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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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学校只剩下85间，在这种情况下，卢押提出创办大学，是难能可贵的。
卢押创办香港大学的建议，英商么地首先表示支持，愿捐助15万元作为建设大学经费，另捐3万元作为大学基金。这是第一位响应卢押创办大学的英国商人。
卢押估计，创建一间大学需要一百万元作为基金，另外还要建筑、设备费用，政府只可拨给土地，款项无法支付。所以，1908年3月18日，卢押邀请全港富商开会。即席组成一个筹款委员会，研究建校的全部计划及开支。会上，选出筹备委员8人，主席一人，共9人。主席由遮打勋爵担任，委员计有：律师兼医生何启（华人），总医官爱建臣，工务司翟咸，状师普乐，皇仁中学监督胡礼，医生谭臣，西方商人端纳和保利氏。
香港大学筹备委员会经过半年的工作，于9月25日完成一份与卢押观点相反的报告书，呈给卢押审阅。报告书说，全体委员认为，建立香港大学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要建一所综合大学经费庞大，无法筹集。
根据该报告书所提出的经费预算，即使香港大学只设医科和工科，基金也要100万英镑才能维持，购置校内用具也需要1万英镑，而建筑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在大学兴建计划告吹之际，何启提议，香港大学如果设有中文科目，海外华侨及国内绅商和香港华人都会全力支持，经费是不必忧虑的。
根据何启的意见，卢押提出，将华人西医学堂与工业学校合并起来，就可成立一间大学。因为华人西医学堂和工业学校都有正常经费，开支问题便可解决。么地氏捐出18万元，再加上其他捐款，就可兴建校舍。以后慢慢再增设其他学科，一间具有规模的大学就可以逐渐成形了。
卢押命筹备委员会催收捐款，准备先建小规模的校舍。但是，原来答应捐款的英商么地氏称，筹委会曾经宣布，筹款达到11万英镑时，才可收集捐款。现在所筹得的捐款，距离11万英镑尚远，他有理由把捐款延期交付。
卢押本来打算收到么地氏的捐款后，先兴建两座普通校舍，大学就可以开课，既然么地氏不肯依期付款，那么，建校的款项只有重新筹措了。
卢押邀请中西商界人士参加募款委员会，发动华人捐款开办香港大学。答应文科、理科、医科和工科全设。参加募款委员会的华人，计有何启、刘铸伯、吴履卿和郑卓楷等。吴履卿和郑卓楷都是捐款支持西医学堂的慈善家，这次又表示支持香港大学开办。不到半年，就募得款项近128万元。各地华侨听说香港大学设有中文科，可供华侨子弟入学就读，纷纷寄款捐助，对于香港大学的兴建立了大功。
么地原以为自己捐出的18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捐款，后来他获知捐款最多的却是两广总督张人骏的20万元。么地不甘示弱，增加捐款至28万元，保持捐款首席。
团体方面，捐款最多的是太古洋行，捐出了四万英镑。所有捐款都于1909年12月13日缴交。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学在港岛般含道校址举行建校奠基礼，由卢押亲自主持，并自任校长。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学正式成立。最初开办医科、文科、理科和工科等四个学院。当时工学院学生有31人，医学院学生21人，文学院学生20人。全校只有72名学生。
香港大学兴建时，各方面捐款源源而来，截至开幕日，共收到捐款147。7万元。
香港大学创立初期，以英国曼彻斯特、列兹、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的新城市大学作模式，制定法例，法例规定设置管理部门，有校董职员会成员41人，评议会成员17人，校务委员会成员则有副校长、助理副校长、教授、全职讲师及教育司。英语为教学语言。
当时攻读的中国学生每年交学费43元，远较去英国攻读的二百英镑学费便宜。
为了纪念卢押为香港大学的创办作出的贡献，香港建成一条环绕太平山的道路，命名为卢押道。该道环山向西的一面，全属峭壁，只好建立一条栈道，成为香港八景之一，名曰“天桥雾锁”。香港大学教学楼“卢嘉楼”、宿舍中的“卢嘉舍”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华人给经济带来生机
卢押任内，香港经济比较活跃，华人企业迅速发展。华人企业在港主要是经营商业贸易和发展工业。香港的织染业一直为华人所垄断，直到现在，华资在这个行业中仍然占主要地位。1908年利民兴国织袜厂在港创办。1911年绍兴织造厂创立。1914年又有大兴织造厂创建。在食品饮料方面，1906年设立的安乐汽水厂。1908年的林宏隆玻璃厂。这些中国人经营的工厂企业，规模虽然不大，资金也不是太多，但对于活跃香港市场，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很多，但是，卢押的前几任通过战争，强逼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新界划入香港，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新界的名称，是指英国人新租借的领土，包括大屿山等二百多个岛屿，面积约975。1平方公里，农田约四万五千亩，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3，与南九龙连成一片，甚为可观。这片宽广的土地，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人力资源。新界原为农业区，这就有了为香港市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的基地。
第十三任总督弥敦认为，新界是香港的理想工业地带。1907年，他卸任前在立法局郑重告诉香港市民：香港的前途将系于新界工业的发展。弥敦确实很有远见，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新界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卫星城镇，香港不少工厂设在新界。
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还由于中国内地一批资金、劳动力的流入。这时，中国内地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冲击着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不久，广东陷入军阀混战与割据的混乱局面，一批前清遗老，携带家产和亲眷逃到香港，也有一些工商人士出于寻找一个安定的经营环境，携资带员流入香港，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和技术力量。这一时期还有一批从北美、澳洲、南洋一带归国的华侨，在香港停留定居。他们带来了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也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动力。
