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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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而在基地大门外反对部署MX导弹舱示威活动却没有充分报道。在发射卫星和抛射望远镜掩蔽物成功后不久，曾经承担制造低温恒温器和望远镜的承包商纳尔兄弟，在《航空周刊》上自豪地宣布，现在他们充满信心地期望得到大批订购军事红外线天文卫星的定货。任务完成几个月以后，这些科学家们便在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巨大压力下，向美国国会作了关于红外线天文卫星试验结果的大型报告，用来支持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向国会提出的预算（那时航天飞机的研究项目进行得并不顺利）。
　　马丁·赖尔是射电天文学的先驱，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他在去世前几个月的一封信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想寻找一个远离军事应用的研究领域，最后选择了天文学。然而，在他生命的后期，他开辟的射电探测技术的发展，却为军事带来了最大的利益。他开始怀疑，是否他在1946年当一个农民或许会好些。他还提出一个问题，在新的恐怖武器发明出来以前，现在停止基础科学研究可能还为时不晚。这就是一个将自己毕生精力投入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悲哀。其实，正是马丁·赖尔帮助英国核能工业成为英国和美国核武器所需钚的重要来源。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他一直从事反对核武器和核能工业的运动。
　　我想，所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能找到军事工业体系直接或间接运用科学技术的更多例子。遗憾的是赞成这些看法的科学家只是少数。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政治问题让别人去决定，至于科学如何被运用，他们个人不负什么责任。
　　我已说过我认为科学家必须承认他们对发展核武器是负有责任的。正是科学家们推动了原子弹的发展，正是他们卖大力制造原子弹，是他们建议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城市，并且，他们还促进研究毁灭性更大的氢弹。当时，在街上行走的普通人对发生的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今天，这些人还在受蒙蔽，因而默许或支持核武器竞赛。我认为科学家们有义务开展反对核武器的运动，例如英国的“科学家反对核武器”组织和美国的有关科学家联合会所开展的活动。这是科学家们对我们人类所应负的责任。
　　核冬天效应给科学家提供了开展反对核武器运动的极好机会。如果核冬天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核战略，必须大力减少目前庞大的武器库。甚至还有可能说服全世界完全放弃核武器。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从事各种学科的科学家参加到核冬天的辩论中来，并作出贡献。当前，核战争会导致地球大部分地区毁灭以及人类势必会成为核战牺牲品的可能，给了我们一个迫使政府悬崖勒马的机会。当然，最终一切还要取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再支持发展核武器。
　　未来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未来将会有两种可能的前景。一种前景是：在下一世纪某一时候，可能会早一些而不是晚一些，宇宙中有智慧的生命将会泯灭。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宇宙中还有其他生灵，也不能证明生命除地球而外会在任何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然而不论核冬天是多么的严酷，也不会结束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因为在海洋深处，水下火山喷发坑口的周围存在着一些完全不需要太阳能就能生存的生物。造成恐龙灭绝的灾难可能与严酷的核冬天景象非常相似。这些灾难，只杀死一系列在当时活动着的生物。生命会继续延续下去，但人类已不复存在了。第二种前景是，将来数百万年以后的某一天，某个其他文明世界偶然发现地球及其所拥有过的奇迹般的生命，发现人类短暂文明的遗物，就像考古学家偶然发现图腾墓一样。与前一种可能的前最相比，这一前景仅能给我们以稍许安慰，即地球上的文明虽然消失了，但文明在宇宙中毕竟得以延续。
　　即使将来事实证明核战争对气候的影响不大，核战争的直接结果仍是骇人听闻的，人类必须摆脱战争的深渊。核冬天加剧了核战争的破坏力，同时也迫使人们立即行动起来为根除这一战争而竭尽全力，我们绝不能让人类从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消失。
　　译后记
　　“核冬天”是80年代西方社会轰动一时的科学预言之一，然而，我国的广大读者对它还比较陌生，国内的介绍文章也不多。
　　本书是在西方社会对核冬天理论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写成的。它针对着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和歧见，阐述了作者的观点，用比较确凿的材料论证了核冬天的现实可能性，详细描绘了核冬天的起因和后果，同时也指出了以往关于核冬天论述中的不确切之处，并对核冬天理论对世界政治和军事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本书的作者迈克尔·罗文－罗宾森系伦敦玛丽皇后学院的高级讲师，专攻宇宙论和红外天文学。10多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行星周围的尘埃云现象，因之他对核烟云效应所做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作者通俗简洁的语言无疑也增加了这本科学小册子的可读性。
　　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的主要潮流，防止核大战的爆发，保卫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环境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核冬天理论在揭露战争的罪行、强化全人类的和平意识、推动全面彻底销核毁武器的进程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早就想把这本小册子的中译本奉献给我国读者，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愿望。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四位同志是江凌飞（前言、第一、二章）、孟祥青（第三章）、张蕾（第四、五章）、尹显萍（第六、七章和附录）。校译者是原煤炭部设计院熟悉这方面科技知识的副译审陈俊芳同志。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副译审卫飒英和中联部四局的李力清同志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热情支持，在此深致谢忱。
　　由于翻译水平所限，译稿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热情的读者不吝指正。
　　江凌飞
　　1989年1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