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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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群众，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戴麟趾妥善处理。当天晚上，戴麟趾发表声明说，中国的抗议是向英国政府提出的，因此必须由英国政府答复。戴麟趾重申了“有关维持和平和秩序方面”的“保证”。说港英当局的政策“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尽量的公正，不偏不倚的方式维护法律”，“在劳资纠纷中不偏袒任何一方”。5月17日，英国政府发表文告表示，全力支持港英当局的政策。
　　5月16日，香港各界成立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5月22日，一批工人、学生、群众前往港府静坐并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镇压群众的政策。当局出动警察阻止并殴打群众，结果有二百多人受伤，多人被捕。港府宣布“紧急法令”，使事态进一步扩大。
　　进入6月份，罢工、罢市规模越来越大。6月10日，港府机关及英资企业一万多名工人联合举行大罢工。6月24日，港九海运、水陆交通、公共事业、船坞仓库及纺织工人大罢工，港英当局则用停职、解雇、关厂等办法，对付罢工工人和机关职员。
　　8月，戴麟趾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镇压法令，封闭工会、学校，拘捕和毒打无辜群众。港府的这些镇压举措，并没有解决劳资关系。
　　据元邦建所著《香港史略》一书介绍，经过1967年几个月的工人运动，使港英当局逐渐意识到对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非武力镇压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只能从解决工人的工资福利，合理解决劳资纠纷方面找出路。1966年以前长久被漠视的劳工处，戴麟趾不得不迅速扩大其规模，并开设新的总办事处和分办事处，加强了对劳资关系的处理。1968年2月14日，劳工处处长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劳工法规。在《就业条例》中规定，劳工每年有6天假日，规定一些病假津贴，还特别规定对女工和年轻工人逐步采用每天8小时或每周48小时工作制。劳资关系科也在这时成立。
　　1967年的事件，也促使港英当局对于劳工福利从法制上加以保证。1967年的法令已经有改变：工时大大缩短，雇主们不得不给予有薪假日；对妇女和青年的保护增加了，禁止雇用童工扩大到非工业部门；疾病津贴的范围扩大三倍，津贴的款额提高到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水平；对遣散剩余工人首次提出赔偿的权利，后来有所扩大；对学徒的地位作了规定，工业训练计划付诸实施；工资受到保护，对建筑工人的尖锐问题给予特别注意；颁布了一系列安全立法，加强了工厂督察员；对工人的赔偿制度作了很大改变“。1967年事件也引起社会上公众对劳工问题日益关怀，由”漠不关心到满怀热情的觉醒“，这就促使政府着手制定劳工立法计划。劳工处对劳工立法作了许多宣传，而重要社团、教会和学生组织提供给工人的援助和支持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1967年事件也促使香港一些工厂、企业的雇主们，主动听取工人的意见，定期磋商，及时解决工人的要求和问题，以免等到双方矛盾尖锐激烈化，造成更大的损失。到1972年3月，已有49家企业采用了联合磋商的某种形式，涉及四万五千多个雇员问题。有81个企业建立了54个正式的和35个非正式的磋商委员会。这些双方磋商的委员会，在不同程度上及时反映了工人的意见，争取了雇主满足工人合理的要求，缓和了劳资双方的矛盾。
　　1971年第二十五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就职以后，在立法局会议的第一次致词中就宣布，他有三件事要优先办理——房屋、教育和社会福利。他改组了行政机构，命令政府各重要部门制定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其中，特别给新成立的房屋司署一项为150万人建筑公共房屋的任务，以此缓和香港政府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矛盾。
　　1967年的事件也使戴麟趾认识到，政府与基层市民之间矛盾很尖锐，隔阂很深，这个问题不能漠然视之，所以，必须积极推行所谓社区建设，搞社会服务，改善市民生活条件，从根本上解决下层市民的经济利益问题。1969年2月，港英当局将华民政务司正式改名为民政司，推出一套民政署计划。该计划将港九分为十多个民政区，与新界的5个理民府平行，成为各行政区枢纽。民政区署的职权和工作不单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还要负责区内各部门的协调，了解区内民意、社会、政治情况。
　　三局六中心与经济超升
　　戴麟趾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找到了合适的发展途径，经济上摆正了政府和企业的位置。在政治上他尽量减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摩擦，为吸引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戴麟趾任职的60年代中期，成立了三个对香港基层企业发展有着重要支持作用的半官方工商机构，一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二是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三是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同时成立了六个技术中心，即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包装中心等。这些机构的设立，使香港工业发展从环境、生产技术和设计、品质检定到包装出口等各方面，都获得较及时有效的指导和信息。这些组织机构的设立，无疑对发展香港工业生产和金融贸易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66年成立的半官方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促进、协调与扩展香港对外贸易方面，成为香港与海外出口商之间的桥梁。贸易发展局的主席由戴麟趾亲自委任，其他成员则是各主要工商机构的代表、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和两名政府高级行政官员。该局在海外有关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负责处理有关贸易方面的查询、协助贸易、促进贸易计划以及进行市场调查等推动贸易的各项活动。成立后的十年中，贸易发展局共组织了大约六百项贸易拓展活动，为一万二千八百多家制造商和出口商服务，处理了一百多万家进出口咨询事务，向海外厂家定期寄出超过九百万本介绍香港产品的刊物。
