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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中国文化要义-第32部分

小说: 中国文化要义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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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此由梁任公先生为后两点所指证之许多事例中,即可见出。又章太炎先生所著《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亦同藉春秋时代许多事例,辨明中国早没有像一般宗法社会那样种族排外情形。但你试以西洋古罗马之事来对照,就知其何等不同。罗马征服了远近多少邦族,建立其伟大之罗马帝国,而罗马人——此为一族亦为一阶级——却只限于其原来参加宗教典礼之家族而并不增加。罗马所扩充者,一为其统治对象,一为其国有土地;至于那些被征服的人则不予承认。换言之,他们始终被视为外人或敌人。他们要求得作罗马人,而罗马怒斥为万分不合理。至于流血革命以求之,发生所谓“社会战役”,而仍未得解决。间有一些曲折办法,例如先自卖为罗马人奴隶,再经合法之解放,以辗转侪于罗马公民之列,皆甚费事。此一阶级问题,盖历数百年而后泯除。我们不要以罗马人为怪,其实可怪的倒是中国人!

何以中国封建阶级其自身这样松散,其对人这样缓和?此无他,理性早启而宗教不足; 宗教不足,则集团不足也。封建所依靠者,厥为武力和宗教;而理性恰与此二者不相容,理性启,则封建自身软化融解,而无待外力之相加(参看第十一章)。其松散,正由人们心思作用萌露活动,宗教统摄凝聚之力不敌各人自觉心分散之势。而当时的周公礼乐,复使从情温厚而不粗暴,少以强力相向,阶级隔阂不深,则又其对人缓和之由来。颇有人说,中国是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或者说它,从氏族共产而转入封建之世(杜畏之 说)。或者说它,经过一段亚细亚的生产时代而到封建(李季说)。我于此未用心考究, 不敢判断。但觉得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之说似近真。奴隶社会的阶级比之封建的阶级,要远为严酷,像罗马的情形,怕是难免。唯中国得免于奴隶社会,而后中国人精神上得免于此一严重伤痕,而后封建期的阶级问题乃亦比较轻松,而竟自趋于融解。由此而风度 泱泱数千年一直是阶级意识不强,种族意识不强,国家意识不强,以至于今。无论是少 受宗教的锢蔽,或少受奴隶社会的创伤,这一切都是历史的负面,而其正面则为理性早 见。理性早见,是我民族历史特征,直从古代贯彻于后世。

贵族阶级之融解,盖早伏于其阶级之不甚凝固,缺乏封畛。在此宗教不足的社会里,贵族而脱失于武力,其所余者还有何物?那就只有他累积的知识和初启的理性而已。这就 是士人。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他力促阶级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为中国所特有。中国封建之解体,要不外乎阶级之解消,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统治。它不同乎西洋之以新阶级代旧阶级,为武力更易其主体。此即其先由文化和政治开端之说也。

士人原是后来有的名词,我今却追上去用以兼括古时亦可属于此一类之人。他的特点,在曾受教育而有学养。如故张荫麟教授所说:

为什么“士”字,原初专指执干戈佩弓矢的武力,后来却变为专指读书议论的文人?懂 得这个变迁的原因,便懂得春秋前的社会和秦汉后的社会的一大差别。在前一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后一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士”字,始终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教育的内容改变,它的涵义亦就改变了。(见张著《东汉前中国史纲》,第56页)

前曾讲过,教育为高等享受,远在古代,更只有君后贵族少数人乃得享之。况学识出于经验之累积贯通,亦唯在职居官者有此机会。所以仕与学就相联而不可分。学术之卒以流传到民间,当不外贵族零落下来之故。他们或由失国,或由改变,或由个人获罪,或由代远族蕃而自然降夷。而亦要那时社会给人向上进身机会,才有人来热心讲学求学。一般都说,孔子私人讲学,有教无类,乃学术平民化之开端,并为后世开布衣卿相之局。士之一流人,如非孔子开创,亦必为其所发扬光大。这话虽大致不错,然须知远在孔子之前,暨其同时,有学养之人散在民间而不仕者,或疏贱在野之贤才起而当政者,既不少见。有孔子乃有后世之士人,亦唯有这些先河,乃有孔子。孔子非突然出现,他实承先而启后,使历史浸浸发展到社会之丕变。士人非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资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其有可以在位之资与贵族同,其不必定在位与贵族异。假使一天,贵族少至绝迹,而在民间此有可以在位之资者推广增多,政治上地位悉为他们所接替,人无生而贵贱者,这就是中国封建解体之路。而春秋战国实开其机运。一方面春秋列国多兴亡变动,他们的来源增广,其人多。一方面战国霸主竞用贤才,相尚以养士,他们的出路大 辟。孔子恰生在春秋与战国之间,以讲学闻政为诸子百家倡,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要知此一脉路,是有如下之理由的,当封建之世自然是武士教育(其实是文武合一),但其后何以遽然一变文而不武,甚且陷于文弱之弊呢?此即以理性之启,而早伏重文轻武 之机于古了。士的头脑渐启,兴趣渐移,一旦脱失于其群,即舍去旧生涯。虽舍武而就文,却又没有宗教那一套。且不论宗教气氛稀薄,怀疑论(除墨家外皆怀疑派,见第六 章)渐兴,根本就没有教会组织,宗教职务,及其税收财产,可依以为生如西洋者。这 些人其势要各自分散。除少数人外,要凭借知识头脑为生;除庸碌无能者外,要走向政治活动去。约计之为三项:

