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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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都应在取消之列;从此调整集中耕地,废除强迫
轮种耕地和瓜分村社公地都不再有任何阻碍。为了实行土地调整,准备用领
主负担的捐税来抵偿农民负担的捐税,如果有差额则由农民让出其份地的一
部分,或交纳地租,以补不足之数。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里不仅盛行于普鲁
士,而且盛行于整个东欧;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制度或多或少地把农民沦于
仍然替领主耕作的雇工,继续使农民处于依附的地位。不过在原则上,除去
国家以外农民别无其他主人;哈登堡甚至考虑过从容克手里收回警察权,如
果还不能剥夺他们的司法权的话。1812 年,哈登堡从法国照搬来宪兵制度,
并在各县派有国王任命的警察局长。
哈登堡预见到这些措施势必引起贵族的猛烈反对,他便寻求公共舆论的
支持。而且他同爱国者的想法一样,认为必须让全国各界参与政府。作为第
一步他先只召集一个由他选定的缙绅会议,从1811 年2 月到9 月举行会议。
以马维茨为首的容克地主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反对一个人民的代议机构,
而主张恢复各省的等级会议,因为其中除了为数无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外,
有权出席的几乎全部是容克。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屈从哈登堡的原议,他下令
逮捕了马维茨和芬肯施泰因。这是一场明摆着的社会冲突。有如马维茨所说,
国王诚然可以册封新贵族,但是他不能创造高贵的灵魂。而约克在威廉亲王
面前大声疾呼:“如果殿下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么殿下的权利又有什么依
据呢?”莫龙根县的贵族在1814 年提出抗议反对“法国立法有毒害的影响”。
尽管贵族如此反对,在1812 年还是召集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院,每省派出
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名贵族和两名议员,由地主通过两级选举制产生。这个
议院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但是正如在前一次的缙绅会议上一样,贵族在议院
中拥有多数,他们的责难迫使哈登堡进行妥协。1811 年92 月14 日的“调整
敕令”,把原来对土地只有使用权的“占用户”变为土地所有者,并且取消
他们的封建义务和劳役,条件是他们要放弃部分份地给领主,如果份地是世
袭的放弃三分之一,如果份地仅是终身或有期限的,则须放弃一半。领主对
农民的保护权,农民对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等当然仍在废除之列,
不必付出补偿给农民。这个法律并没有改变世袭佃户(即能付清地租的世袭
永租佃户)的义务,并没有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即使如此,容克仍然不愿
接受它;从1812 年起容克就已开始讨论对这个法律要作限制性的修改;到
1815 年,这个法律暂时中止施行,而到1816 年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个法
律已告废除。
限制领主警察权的努力也同样未见成效。1811 年9 月7 日,哈登堡已取
消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地区,并归还贵族的独占权,于是只得转而加重直接
税——人头税、资本税、所得税,最后还有营业权税。这种营业权税是仿效
法国而来,至少可以取消行会的垄断权。至于容克的种种特权则完全没有触
动;他们完全保持原有的继承权和“信托遗赠”,司法权和保护权,狩猎权
和豁免租税权。这样一来,普鲁士便大大落后于西部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的
统一和中央集权所取得的进展不大;贵族的特权照旧存在,农民的解放徒有
虚名。从许多方面来看,华沙大公国本土还要比普鲁士更为现代化。
俄国的改变比普鲁士还要少得多。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亚历山大又恢
复了实行改革的兴趣;这次战争使他认识到政府机器必须加以改进。同法国
结成同盟从一开始就重新唤起他青年时代的回忆,并重新引起他侈谈自由主
义的癖好。虽然同“密友委员会”比较起来,斯彼兰斯基的计划更为明确,
行动也更为坚决,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观的成果。这个东正教祭
司的儿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在修道院里给他取的别名,乃是一个杰出的传道
士和教授。库里亚金家族把他提拔到政府中任职,接着他成了内务大臣柯楚
别伊的左右手;1806 年他同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并曾随侍沙皇到埃尔富
特。从埃尔富特返国后,亚历山大要他起草一部宪法草案,并在1809 年在原
则上接受了他的草案。根据这个草案,俄罗斯帝国划分为若干大管区,下设
若干县,县下设乡;各乡由土地所有人选出一个杜马;乡杜马提名乡政局的
成员和一个出席县杜马的代表;以此类推,直到推选出一个有权通过法律和
预算的帝国杜马;由一个对帝国杜马负责的内阁行使行政权;每个地方行政
