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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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但是，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认为，金文泰的建议只会更加激发中国人的反帝爱国情绪，加剧帝国主义对英国的指责，因此，蓝浦生竭力反对金文泰的建议。于是，英国外交部决定按兵不动，免生事端。但是，稍晚些时候，金文泰被授权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当内战的战火不幸在中国燃烧之际，英王陛下政府全力保护香港及其大陆部分，他们绝对不会交出香港，不会以任何方式在英国统治的大陆的任何部分放弃或削弱其权利或权力，英皇陛下政府保有它们符合它的最高利益。”
　　罢工谈判态度多变
　　金文泰上任伊始，1925年11月12日，他以兼校长的身份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说。他表示，广州和香港，向来就亲睦如一家人，这一次工潮，双方都受到损失，深愿广州当局向香港伸出友谊之手。我们愿意立即牢牢把握住。
　　史塔士给金文泰留下的是一座“死港”。金文泰就任港督后，首先要处理的是前任留给他的大罢工和新界两个问题。他亲赴大埔作新界乡绅的工作，通过他们劝说村民把蔬菜、鸡鸭等副食品运送港岛，解决因罢工而产生的市民生活供应困难。为了争取新界人士，金文泰宣布撤销史塔士颁布的新界民田建屋补价增税政策，提议将“新界农工商研究总会”改名为新界乡议局，并认可乡议局是港英政府在新界施行新政策的一个咨询机构。
　　在解决罢工的问题上，金文泰前后态度变化很大，开始他汲取了史塔士的教训，上任伊始，便一改以往港英政府敌对与强硬的态度。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由香港政府直接出面与广州方面交涉联络。他主动多次表示愿意和广州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罢工。
　　广州方面也采取了积极态度，准备与港英当局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
　　1925年12月15日，金文泰提出广州方面委派重要职员来港，交换意见。广州政府派财政部长宋子文赴港，与港督金文泰及其他港府要员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宋子文提出，罢工欲求解决，港英政府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两个先决条件：即赔偿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的损失与重新安排罢工工人的工作。港英政府则声言，重新安置罢工工人已不可能，因为罢工工人先前的工作早已被人代替。宋子文表示，可以用赔偿的方式予以解决。关于赔偿问题，金文泰指出，港府认为这种赔偿要求无异于敲诈。但是，由于对港封锁旷日持久，香港的多数华商及一些英商宁愿偿付这笔费用，也不愿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而港府对于这类举动不好加以阻拦。因此，赔偿问题双方还可以进一步商谈。
　　双方在广州又举行了多次会谈。港方表示，应将罢工工人所提政治、经济条件分开谈判。关于经济条件，港方可与罢工工人磋商。关于政治条件，港府愿以广州政府为谈判对手。广州政府表示，如果香港当局原则上能同意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可另寻一方式磋商。
　　港方代表返港后，金文泰改变了主意，认为这样的解决方式对香港将会产生不利影响。立即宣布，港府不能参加此类解决方式的谈判，但不妨碍华商自己筹集资金来解决罢工问题。
　　港英当局如此缺乏诚意，就注定了谈判已无法进行下去。12月30日，香港华商代表抵穗商谈经济赔偿条件问题，广州方面拒绝与之谈判。
　　金文泰对谈判的失败并不遗憾。他本人一直怀疑，向广州支付这笔勒索款是否能确保香港的永久安宁。1926年1月4日，金文泰召开行政局会议决定，“香港目前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维持现状，直到广州现政府被中国某一敌对将领所推翻。”
　　金文泰从最初主动提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罢工，到后来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察到了广州政府即将发生变化，国民党右派势力逐步扩张。
　　1月13日，港督金文泰召集港府要员会议，进行了专门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广州的右翼人士即将得势。广州政府不久即将分裂，罢工委员会就要被解散，对香港的封锁也将随之结束。
　　1月25日，港英当局悍然对外宣布，中止有关解决罢工的谈判。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派兵包围了罢工委员会，对省港大罢工造成了极为不利影响。伦敦和金文泰的预料被证实了。港英政府对通过谈判解决罢工表现得更无兴趣。
　　1926年6月5日，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函香港金文泰表示：本政府现已准备与香港政府磋商罢工事件，并准备委派全权代表3人，深信香港亦宜委派负有同等权责之代表3人，进行磋商。
　　6月16日，港督金文泰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复函广州国民政府：香港罢工已成为过去之事件，但他已任命代表，愿就排斥英货问题与广州政府谈判。
　　广州国民政府为了表明解决罢工的诚意，主动作出让步。6月21日，陈友仁复函英驻广州领事，一方面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一件要事”，同时也表示可以“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之久杯葛运动解决之方法与手段”。
　　7月15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举行。谈判从7月15日起至7月23日结束，前后共举行了5次会议。
　　在第二次会议上，中方代表团发表了《关于对英杯葛之意见书》，分析了此次省港罢工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继上海“五卅惨案”后，港英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从而激起了广东人民的极大愤慨与奋起反抗。《意见书》对港英当局与中国人民为敌，对广东采取经济封锁的行径进行了斥责，并对港英当局无理拒绝广州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后所提出的解决条件提出质问。
