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节，1400—160O　年》＇458＇，第　26—127、163—165　页。关于马哈木的传记，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035　页。
① 关于夏元吉的反对意见和他的被放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532　页。
　



耗费巨大的工程表明，永乐帝从一开始就想把帝国的京城迁到北京，尽管朝
廷官员反对。
在此期间，新都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被奠定了。虽然在　１４１６　年之前没有真
正地进行巨大的建设，但建造新宫殿和修复城墙的准备工作在　１４０６　年就开始
了。在　８　月份，永乐帝已命令陈珪伯爵、工部尚书宋礼、副都御史刘观等人
把人力物力集中在北京；表面上他是应高级官员的要求，这些人认为应为他
即将进行的巡幸建造一座皇宫。官员们奉命在江西、湖广、浙江、山西和四
川诸林区组织伐木。另一些人则在北直隶组织制砖。１４０７　年，在全国各地征
集了一支由工匠、士兵和普通劳工组成的劳动大军；其中包括　７０００　余名被张
辅俘获并押送到北京的安南工匠。但建设因不充分的供应体系和缺乏严密的
监督而受阻。工程进展缓慢，这几年没有重大的建筑物竣工。
为了减轻这个地区对南方来的漕粮的依赖和加强地方的经济，在　１４１２
至　１４１６　年期间，皇太子朱高炽给北京地区诸府和山东、河南受自然灾害的那
些地方的居民减免田赋或发放救济粮。
在　１４１５　年　６　月大运河工程完成后，从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即江南诸省）
漕运粮食至北方就更加迅速了，从此粮食就可以直接从这些省运至北京。新
都的经济状况于是有了好转。①
１４１４　年对蒙古人的远征以后，永乐帝驻跸北京达三年以上，只在　１４１６
年晚期离北京巡幸南京一次。由于大运河已被重建，人力和物资已经北移，
永乐帝显然已经决定常住北京。在　１４１７　和　１４１８　年，对北京的护城河、城墙
和桥梁作了改进，永乐帝的居住地西宫也在兴建之中。１４１７　年　３　月，在永乐
帝最后一次离开南京后不久，他又命陈珪负责北京的一切御用的建筑工程；
珪陈还控制着那里的军务。
在此以前，永乐帝还要求就建设他的新都一事展开廷议，并取得了高级
官员的支持。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无关紧要。建设北京需要大规模地动
员工匠和劳工，这些人往往从部队的士兵中，或从判处苦役的囚犯中抽调，
而且从全帝国（甚至从远至新近吞并的安南）征用建筑材料。劳动大军的规
模不详，但人数一定高达几十万。主要的建筑师为一名安南血统的宦官阮安
（死于　１４５３　年），他还在正统帝统治时期重建北京时起了主要作用。②
到　１４１７　年晚期大部分宫殿已经竣工。元朝建造的南城墙的某些部分已经
失修。这些部分在　１４２０　年修复，这时钟楼和天坛也已完工。到　１４２０　年，北
京已经有足够的主要建筑工程竣工，以致可以把朝廷迁来。新城略小于蒙古
人统治时的城。它的北部小于南部。城门从　１１　个减至　９

个。永乐帝对建设的成绩颇为高兴，于是厚赏负责建设的官员。１４２１　年　２　月，
工部郎中蔡信被提升为工部侍郎，对低级官员和所有各类建设劳工也给以适
当的提升和奖赏。①


① 关于皇帝宾天的情景，见下面注＇148＇。
② 对永乐帝的北方政策的有价值的叙述，见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91＇，载《清华学报》，
10，4（1935　年　10　月），第　937—939　页；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177＇，3（1945　年），第　50—54
页；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　82—84　页；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584＇，
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　339—342　页。
① 详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东京，1950　年），1，散见书内各处；以及罗荣邦：《对安南的
　