一、甘于淡泊,依农工生产自食其力者。——此项自必为数甚少,然古籍却多有可征。 (1)(参看张荫麟著《东汉前中国史纲》第六章。又《左传》、《国语》、《国策》等书,多可考见。)

二、庸庸碌碌靠相礼授徒以糊口者。——此项为数谅不在少。

三、有才气的则讲学、闻政、游说、行侠,或且兼营货殖。——在此风气下者,亦许居多数。

此第三项即封建之破坏者。他们有可以在位之资,而无其权位;所以就反对世卿,排斥任子之制,乃至君位亦要禅让才合理想。一旦上台,使与贵族为敌,废封建,置郡县,以官吏代贵族。贵族浸不能世有其土其民。封建束缚下之土地人民,乃先后得到解放。虽孔子曾无意破坏封建井田,只图变通而理想化之。然而此时几个主要角色,如李悝、吴起、商鞅等,却竟是他的再传三传弟子。而一向公族无权,游士擅政,如三晋秦楚者,其宗法根基既薄,封建势力不固,亦就着手最先,或完成较早。至秦并天下,遂竟全功。其事非此所及缕述。然从一切载籍中,很可看出那些在列国之间往来奔走不休,和聚在一起“不治而议论”的各种场合,正是一代社会大变革之酝酿发酵所在。而一个个得其君者,或为相,或为守,均得出其平素所怀以施于实际。在他们或不过图富图强,宁知历史任务即不觉完成于其间。作为当时之大关键者,则盛及一时的讲学,和大规模的养士是也。(1)(《饮冰室合集》内文集第四册梁任公亦有论中国封建解体不同于外国之一段话,录此参考:

(上略)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曰,欧洲有市府,而中 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中略)近世欧洲诸新造国,其帝王未有不凭借市府之力而兴者。然则欧洲封建之灭,非君主灭之,而人民灭之也。(中略)日本明治维新,主动者皆藩士。诸藩士各挟其藩之力,合纵以革幕府,而奖王室。及幕府既倒,知不可以藩藩角立,乃胥谋而废之。然则日本封建之灭,非君主灭之,而藩士灭之也。( 中略)中国不然。兴封建者,君主也;废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卫者,君主也; 与封建为仇者,亦君主也。封建强,则所分者君主之权;封建削,则所增者君主之势。 (中略)论者知民权之所以不兴,由于为专制所压抑,亦知专制所以得行,由于民权之不立邪?不然,何以中国封建之运之衰,远在欧洲之先,而专制之远长,反远在欧洲之后 也。

又梁氏于贵族政治实有以启发民权之理,亦见到一些:

(上略)要而论之,吾国自秦汉以来,贵族政治早已绝迹。欧美日本于近世最近世而始几及之一政级,而吾国乃于二千年前得之。(中略)宜其平等自由,早陵欧美而上,乃其结果全反是者,何也?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试征西 史,(中略)贵族政治固有常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凡政治之发达,莫不由多数者与少数者之争而胜之。贵族之于平民,固少数也;其于君主,则多数也。故贵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当之权利,于是国宪之根本即以粗立。后此平民亦能以之为型,以之为木 +盾,以彼裁抑君主之术,还裁抑之,而求得相当之权利,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 ,一也。君主一人耳,自尊曰圣曰神;人民每不敢妄生异想,驯至视其专制为天赋之权利。若贵族而专制也,则以少数之芸芸者与多数之芸芸者相形见绌,自能触其恶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二也。畴昔君主与贵族相结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与平民相结以弱贵族。而君主专制之极,则贵族平民又可相结,以同裁抑君主。三者相牵制相监督,而莫或得恣。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三也。有是三者,则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盖亦有由矣。(下略)

总起来说,封建之解放,在中国有与西洋恰相异者:

西洋封建解放,起于其外面之都市新兴势力之抗争侵逼;中国则起于其内部之分化融解。西洋是以阶级对阶级,以集体对集体,故卒为新阶级之代兴。中国新兴之士人,是分散的个人,其所对付之贵族阶级亦殊松散。及至阶级分解后,以职业分途代阶级对立,整个社会乃更形散漫。

西洋以工商发达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殆随经济而变,颇似由物到心,由下而上。中国以讲学养士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推动了经济(士人无恒产,不代表经济 势力,而其所作为则推动了经济进步,李悝商鞅其显例),颇似由心到物,由上而下。

以上是说明中国封建解体之由来,同时亦就是指出:中国从这里起,便缺乏阶级,不像国家。

次一步,要问:它从这里向下去,是否能达于阶级消灭而不要国家呢?这当然不可能。 它第一不能保没有外患,第二不能保没有内哄。凡人所以要国家者,它一样不能免掉。它尽管趋向于不像国家,而事实却逼到它成为一个国家。逼到它要有一强大武力,以对内对外。有武力非难,而谁来控制比武力,却是一大难题。因它已不能返回到两阶级之对立,就缺乏其适当之主体。缺乏适当主体之武力,一面不免于萎弱,一面不免于恣横。前者,即雷海宗教授指摘之“无兵的文化”所由来。后者,则为奥本海末尔所说之政治手段,强制支配土地,强制剥削农民,若将逆转到封建。但其势萎弱亦不能萎弱下去,逆转亦不能逆转下去。二千余年来,前进不能,后退不可,就介于似国家非国家、有政治无政治之间,而演为一种变态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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