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三部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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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二九五○：
哈洛德甚至不只如此。一九三七年，他与人合著一本名为《人民的新欧洲》的书——谢天谢地，他用的是笔名。我直到七十年代才知道这件事。我手边有一本，你可以看看。这肯定是以瑞典文出版的书中最令人作呕的一本。哈洛德不仅主张绝育，还主张安乐死——亦即主动将不符合他审美品味与他心目中完美的瑞典人种形象的人杀死。换句话说，他以完美的学术文章、并涵盖所有必要的医学论据，恳求进行一场大屠杀，除掉那些条件不合格的人。不要让萨米人①扩散，他们受到蒙古人影响。心理不健全的人会将死视为一种解放，对吧？解放女人、游民、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哥哥的幻想中，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若是在达拉纳省就好了。
① 北欧地区的原住民。
战后，葛雷格当上中学教师，后来还成为赫德史塔预备学校校长。范耶尔以为他在战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并放弃了纳粹主义。葛雷格在一九七四年死后，范耶尔翻阅他的信件，才知道哥哥在五十年代加入了在政界没有影响力却怪异至极的秘密团体北欧民族党，而且直到死前都还是党员。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四一六七：
所以说，我的三个哥哥都是政治疯子。在其他方面又有多病态呢？
在范耶尔眼中，多病的古斯塔夫是唯一值得给予几分认同的哥哥，他在一九五五年因肺病去世。古斯塔夫一向不热衷政治，而且似乎略带有厌世的艺术家气质，对于生意或到范耶尔公司工作毫无兴趣。
布隆维斯特问范耶尔：“现在只剩你和哈洛德了。他为什么要搬回海泽比？”
“他一九七九年就搬回家了。那栋房子是他的。”
“和你痛恨的兄弟住得这么近，感觉想必很怪。”
“我并不恨我哥哥。若真要说的话，我可能是同情他。他根本是个白痴，而且是他对我有恨。”
“他恨你？”
“正是。我想这是他回来的原因，那么他就能在有生之年离我很近地恨我了。”
“他为什么恨你？”
“因为我结婚了。”
“我想这点你得作个解释。”
最初，范耶尔与哥哥们失去了联系。所有兄弟当中只有他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他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避开了乌普萨拉，转而到斯德哥尔摩念经济学。满十八岁后，每次休假与暑假期间他都会到范耶尔企业的某个办公室工作，或是与集团中某家公司的管理阶层一起工作。他逐渐熟悉了家族事业中所有复杂纠葛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当时正值全面开战，范耶尔被派到德国，前往范耶尔企业位于汉堡的分公司视察六星期。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便由范耶尔企业的德国代理人，一个名叫荷曼·罗巴哈的公司老臣，负责陪伴指引他。
“我不会拿所有细节向你疲劳轰炸，不过我去的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仍是好友，因此还没有东战线。所有人仍相信希特勒所向无敌。
当时有一种……既乐观又绝望的感觉，这样说应该没错。五十多年后，那种心情仍难以用言语形容。你别误会，我不是纳粹，而在我看来，希特勒就像轻歌剧里的荒谬角色。但在当时，汉堡的平民百姓无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你几乎无法不受影响。尽管战争愈来愈接近，我在汉堡时也经历过几次空袭，但民众似乎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动乱，不久和平便将降临，希特勒也将建立他的‘新欧洲’。大家宁可相信希特勒是神。文宣中似乎有这样的意味。”
范耶尔打开众多相簿之一。
“这就是罗巴哈。他于一九四四年失踪，可能是在某次空袭中被炸死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在汉堡那几星期，和他渐渐熟络。我和他与他的家人住在汉堡一处高级住宅区的豪华公寓里，每天都待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不是纳粹，但为了方便起见入了党。他的党证为范耶尔企业开启大门、制造生意机会，而做生意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他们的火车制造货车厢——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们的车厢有没有去过波兰。我们出售布料让他们做制服，出售真空管让他们做无线电接收机——不过老实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真正用途。罗巴哈知道如何争取合约，他这个人很有趣、性情又好。完美的纳粹人。后来我慢慢发现他也有一个拼命想隐瞒的秘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一早，罗巴哈来敲我的房门。我的房间与他妻子的卧室相邻，他以手势示意我静静地穿好衣服跟他走。我们下楼后，坐在吸烟室里。罗巴哈整夜没睡，一直在听收音机，我这才察觉事态严重。‘红胡子行动’已经展开，德国在仲夏节前夕侵略了苏联。”范耶尔无力地摆摆手。“罗巴哈取出两只杯子，替我们俩各倒一大杯烈酒。他显然受到震撼。当我问他这代表什么时，他有先见之明地回答说，这代表德国和纳粹完了。我只是半信半疑——毕竟希特勒看似无人能敌——但罗巴哈和我为德国的衰败干了一杯。然后他便将注意力转向现实面。”
