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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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善理回国后向外交部汇报说，美国政府高层人士一般都反对殖民主义，并抨击英国以往在殖民地的作为。假如中国要求收回香港，美国必会给予中国方面充分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在他被问及香港前途时，不少美国官员都不能理解，香港陷落前，英国为什么不愿意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废除在中国行使不合理的领事裁判权？
可是，格善理的汇报触怒了殖民地部主理远东事务的郑艾华，他认为当时的外交部充满了浓厚的失败主义气氛，而格善理简直是被美国人洗了脑。
稍后，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举行联席会议，格善理据理力争，认为英国实力已大不如前，应该作壮士断腕而保存全身，放弃一部分不重要的殖民地，以保存和巩固一些重要属地的利益。格善理还指出，香港和马来亚本来都属于放弃之列。
郑艾华对格善理的看法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英国不能只着眼于建立国际关系，尤其是英美之间的关系，去处理殖民地问题。
1942年7月，郑艾华在香港政府政务官麦道高的协助下，草拟了一份远东政策初稿，坚持英国在战胜日本之后，重新行使对香港的统治。
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邱吉尔完全予以拒绝。他态度强硬地说：只要他还是首相，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1944年，副首相艾德礼在回答议员提问时解释说：邱吉尔的话含意包括香港在内。与此同时，英国努力争取与美国达成谅解。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态度发生变化。1944年9月，英美达成协议，美国同意战争胜利后，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仍由英国决定处理办法。
在英伦内部，关于是否交还香港给中国仍在争论着，郑艾华虽然驳斥格善理主张战后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论调，但他草拟的那份战后远东政策初稿也建议英国重新管治香港时，英伦当局应尽快与中国政府接头，共同研究香港的前途问题。谈判的基础是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强调在过去数年，中英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进退，希望在战后，双方仍然保持战时那种互相合作和信任的精神。
这份政策初稿最使香港人士注意的部分，就是郑艾华建议：英国该向中国及国际人士表示，英国政府理解到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对改善国际关系的贡献。假如中国政府期望，而香港居民又赞成的话，英国政府愿意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签定新约，以达成上述目的。
英国殖民地部常务次官贾达在阅读过郑艾华的建议书以后表示：第一、邱吉尔首相认为，大西洋宣言关于战后让殖民地次第独立这一点，不适合在亚太地区推行；第二、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这个提议该有保留。
贾达只同意在战后将与中国政府讨论有关香港的前途问题。
英国殖民地大臣格保尔更强调：纵然香港的地位十分特殊，在地理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战后英国也许需要同意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但是英国政府万万不得在这阶段决定把香港拱手奉送他人。有关香港的前途，应该与战后远东的整体安排一起研究。如果英国要交还香港，那就要中国在国内或海岸做出一些让步，使得英国得到某些利益。
郑艾华和麦道高接到这些指示后，又重新草拟一份新的意见书。他们指出：中国是一个重关税的国家，在战后，中港贸易必然会受到诸多限制，香港的经济重要性，自然会相应地下降。因此，英国实在不必再拥有香港，反而要从其他途径取得比拥有香港更大的利益。
郑艾华的意见得到英国外交部多数人士赞同，但是，英国柏德信爵士及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艾梅利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在战后，英国应该重建在远东的地位，“尤其不能把英国百年来艰苦经营的成果，毫无代价的拱手让人。”
从1944年开始，英国最高当局已经决定了对香港的原则和政策。英伦内部有关香港的讨论，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但是，这说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英会谈，在英国内部，关于归还香港给中国，还是继续占领，都一直存在着争论。
珍珠港事件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和英美等国变成了共同被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中国远东战场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美英两国为了表明对华友好，希望中国坚持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将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并开始向英国施加压力。据顾维钧回忆，罗斯福不止一次敦促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他说，那里的居民90％以上是中国人，又十分靠近广州。
由于英国在欧洲面临着希特勒的强大攻势，无力顾及在亚洲的势力范围，香港、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相继沦陷。当时英国朝野有许多人主张把香港归还中国。有的人公开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居民都是中国人。一些议员认为，香港应当归还中国，对英国来说，它是个负担，难于防守。
蒋介石国民政府看到了收复香港的有利时机，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顾维钧曾接到外交部训令，要他在伦敦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训令指出，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
1942年10月下旬，中英修约谈判在重庆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宋子文，英方代表是驻华大使薛穆。英方提出的草案主要内容是：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中止1901年的《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归还中国。但对香港问题避而不谈。
中方针对英国的草案，于11月13日提出了一份“修订草案”，要求废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提出“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对于中方提出的仅仅要求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的修正案，英国却断然不能接受。
针对中方的《修订草案》，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提出3个可供英政府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因此，他主张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格善理的主张既不坚决又不明朗，不能采纳。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不属于本次修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正合丘吉尔的意思。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决议，英国不谈租借地问题。
英方代表薛穆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谈判触了礁。薛穆打了折扣，实际上是按格善理的第三个方案向中国解释的，他说，英国政府的态度是“急事先办”，而当前最急的问题是打赢战争，香港肯定要归还的，但是要等到战争以后。有些中国外交人士，相信了薛穆的话。
蒋介石得知英国的态度后表示，中英新约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本来态度坚决的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为了打破谈判僵局，他准备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他对蒋介石陈述了他的主张，蒋介石不相信英国的解释。于是宋子文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
顾维钧见到蒋介石，但他不想自己先提出香港问题。经过叙谈，晚餐以后，蒋介石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顾对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无理态度有哪些想法。顾维钧说，依我看来，英国是诚心打算归还香港的，不过他们正在打仗，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情况确实十分危急，欧洲大陆几乎全在德国的势力之下。英国人真是忧心忡忡，焦虑万状。这次英国既然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他们这项努力如果没有结果，将会非常失望。如果我们因为新约不包括香港问题而拒绝签字，英国会认为这样未免缺乏谅解，太不近情了。这次是由英国首先采取行动同我们磋商的，他们没有料到会提出香港问题。缔结新约，这是送上门来的礼。我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礼为宜，可以在收礼的同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着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战争期间，盟国应该表示团结一致，这点极为重要。这回英国开始看到自己过去的政策错了，或者至少看到现在需要作某些改变了。先缔约不失为外交上有利的一着；同时我们可以公开讲明，希望英国在战后归还香港。
蒋介石听得很仔细，最后对顾维钧说：“我再考虑考虑。”
在顾维钧劝说的基础上，宋子文又去找蒋介石请示最后答复。蒋介石命令宋子文径行签约，香港问题留待战后再说。
蒋介石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1943年1月11日中英在重庆签订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
刘存宽、郦永庆分析认为，这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掌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蒋介石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蒋介石再失收复良机
1945年日本投降，这是中国收复香港地区的好时机，但是，这个机遇被蒋介石丢掉了。
当时，按照日本天皇裕仁的训令，所有的日本军队，都要就地向盟军所属的战区将领投降。侵占香港的日军属于日军华南派遣军第23军所辖。23军的司令田中久一又兼任香港总督，他住在广州。香港、九龙当时属于广东战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是蒋介石。毫无疑问，按理照法，香港日军属于日军第23军，该军司令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应该向中国战区投降。英国根本就无权到香港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既是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完全有权，也有责任派出中国军队赴港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把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将香港的主权摆到重要日程上来。相反，他却忙于四处派出军队赴南京、上海等大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