一场种族歧视的辩论
卢押上任的第二年，1908年9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围绕种族歧视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有两个美国人写信给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信件的大意说，香港政府治理地方办法不恰当，公共场所充满不洁净的华人，西方人欲避之不可得。应当在电车及公园等公共场所，另设西方人座位，以分别中西界限，并可避免与不洁华人接近。《南华早报》发表了这封恶意的信函。
本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香港，种族歧视已经十分严重，香港的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此信刊登后，全港中国人为之哗然，认为这是鼓吹种族歧视的谬论。一位名叫李惠霖的华商致函《南华早报》，痛斥美国人的荒谬言论。他的信函说：“贵报十九、二十两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论荒谬已极，不得不辞而辟之。近日有一种外国人，初到中国未久，即忘其本来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当其未离祖国前，家中一切杂务，如刷鞋、扫地、洗涤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为贱役而不肯为。来到中国后，不及数月，则气象顿更，妄自尊大。余料投函贵报之美人殆其类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国毫无所益。此等西人，华人皆欲速去。请问此二君，假如尽屏华人于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盖香港繁荣多赖华人之力也。彼若憎恶华人欲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图他处以避之。本港建设进款多征之于华人。此二君倡议禁华人入公园，划分中西界限，直无异将华人自行出资购来的权益而剥夺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为此谬言也。再者，前者毁谤华人者，华人虽鄙之而缄默不言。近日中国民智日开，有毁之者必不容已也。”
李惠霖的信函发表以后，有一个署名苏格兰人的，写信在该报诡辩说：“阅李惠霖复函，语近闪烁。查自开辟香港以来，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国人而言，非指个人而言。吾请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词。英国商人开辟香港之功何等伟大，英国海陆军对于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输纳之赋税，香港防备之费多半赖之，功又若何，李君之函，以英国因运鸦片入中国战胜而得香港，引以为耻，然而非此之战，香港何得为英属乎？因鸦片与中国决战之事，以为可耻者，只英国国内一部分之人而已。”
苏格兰人的信件发表以后，李惠霖很快复函驳斥，信函说：“苏格兰人之信，殊欠情理。盖吾人各有意见，各可抒发自己意见。不能强人意见如是，他人未必如是，况亦与现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问题相离太远。苏格兰人之意见虽如此，我华人之意见，未必为其所移也。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华人之功若何，此可听之，吾人应置不理。华人的金钱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苏格兰人其亦思之乎？不有华人的工商及华人的资财，则英国商务又何能若是其发达。”
李惠霖信件中所阐述的观点，反映了占香港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反对种族歧视、维护民族尊严的心声。明确“太平绅士”职责有人称，“太平绅士”是英国侵占香港后出现的土特产。该名词由英文JusticE oF tHE pEacE翻译而来，是治安官或治安委员的意思。1843年，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璞鼎查组织了治安委员会，任命了第一批治安委员。当时翻译把治安委员译为“太平绅士”，这种译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香港最高的山峰叫香炉峰。一百多年前，“海盗”张保仔带领人马住在山上，在山下设立东西营盘，利用山峰作了望台，海上有商船经过时，就扯起旗号通知山下营寨，出动船只去截拦，所以香港人也把香炉峰叫做扯旗山。英国人占领香港后，仍然利用山峰作为扯旗指示船只进出港口，扯旗山名字继续沿用。但是，香港人多半称扯旗山为“太平山”，大概翻译受山名影响，把治安委员译做太平绅士。一百多年来，香港从未有过太平，叫作太平山，只是山下居民的一个祈望。
早年的太平绅士，是由港府英国官员兼任，称为官守太平绅士；由英国商人担任的太平绅士，称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非官守太平绅士中不少竟是武装走私的鸦片商。开埠之初太平绅士的职责，表面上是管束在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英国侨民。那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香港及内地，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活动不断发生。太平绅士的职责实际上是协助英军及警察维持殖民统治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早年的太平绅士对香港政治有一定影响。最初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就是由太平绅士提名推荐的。到19世纪下半叶，太平绅士除了维持殖民统治秩序，还参与许多行政事务。
第九任港督宝云于1886年颁布的《维持治安条例》中，赋予太平绅士极大的权力。条例宣称在发生扰乱治安的事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