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新传-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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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儒家的反叛，甚至连孔融写《汝颖优劣论》中更具有反对当今政权的精神在其中，是当时主流儒士逐渐摆脱传统儒家学说束缚的表现。
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曾说：“两次党禁，无疑是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对于王朝政权的最后一次眷恋。”他们本意在维护这个政权，而这个政权不仅不保护他们，而且以他们为仇敌，忠而见疑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啊！名士的潇洒风流与慷慨赴义，在当时强烈地震撼着士人们的心。他们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幕幕历史悲剧，与其说是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挣脱，是一种疏离心理的鲜明表现。正是这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疏离心理，为魏晋三国思想领域的大变动准备了条件。
伴随着儒学地位的下降，诸子思想必然重新活跃起来。傅雷也曾经考论过这段历史，他说“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此时的楚地正是迎逢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文艺复兴的良机，在士子普遍缺乏维护传统儒术地位的环境中适时地提出了三家制衡说，为三家制衡的实现寻找到了最合适的机会。
刘协在仔细思考后，认为这个时候正式由自己提出准备良久的《三家制衡论》，正是绝佳良机，立刻开坛讲三家制衡说，这是对传统儒士的最后一击，做为楚地最高的王者，他的表态终于导致整个学术界的转风，使得《三家制衡论》成为楚地治理学术的核心。
整个《三家制衡论》的提出和地位确立没有刘协想象的困难，但儒商的提出还是让很多士子们感到不满，刘协却没有面对众士子的反驳提出任何解释，也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举动，照旧推动其他讲坛的开动。
此后，刘协和胡昭在小范围内宣讲财经道，财经道的第一次开坛只有百十不到的人被允许听课，实际在刘协连续讲了三天之后，表示能够听懂五成的也不过荀彧、张昭、蒋琬、诸葛瑾、戏志才五个人，加上胡昭也不过六个人，余者有二十余人称可懂三成，其余众人皆是只知皮毛。
然而这一次开讲还是令刘协满意，毫无疑问，蒋琬和诸葛瑾继任三治略公已经变得明朗，而荀彧和张昭也正式着力培养诸葛瑾和蒋琬两位后起之秀，为自己年老之后有人续任打下基础。
为了让蒋琬在张昭之后更精通内政经税，刘协将蒋琬调入幕僚院，任幕僚从事，虽然和郭嘉、荀攸等幕僚参事相比，权力和空间小了许多，但却可以经常陪在刘协身边，有更多的机会学习财经道。
张昭和荀彧、胡昭相比年长十岁有余，接班人的选拔最为紧迫，而荀彧、胡昭还未到不惑之年，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还有很长的时间进行准备。
只是蒋琬也只是一个过渡人选，蒋琬比张昭小了很多，但比荀彧、胡昭却小不了几岁，即使接任张昭之后也不能支持良久，在刘协心中，诸葛亮无疑才是接任张昭的最佳人选，可惜他是很难吸纳到南方政权中来，但刘协在发现诸葛亮的才华确实非常出众，心中千万个不愿意放弃，若要大汉治理的更上一个台阶，实在非他不可。
只是将赌注完全放在诸葛亮身上未免过于危险，刘协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将马良这个刚入读襄阳学府的少年推荐到水镜学府，嘱咐司马徵和庞德公着力培养。
襄阳盛会仍然在继续，在百家讲坛中间陆续举办了十余场雄辩坛，让前来听课的才子针对富农安天下、楚律、治国平天下、儒商四个题材进行辩论，刘协、荀彧和胡昭三人则坐镇辩坛，听年轻学子辩论，仔细挑选有潜力的年轻人。
楚律辩坛中有数千学子涌出进行争论，而整个场面都偏向儒家，法家式微三百余年，并没有多少才俊可以和他们进行对阵辩驳，就在刘巴忍不住要亲自上坛的时候，一名葛巾麻衣的贫家青年忽然登上台。
由于此时的天下才俊多出氏族门阀，家族兴旺，人人衣着光鲜，似这青年般素衣朴实的确实很少见，刘协看他面色黝黑，似乎经常在外劳作，衣衫虽然干净却百洗褪色，知道必是寒门子弟。
为了减轻新政推行的难度，刘协这些年所有的政策都略偏向世族，只是依托南方富足对百姓的温饱有了保证，但能够读书的毕竟还是少数，此时的书籍学杂费用还很高，便是大族中的子弟也未必人人有书读，这是刘协心中的一个痛，但大局当前，刘协并没有出面调整，只是将希望寄托在完全平定天下之后再慢慢调整。
青年人自报名为国渊，字子尼，胡昭门徒，刘协大惊，国渊这个人确实有才华，但他清楚记得国渊本是郑玄的高徒，怎么变成胡昭门徒，细细一想才明白，在山东战乱之后，由于南方已经安定下来，所以国渊并没有和历史中一样选择避难北方，而是来了南方，但怎么拜在胡昭门下就是一个奇怪事情了。
刘协小声问胡昭，胡昭轻声道：“他本是山东游民，避难南阳，后随父在南阳开荒，其人虽穷，略有余钱则置书而读。臣听说之后，觉得他挺好学，特意招到门下调教，因出生不好，恐为众人小视，故今日特遣他参与这场辩论。”
荀彧听到两人小声议论，道：“空明此时派此人上场，其必有大才！”
胡昭满意的笑了笑，轻声道：“臣弟子三百，此人亦算得臣精髓之人，深通法家之道，许多见解还远胜与臣，必不令殿下失望！”