１４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北京正式被定为帝国的主要都城。从　１４２１　年　２　月
起，所有的文献都称北京而不称南京为帝国的京师。在其间的　３　个月中，中
央政府被彻底改组。但是在　１４２１　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紫禁城中三个主要朝觐
大殿，永乐帝为了遵守古代的先例，不得不号召对他的统治进行直率的批评。
有些御史和翰林学士——有名的有李时勉（１３７４—１４５０　年）和邹缉（死于　１４２２
年）——谴责了经济困难、时弊和迁都北京引起的巨大不便等情况。最为直
言不讳的批评者为主事萧仪，他的陈述甚至很刻薄，以致永乐帝把他处死。①
这使所有的批评者为之震惊，于是都缄口不言。当然，永乐帝在此之前早就
对这件事下了决心。主要建设工程已经完成，所有机构的重新调整已经作出；
一切准备已就绪，此时再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能改变他的决定了。
中央政府的改组影响了北京和南京的文武编制。首先，政府的官印要重
新铸造。在　１４２１　年之前，北京的官署印鉴上有“行在”二字，但当北京被正
式定为帝国首都时，这两个前缀字被取消了。南京所有的官署都被发给上有
“南京”这两个前缀字的印鉴，以表示它们此时的从属地位。②这些命名的变
化旨在反映政治现实。但是，当永乐帝的继承者在　１４２５　年决定把首都迁回南
京时，所有新名称都被废除；他恢复了以前的名称。但在　１４２５　年后期他去世
时，迁回南京的活动停止。事情依然悬而未决。当宣德帝再次确定北京为京
师时，它的官署继续使用“行在”二字。直到　１４４１　年，“行在”二字才最后
从北京所有的政府机构的名称中抹掉。
南京的官署成了它们北京的对应官署的分支机构。例如，设在北京的南
京后军都督府分署将档案移交给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并将其印鉴送礼部销
毁。有关新首都安全的一切活动改由中军都督府负责。就军队而言，统一的
指挥结构一分为二：１３　个卫归南京指挥，１３　个则归北京。归五军都督府管辖
的五个卫同样被平分，在两京各组成五个新卫。
文官的组织也经历了类似的、但更加复杂的改组。处理北京事务的各部
被撤销，其人员被重新分配，户部和刑部的北京分署被并入户部和刑部。同
样，都察院分院也并入都察院的北京道。另一方面，兵部和工部则北迁，而
国子监则干脆去掉了“北京”二字。同时，原归一个部的分署管辖的北直隶
各州府，此时则直接受京师各部节制。１４２５　年，明帝重新设置了各部的北京
分署和后军都督府分府。于是地方官府与中央各部或都督府打交道时必须通
过这些机构的渠道。但是，这个程序证明过于麻烦，所以这些分署在　１４２８
年解散，管辖权于是又转归正规的部和都督府。
皇帝已在北京建了一个雄伟的首都，这个首都远比元代的首都豪华，甚


干涉：明初政府对外政策的个案研究》＇359＇，载《清华学报中国研究》8，1　—　2（1970　年　8　月），第　154—182
页；简单的论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　162—170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206—212
页。关于黎季■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97　页，以及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
文章》＇185＇，载《汉学》，11，3　—　4（1970　年），第　101—113　页。
① 关于简明的叙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194—203　页。那里有关于郑和远征的重要文献目
录。关于某些最近的条目，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00　页中的“郑和”条。下面的著作是最近新发表
的出版物：郑鹤声和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62＇（山东济南，1980　年），以及徐玉虎：《郑和
评传》＇235＇（台湾高雄，1980　年）。
② 见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416＇（台北，1961　年），第　11—63　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瀛涯
胜览》＇377＇（英国牛津，1970　年），第　27—32　页。
　



至与南京一样壮观。“两京制”的时期——在此期间北京和南京充当了相辅
相成的行政中心——在　１４４１　年结束，当时北直隶和南直隶的行政划归中央政
府统一管辖。从此，作为留都的南京大大地丧失了它的政治重要性；它再也
不归皇室控制，它的宫殿和宗庙被废弃。它的主要行政职能保持不变，但是
除了洪熙帝统治时一段短暂和未遂的返都期外，它的的各部通常只由有职无
权的侍郎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