　　由于英方对谈判无任何诚意，5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全力支持北伐战争，决议主动取消封锁港澳政策，恢复粤港交通，准人民自由往来。为解决罢工工人所需费用，决定对进口货物加征二五附加税，用来赔偿罢工工人损失，由政府和罢工委员会派员在海关征收。罢工工人每人领取相当于10个月工资的100元。工人可以回港工作，也可以在内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罢工委员会继续供给生活费。10月10日，正式宣布主动停止封锁香港，结束这次罢工斗争。至此，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这次省港罢工使英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进出口船舶和税收减少，估计贸易一项损失达几亿英镑。
　　张月爱在《香港1841～1980》一文中论及省港大罢工时认为，这“香港传统的华人社会，已起了深刻的变化，华人社会开埠以来首次对英国人的统治，表示怀疑，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香港工人阶级，也首次显出他们的力量。”“香港政府也首次真真正正面对如何统治这一个华人社会的问题，统治的态度也相继改变。”
　　正视港人的力量
　　香港民众的抗英斗争，使英国和港英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严重损失。据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记载，英国官方估计，1925年英国在中国市场的贸易份额比1924年减少21％，同期香港对内地的贸易额减少近23％。英国和港府对华贸易商品价值共损失32％。政治上英国在东方的殖民统治受到震撼。
　　香港罢工结束以后，金文泰致力于改善港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他懂得在香港如果排斥占人口总数98％以上的华人，香港的政局将是不可能稳定的，香港的经济更谈不上繁荣。他设法多让香港华人参与香港事务。他突破历来行政局不许华人参与的传统，首次委任华人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金文泰的这一做法，受到殖民地大臣艾默里和外交大臣张伯伦的反对，他们认为华人在保密方面不可信任。金文泰一再请求，英国政府才同意这一任命。
　　被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的第一位华人是周寿臣。周寿臣，1861年出生，早年在中国海关和铁路工作，以后在香港定居。1923年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26年被委任为行政局3个非官守议员之一。
　　金文泰的这一行动，在香港历史上具有一定意义，在此之前，华人长期被拒于行政局门外。
　　金文泰致力于扩大立法局组织。1929年，他将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由6人增加到8人，其中华人议员由2人增至3人，新增加的华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是曹善允，属九龙区居民，也是九龙首次有立法局议员。
　　1927年，金文泰正式命令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聘请赖际熙、区典二人为讲师。对于港大中文系开设的经费，金文泰还拨款予以资助。
　　因此，香港人民逐渐恢复了信心，使这个已经瘫痪了的转口港，逐渐恢复了正常运作。为了尽快收拾史塔士留下的烂摊子，金文泰请求英国政府拨款支持香港。1927年5月，伦敦政府决定贷款300万英镑，协助香港重新发展贸易。到了1927年底，香港进出口船只近三万艘，总吨位达到约三千五百万吨，已经接近省港大罢工前1924年的水平。
　　随着转口贸易的恢复，香港的经济又重新开始发展，香港政府的收入也逐渐增加，1930年，港府收入3000万元，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当年港岛最高建筑物，高达九层的罗士打大厦建成。同时开始建筑城门水塘、启德机场、广播电台以及耗资300万港元的九龙半岛酒店。香港又恢复了转口港地位的活力。
　　金文泰尽量为在港华人做些实事，缓和与华人以及内地的关系。
　　1928年3月10日，金文泰访问广东。3月11日，广东省政府招待到广州访问的金文泰，金文泰在演说中表示，对于粤港重新合作感到欢欣，希望粤汉铁路同广九铁路早日接轨。
　　同年，前皇家空军飞行员成立飞行俱乐部。港督金文泰给予大力支持，提请立法局会议通过拨款6万元，并决定以后每年拨款作为俱乐部经费。同时，决定由政府接办飞机场，因为地皮是何启、区德投资开发，政府接收使用，机场完成之日，就以他两人的名字命名为启德机场。
　　同年，教育当局的中国课程委员会订定《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其内容与我国内地相同。当时，全港中文学校的学生约4。5万人，英文学校的学生有1。7万人左右。
　　同年，港英政府开展房屋计划，将市区内贫民窟拆毁后重建，积极改进公共卫生设施。
　　1930年1月4日，中国确定将海关税改为金本位，中英开展海关协定的谈判，又有人向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建议，以海关协定为杠杆，要中国同意英国保有新界延至1997年之后。当时正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革命运动发展时期，所以蓝浦生认为时机不成熟，“毫无讨价还价机会”。
　　省港大罢工结束以后，由于港督金文泰看到了香港社会华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促使香港英国人士与华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的进一步发展。金文泰的策略是英国全局政策的一部分，他只能首先稳住香港内部，才能保住香港。这对后来几任港督也有一定影响。
　　水荒和制水
　　香港最大的水荒有两次，一次是1895年，一次是1929年。香港天文台由1884年开始记录香港雨量，根据记录，1895年降水量为45。83寸。当年全港人口约为24。8万，因为当年大旱，雨量突少，香港开始实行首次制水，不过只在晚间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