布隆维斯特点点头，表示他还在听着。
“首先，他无法联络我父亲征求指示，但他主动决定缩短我访德的行程，送我回家。其次，他请我帮他一个忙。”
范耶尔指着一幅泛黄的画像，画中有个露出四分之三侧面的深发色女子。
“罗巴哈结婚四十年，但在一九一九年遇见一名年纪小他一半、充满野性美的女子之后，便陷入疯狂热恋。她是个贫穷、单纯的缝纫女工。罗巴哈追求她，而且也和其他许多有钱男人一样，可以将她安置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公寓。她成了他的情妇。一九二一年，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爱蒂。”
“富有的老男人，贫穷的年轻女子，和一个爱的结晶——这在四十年代应该不至于引发丑闻。”布隆维斯特说。
“对极了。只可惜有一点：那个女人是犹太人，因此罗巴哈在纳粹德国有一个犹太女儿。他成了他们所谓的‘种族叛徒’。”
“啊……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同。后来怎么样了？”
“爱蒂的母亲在一九三九年被发现，后来失踪了，我们只能猜测她的下场。他们当然知道她有个女儿尚未列入流放名单，而专门负责追踪逃亡的犹太人的盖世太保们也正在寻找她。一九四一年夏天，我抵达汉堡那个星期，他们不知怎么从爱蒂的母亲追查到罗巴哈，因而传唤他去面谈。他承认他们的关系，也承认有个女儿，但声称自己已经十年未与女儿联系，不知道她人在何处。”
“那么他女儿在哪儿呢？”
“我在罗巴哈的家中天天与她碰面。一个甜美又安静的二十岁女孩，她替我打扫房间，也帮忙准备餐点。到一九三七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持续数年，爱蒂的母亲哀求罗巴哈伸出援手。他也确实帮忙了——罗巴哈对这个私生女的爱并不亚于婚生子女。他把她藏在他所能想到的最不可能的地方——就在众人眼皮底下。他替她伪造文件，请她来帮忙家务。”
“他妻子知道她是谁吗？”
“不，她似乎毫不知情。就这样平安地度过四年后，罗巴哈觉得危险已逐渐逼近。盖世太保迟早会找上门来。于是他将女儿找来，并向我介绍她的真实身份。她很害羞，甚至不敢直视我。她肯定大半夜都没睡，等着被召唤。罗巴哈请求我救她一命。”
“怎么救？”
“他全都安排好了。我原本还要再待三星期，然后搭夜车到哥本哈根，再转搭渡轮过海峡——即使在战时，这样的旅程也相当安全。就在我们交谈过后两天，范耶尔企业名下的一艘货船即将从汉堡启程前往瑞典。罗巴哈希望我改搭这艘货轮，立刻离开德国。我改变行程的计划必须经过维安部门许可，那只是形式上的手续，没有问题。但罗巴哈希望我上那艘货轮。”
“应该是和爱蒂一起吧？”
“爱蒂是偷渡上船，船上有三百个装机器的板条箱，她被藏在其中一个里头。船还在德国水域时，她万一被发现，我得负责保护她，防止船长做出任何蠢事。等到离德国有相当距离了，再放她出来。”
“听起来很可怕。”
“我觉得很简单，却没想到这趟旅程竟变成一场噩梦。船长名叫奥斯卡·葛拉纳，奉命照顾雇主这个傲慢的小继承人让他老大不高兴。我们在六月初的晚上九点左右离开汉堡，船正要驶出内港时忽然响起空袭警报。英军突然轰炸，这是我经历过最大规模的一次，主要目标当然就是港口。但我们幸运地脱险，后来有一具引擎出现故障，又在布满水雷的水域中度过暴风雨的惊魂夜，才在第二天下午抵达卡尔斯克鲁纳。你很可能会问我那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
“我大概猜到了。”
“想当然耳，我父亲大发雷霆，因为这番愚蠢的冒险行动可能让我失去一切，而女孩也可能随时被逐出瑞典。然而我已经像罗巴哈爱上她母亲一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我向她求婚，并向父亲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他答应我们结婚，要么他另外再去找个笨小子继承家业。他屈服了。”
“可是她死了？”
“对，一九五八年，实在太年轻了。她有先天性心脏病，结果我无法生育小孩。这也是我哥哥恨我的原因。”
“因为你娶了她？”
“因为——套他的话说——我娶了一个肮脏的犹太妓女。”
“可是他是个疯子。”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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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月九日星期四至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据《赫德史塔快报》报道，布隆维斯特在此地度过的第一个月是有史以来最冷的，或者（据范耶尔说）至少是自一九四二年战时的冬天以来最冷的。在海泽比只待了一星期，他便学会所有关于长衬衣、毛袜与双层T恤的知识。
月中有几天温度降到零下三十七度，让他过得很凄惨，即便是在拉普兰的基律纳服兵役那段时间，也从未有过如此经验。
有天早上，水管冻结了。尼尔森给他两大桶水以便煮饭和清洗，但天气实在冷得令人动弹不得。窗户内侧结出冰花，而不管他放多少木柴进火炉，还是觉得冷。每天他都得花很长时间到屋子旁边的棚子里劈柴。
有时候他几乎就要掉泪，还会随兴想着搭上第一班南下列车。不过他终究只会再多添一件毛衣，全身裹着毛毯坐在餐桌旁，喝咖啡、看旧日的警方报告。
接着气候起了转变，气温稳定上升到凉爽的零下十度。
布隆维斯特开始慢慢认识海泽比的人。马丁果然信守承诺，邀请他去吃了一顿麋鹿肉排，他的女性友人也和他们一块用餐。伊娃是个热情、善于交际又有趣的女人。布隆维斯特觉得她非常迷人。她是牙医，住在赫德史塔，但周末则在马丁家度过。布隆维斯特渐渐得知他们已经相识多年，却是在中年过后才开始交往。他们显然都认为没有结婚的必要。
“她其实是我的牙医。”马丁笑着说。
“我实在不想嫁进这个疯狂的家庭。”伊娃深情地拍拍马丁的膝盖。
马丁的别墅以黑、白与铬黄色调装潢，其中有一些昂贵的设计师作品，内行的克里斯特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