此时儒生这里有十余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向朗之侄向宠和蒋干，向宠年未到二十，还在襄阳学府经学院，是邴原最满意的弟子，蒋干也是襄阳学府中成名较早的年轻人，但刘协厌其名，并没有让其出仕，一直留在襄阳经学府助教。
这十余人都急求在楚王和右左两大治略公面前表露才华，格外卖力，轮番阐述法家思想中“十恶”、“八议”、“减赎”、“官当”、“免官”、“株连”、“亲亲相隐”、“家长主婚”等与儒家不符的观点的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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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家长主婚确实是法家首先提出来的，也是由法家推广的，在宋之前，家长主婚制度还不是很明显的被扶正，到了明清则成为铁律了。在汉唐还是比较讲“恋爱自由”的，至少各大门阀也没有过多干预，只是女子地位太低和尊孝道的原因，所以男子自由度大点，可以自己决定，却也不能出破父母权威，那个时候的男女婚配事情比现在要严点，比明清则宽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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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渊一一答辩，只是由于刘协已经断定株连不仁在先，故承认株连的不合理。在辩驳完向宠等人之后，他将话题一转，对故、失、谩、诈、不敬、斗、戏、贼、过失、不道、戕、恶逆、造意、谋、率、强、略、群、盗、赃共二十个名词进行诠释论证，用以证明法家之存在是有罪在先，强调民之向利心，从荀子的“人之初，性恶而向利”开始论证，一直论证到楚律新定的徒、孝、共犯、随从者（从犯）、自首、私罪、悼（七十岁）、老（八十岁）、耄（九十岁）、疾、同居、化外人、监临主守、众、谋、故纵、恐喝、公取、窃取、殴等新概念的诠释，阐述《楚律》和以往任何法家制定的刑律不同，既包容了儒家的仁之精髓，又展现了驱民守人道的目的，是《三家制衡论》的体现和集大成者，是楚地新一轮大治的基础。
儒生通法家的毕竟较少，而国渊在胡昭的调教下，和胡昭一样精通儒、法、道三家，将数十人辩驳的无话可说。
刘协心中大喜，忽见邴原不顾管宁阻拦，要上台辩论，不想再给他机会，当众站起身来为国渊击掌示好，邴原虽然本就不太同意《三家制衡论》，但毕竟是刘协的言论，又看刘协亲自为国渊击掌鼓励，知道大势已去，今日自己这一派已经败局已定，只能默然地退回座位。
刘协从腰间取下所带角犀腾云玉雕，赐于国渊，又令人取来墨宝，亲自书下“寒门奇才，治国栋梁”四字厚赐给国渊，令数千学子羡慕不已。
国渊拜伏于地，领下赏赐，道：“草民仰慕司马德操先生久已，望殿下赐草民入读水镜学府，草民必当勤学广问，绝不令殿下失望！”
刘协轻轻撇了胡昭一眼，见其一脸笑意，知道这是他事先叮嘱国渊的，现在水镜学府早就从单纯的学府转变成了刘协亲信的出身标记，能够入读水镜学府则表明楚王将会重用其人，而对于水镜学府的入读人选，荀彧、胡昭、徐庶等人也只有推荐权，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刘协手中，胡昭顾及国渊出身寒门，恐楚王不喜，故特意如此安排。
刘协最初确实有意识的想只重用水镜学府出身的学士，但后来听了杨修关于四大学府日后必成派别之争后，也不太希望朝政完全是水镜学府出身的学士，故微微颔首道：“国渊啊，你有如此才华，现在就可出仕，为孤王效力，且你年纪也不小了，就没有必要再去水镜学府了。这样吧，你先到楚王府律署任律署随员，日后孤王必有重用！”
国渊略有些失望，但想到自己不过一介布衣，能在重士子豪门的楚地出仕也算不易，当即谢恩退下。
刘协坐下之后，看了看胡昭道：“空明担任襄阳学府总祭，定有才能将襄阳学府推至一个高峰，没有必要完全依靠水镜学府培养朝政要员。”
胡昭知道刘协不太满意自己这种安排，微微脸红，道：“臣定当尽力！”
刘协道：“不禁如此，还要平衡好四大学府的授课实力，水镜学府虽然要维持精英授学的优势，另外三大学府也要处理好精英学子的培养事宜。”
荀彧笑道：“殿下，臣以为可在三大学府设置博学院，由各院博士亲自授学，而学子优先考虑本学府士子，令四大学府都可以培养出学者层级的大才。”
刘协连连称好，复又道：“水镜学府也要在此之前进行扩建，开始和其他三大学府一起培养普通学士，今天从国渊身上，孤王看到寒门之中也广有聪慧之士，而现行的三年一次会考，参与的多是各郡的世族子弟，两位可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照顾寒门子弟吗？”
胡昭道：“从殿下目前实施的策略上来看，楚地四大学府多招募得是些饱读诗书的世族子弟，襄阳军院和工院则多收寒门子弟，臣以为至少目前并无不妥。”
荀彧沉思片刻，道：“其实不如再模仿四大学府设置，可在金陵、重庆、凉州等地增设几个军院和工院，增加寒门子弟入读的机会，同时免收军院和工院的入读学杂，只要他们身手矫健，头脑敏慧就可以招进来，臣认为以楚地如此财政，承担这点钱也不是什么难事！”
刘协想了片刻，道：“如此也好，但寒门子弟也有愿意出仕朝政，治国理事之人啊，多少还是要照顾下，楚地之兴在于人才，这是一件大事啊！”
荀彧则坦言贫寒子弟想要读书何其难啊，若要出人头地除了参军从工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
胡昭虽长年调教寒门子弟，但才华真正出众者也就是国渊一人而已，又深悉儒、法、道三家，便道：“殿下提倡儒、法、道三家制衡治世，老子亦曾说‘古 之 善 为 道 者 ， 非 以 明 民 ， 将 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