　　1967年成立的香港生产力发展局，理事会主席委员二十余名，全由戴麟趾委任。下设17个部门，计有电脑服务部、电子服务部、工程服务部、企业组织及系统部、电脑辅助设计中心、化学及冶金部、制造工程技术部、纺织制衣部、顾问服务部、训练部、资料服务部、环境管理部、人力资源发展部、公共关系组、市场拓展组等。职员具有广泛的专业和技术知识。该局的职责是扶助香港工业，促进香港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业界提供各种类工业与管理顾问服务，技术辅助服务及人才培训等。
　　这些机构的工作，促使香港本地工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增加。据统计，在香港注册的外地和外国公司，1955年仅有328家，到了1970年就已经达到655家，增加了一倍，其中美国公司占172家，英国公司占94家，日本公司占66家。外国投资者在纺织业，以及比较尖端的科技工业里，如电气产品、金属产品、塑料和电子产品等领域，比起香港本地来，具有更为优越的技术条件。1964年11月24日，戴麟趾批准中华电力公司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共同组建发电公司计划。这是美国资本第一次渗入香港公用事业，也是继兴建希尔顿酒店后又一项庞大的投资项目。新电力公司于1966年开始供电。原中华电力公司在1965年的总发电量为66。25万千瓦，而新发电厂发电量达到114。25万千瓦。外资企业的增加，加速了香港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据国际棉花与纺织业同盟1965年对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纺织机装备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只有香港和菲律宾百分之百是自动织布机，而香港每台织布机平均使用的时间最长，达8160个小时。香港所拥有的织布机总数仅次于日本、印尼和巴基斯坦，达2。4万台。纺纱业、织布业和成衣业的增长速度很快。纺纱业1960年仅有工人1。6万人，装设有49万个纱锭，纱线产量一亿五千多万磅。到了1970年，就有工人近三万人，装设纱锭约九十万个，纱线产量达到近四亿磅。织布业1960年只有工人2。46万人，装设织机1。7万台，布匹产量4。28亿百万平方码，到了1970年，就已经有工人3。46万人，装设织机2。3万台，布匹产量达7。7亿百万平方码。制衣业的增长更加显著。1960年只有工厂689家，工人有4。22万人，到了1970年就已经有工厂2100家，工人达到十万多人。塑料和电子玩具等行业也迅速发展。
　　戴麟趾上任的1964年开始生产电视机，1965年香港出口第一批电视机，到了60年代末，香港不仅生产硅晶体管和晶体管收音机，还生产扩音机、磁带录放机、计算机部件。电子行业已经成为香港的重要行业之一。
　　到1970年，香港的生产总值达到192。1亿万港元，比1960年生产总值58。9亿万港元，增加133亿万港元，增长了2倍。每人平均值从1960年的1917元，增加到1970年的4853元，增加了2936元。发展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60年代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首先是中英关系好转，中国政府实行对香港稳定的政策，使很多投资者对香港的发展具有信心。而戴麟趾善于抓住这种时机，采取适合于香港实际情况的策略。
　　紧紧抓住机遇
　　香港弹丸之地，资源缺乏，市场狭小，适于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模式，而港府又遇到了发展这种模式的大好时机。50年代初，内地大量资金、技术、人才流入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工业国家尚处于恢复时期，国际市场工业品普遍缺乏，西方国家普遍主张贸易自由；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工业模式还未确定；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局混乱，军事冲突频繁。香港当局看准了这一时机抓住不放，采取了适当的政策，把世界各地投资者的经营中心吸引到香港。这是香港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这一时期的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位总督，对香港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的勤劳和智慧促成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正如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英国人杨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工业发展是香港得以摆脱40年代后期经济衰落的推动力，但又是什么使工业发展成为可能呢？从根本上讲，是华人的功劳。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很多是居住在香港的华人，或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省、新加坡和东南亚其它地区的华人创造的。”
　　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位总督在任期间，香港实现了由转口贸易港转变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制造中心。制造业在香港生产总值和就业总数中的比例连续上升，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城市。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952年至1954年是酝酿阶段。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和朝鲜半岛的战争，使香港转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迫使香港厂商利用从内地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人力，重点发展本地的纺织、成衣等制造业。1954年对外贸易总值从1951年的93。03亿元降至58。52亿元，但制造业的工厂和雇员分别从1951年的1720家和8。61万人增至1954年的2201家和9。82万人。1955年至1962年是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工厂和雇员分别增加1。8倍和2。6倍，本地制造成品的出口值平均以年率8％增长。1959年本地产品出口超过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