区域都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法庭,法庭由元老院负责监督。沙皇还任命一个
咨询性质的帝国参政院。
可以看出,这个草案部分地受到英国的影响,因为斯彼兰斯基娶了一个
英国牧师的女儿,他从早年起就非常赞赏英国政治制度。他的草案原曾设想
建立一个两院制的议会,其中一院代表土地贵族;但是他很快认识到,俄罗
斯贵族既没有英国贵族的才能,也不具有英国贵族的独立性。然而,他所拟
议的地区划分、行政组织和法官选举,以及设立参政院和各部等等看来却透
露出法国的影响。相形之下更可看出,他拟议的社会改革甚至不值得称为草
案:它根本没有考虑解放农奴的问题,虽然现在商人也取得购置地产权,获
得选举权的土地所有人几乎全部还是贵族。亚历山大决定斯彼兰斯基的方案
只能逐渐地分阶段实施:1810 年他设立了参政院,1811 年设立各部;斯彼兰
斯基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他规定公职候选人必须有大学文凭并须通过一项考
试。这样便使官僚机构得以建成;此项成果,与其看作是英国式的,不如说
是拿破仑式的,其实还是符合俄国发展需要的,因此它成为斯彼兰斯基方案
中唯一能垂诸后世的成果。即使斯彼兰斯基并没有丝毫触动贵族的种种特
权,贵族对他还是疑惧丛生;人们知道他在准备一个法典和一项关于犹太人
的法律。他既不得不整顿帝国财政的烂摊子,于是便加重税收并考虑开征所
得税,虽特权阶级也不能豁免,因此招致对他更多的不满。正如在普鲁士一
样,俄国贵族也把这些革新斥之为法国的影响;因此当对法战争迫在眉睫时,
他被指控有叛国罪行,因为他同巴黎保持着通信关系,其实他这样作是奉沙
皇之命而且是为了沙皇进行“秘密”联系的。但是为了抵抗拿破仑,亚历山
大需要贵族的拥护,1812 年3 月29 日,他流放了他的这位朋友。
至于约瑟夫二世的君主国,它的政策的彻底改变博得反动贵族的喝采,
因为弗兰茨一世既固执己见又见识浅薄,不管什么样的改革一概拒绝。拿破
仑体制见之于奥地利者只有对自由思想的压制与警察恣意专横;但是这些并
非是从外国抄袭来的,因为比较地来说,拿破仑尚非蒙昧主义的顽冥不化之
徒,他还具有自由主义君王的形象。奥地利政府全力以赴要解决的是财政问
题。为了付给法国的战争赔款,奥国不得不把皇室的银器拿去抵押,并发行
强制公债;即使如此到1811 年还有一千七百万尚未付清;女婿拿破仑允许延
期偿付,而在罗马王诞生之际,又慨允延到1813 年7 月4 日之前偿付,后来
由于形势变化,当然他一文也未到手。为了应付国内的支出,奥国政府印发
纸币。奥多纳心力交瘁而死,继任的瓦利斯伯爵于1811 年2 月20 日宣布破
产:规定纸币以五分之一的价值兑换新币,而新币的价值又很快地一落千丈。
匈牙利的议会反对极为猛烈,以致奥皇不得不解散议会,并公然违反宪法实
行独裁统治。
反对法国的斗争因而从来没有失去其社会性质。在拿破仑的所谓盟国
中,旧制度下的贵族保持住他们的优势地位,但是他们看出,如果大陆体系
大功告成,这种地位必然难保;因此,贵族把拿破仑的失败当作自己的胜利
来欢庆。贵族把神圣同盟变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一种保险公司;从今以
后,奥地利显然要成为领导这个公司的国家。
二、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自由主义
面对着屈服于专制主义的大陆欧洲,盎格鲁撒克逊人保持了他们的传
统。在英国,托利党人不再反对议会制度;除了在爱尔兰以外,他们不再继
续停止施行“人身保护法”,并很有节制地实施1799 年的各项法案。托利党
人是皮特的门徒,他们在许多方面已仿效十八世纪的辉格党人。他们站在英
国国教的立场上,然而他们也慎重对待非国教信徒;他们为暴发富户和杰出
军人晋封贵族大开方便之门,滥发勋奖,慎重地把大资产阶级纳入旧有贵族
之列。他们的社会政策同拿破仑的社会政策如出一辙,其要旨在于既保持等
级制度,而又不树立法律上的特权地位。但是他们并非不反对拿破仑的统治
制度,因为他们仍然珍视他们的宪政和自由主义的习惯,同时也因为他们固
然容纳一些新进的贵族,但他们力求使政权把持在世家大族的手里。
大陆各国的贵族,无论是封建贵族还是军功贵族,对自己的特权都是唯
恐或失,在他们看来,英国贵族未免接纳过宽,过分地使财富凌驾于出身之
上。象施泰因和斯彼兰斯基那样具有卓识远见,愿以英国贵族为模范的大陆
贵族,实属凤毛麟角。大陆各国豪门大族对于英国贵族善于牢牢掌握政权,
心羡不已;然而他们却与专制帝王和拿破仑本人看法并无二致,都认为英国
乃是政党政府软弱无力的例证。托利党深陷于个人争权夺利之中;这种争夺
既使卡斯尔雷和坎宁倒台于先,又使帕西瓦尔和韦尔斯利失和于后。1812 年
2 月,当威尔士亲王出任摄政并拥有全部王权时,果然不出所料任命辉格党
人入阁。威尔士亲王虽为摄政,但其本人道德威望不高,他的妻子卡罗琳和
女儿夏洛特则颇得人心。格雷和格伦维尔坚持要组成一党内阁;韦尔斯利退
出,5 月间帕西瓦尔遇刺身亡,政局混乱达于极点。那时拿破仑正向涅曼河
进军;英国举国上下深感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内争暂息。卡斯尔雷出掌外交
部,范西塔特随同出任财政大臣,还有巴瑟斯特,他们在利物浦勋爵领导之
下组成一个行将摧毁大陆体系的政府。9 月间议会解散,新选出的众议院坚
决支持他们;但是他们仍须努力才能树立威望。
另一方面,大陆上有人怀疑,议会制政府是否能有效地维持旧制度。某
些征兆表明,托利党的优势地位迟早难保。因为当托利党人继续加强“谷物
法”时,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正明显地转向自由贸易;在这一点上,
年青的皮尔已经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独立立场。在议会内,坚决反对“谷物法”
的惠特布雷德或是伯德特尚不足为患,因为辉格党的领导上层中如罗素、霍
兰、格雷等家族和派系都不支持他们。在议会外,由于团结在布鲁厄姆和西
德尼·史密斯周围的、在苏格兰的一个不断扩大的小组的活动,辉格党的实
力有所恢复。1802 年由杰弗里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