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4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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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谕：“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的第三天，由袁世凯领衔，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接着，下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旨意中不提宪政，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宪的原折亦留中不发，朝廷的意向就很明显了。好些自命识时务的功名之士，为了东西洋的立宪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继以立宪所获致的实效，买了好些书日夜钻研。“虚君制度”、“责任内阁”、“上下院议员”、“行使同意权”等等名词，琅琅上口，满以为重臣会奏的折子一发抄，必是广咨博议，那时应诏陈言，平步青云，富贵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谕中有“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的话，可见朝廷对遣官考查政治，视作经常应办之事，不论如何，出洋去走一趟，总是好事。所以仍旧有些人很起劲，上条陈、上说帖，都在“洞达原委”这句话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书桌上，无不堆满了这些文章。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工夫去细看，因为都知道朝廷此举，是搪塞民意，根本没有什么“还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不看没有事，看了难免印入脑中，一不小心，形诸口头，尤其是在奏对之时，更为不妙，所以是不理会的好。
因此，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结差使，有的为了长身价，有的志在广见闻，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购古董，而载泽则另有深心。
原来自载沣赴德谢罪归来，谈起瀛海之游的见闻，亲贵中都憬然有悟，欧洲的王室，安富尊荣，长享太平岁月，都有一套维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国是由亲贵典军，将兵权抓在手里，才能保证政权于不坠，所以载沣已经奏明慈禧太后，将他的两个胞弟，老六载洵、老大载涛，送到德国去留学，一个学海军，一个学陆军。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别样方法，但非实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蕴，而交游必须地位相当，是故非派亲贵不可。但派到载泽，却别有缘故。
载泽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传为
“奕”字辈，其中有个奕枨，有七个儿子，顶小的就是载泽。幼年随母入宫朝贺，以偶然的机缘，颇得慈禧太后的怜爱。其时，“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病殁无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载泽，为奕询的继嗣。
这一来立刻就有好处。因为载泽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个“奉国将军”，服饰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谓“闲散宗室”，一为奕询的嗣子，袭爵为辅国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绪初年选秀女时，载泽更蒙慈禧太后赏识，指婚都统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连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婿，关系更自不同。
载泽的婚期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礼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枨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载泽不敢奏请改朝。及至喜事正日，这面抬进花轿，那面贴出殃榜，奕枨就死在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时贺喜的汉大臣如翁同龢等，诧为闻所未闻奇事，而慈禧太后却说他“孝顺有良心”，越发另眼相看。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个资格，预备要好好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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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政治四大臣变成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个商部右丞绍英。
选随员、定旅程、办行装、定船票，一切齐备，八月十九请训，二十六黄道吉日启程，乘火车南下，预备在上海坐太古轮船放洋。
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当然是载泽。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车寒暄，“一路顺风”、“旅途保重”，说过了下车，川流不息地此来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车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赔笑跟五大臣表达送行之诚；第三等的便只是远远站班，但望车中人能一顾盼，发觉他也来送别，便不虚此行了。
“各位大人！”专车的车长在花车门口高喊：“专车准九点钟开，还有一刻钟，送行的大人们请下车吧！”
此言一出，红顶花翎来送行的人，纷纷下车，而前面的随员，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结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纷纷涌向花车。前面还好，后面却有载泽所携的侍卫，守住车门。有个瘦瘦小小、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板，为侍卫拦住了。
“你是干吗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汉子是安徽安庆府的口音。
“这会儿快开车了，别往里挤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会找我。”那汉子说：“刚才我上错车了。”
后面这句话令人不解，“你该上那一辆车？”侍卫问。
“自然是花车，我得跟着我家大人。”
“那么，刚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挤散了。”
侍卫起疑了，瞪着眼一打量，指着他腰际问：“你怀里揣着什么？”
一语未毕，“哐啷”一响，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猛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哐啷啷”一连串的响声。站着的人都立脚不住，侍卫已倒向那人身上。就这时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
五大臣魂飞天外，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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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当然中止了。五大臣之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死了三个五大臣的随从。刺客死得最惨，下半身炸掉了，却留着上半身，嵌在两节车厢之间。脸上血肉模糊，看得出一双眼睛鼓得铜铃似的。
刺客的姓名不知道。只是有内行指出，刺客所带的炸弹，简陋异常，并无引线，一撞即炸，所以有此结果。
“凶手是谁啊？”从慈禧太后到宫巷小民都在这样问，却无答案。而有个人，却非找到答案不可。
这个人叫赵秉钧，字智庵，直隶人，出身不高，据说幼年是官宦家的书僮。为人极工心计，且善逢迎，因而以一个佐杂官儿，为袁世凯所赏识，连连升官，五六年工夫就当上了道员。
他这个道缺叫作“巡警道”。辛酉之乱以后，袁世凯创办警政，由天津推及京城，收编聂士成的溃卒，训练成巡警，即由赵秉钧主持其事。
在京师的巡警，隶于工巡局，归肃亲王善耆管理，实际上是赵秉钧在当家。如今辇毂之下，有此用炸弹谋害大臣的情事发生，自然朝野震惊，非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而居然连凶手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交代，赵秉钧自知丢官是丢定了，所以亲自策划监督，寝食俱废地展开搜索。
幸而刺客的面目犹自完好，用药水洗净了，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所有的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去问。
问来问去，终于问出结果来了。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就是在会馆住过的“吴老爷”，桐城的世家子吴樾。
于是，桐城会馆的执事被捕，带到工巡局，由赵秉钧亲自审问。这个执事自道叫吴士禄，从照片中认出吴樾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这吴樾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吴士禄答说：“同乡很多，没法子去问底细。”
“他平日来往的，有些什么人？”
“这吴老爷孤僻得很，没有什么朋友来往的。”
“哼！”赵秉钧冷笑一声，“你倒很够义气，同乡同宗，处处替人家瞒着。不过，义气两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叫你尝尝讲义气的滋味！”
说罢，吩咐行刑，最轻的一种，掌嘴五十。套上皮手套的五十巴掌，打得吴士禄满嘴流血，不能不说实话了。
“常来的是一位张老爷。八月二十五那晚上，跟吴老爷睡一屋，两个人悄悄谈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一起出去，从此没有回来过。”
“是这个人不是？”赵秉钧取出一张从吴樾屋子里搜出来的照片，让吴士禄指认。
“不错！就是这位张老爷。”
“还有呢？”
还有一个“杨老爷”。吴士禄问过他的车夫，知道这“杨老爷”名叫杨笃生，湖南长沙人。现任译学馆教员，乃是户部尚书张百熙所推荐，但也常到军机大臣瞿鸿玑家。五大臣考察宪政，他也是随员之一。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物，将他牵涉入内，吴士禄认为可以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斩钉截铁地说：“有是有，一两个，来过两三回，我不知道姓什么？”
见此光景，赵秉钧觉得不必再问。最要紧的是抓住这个关外口音姓张的人，他与吴樾悄悄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相偕出门，自然是一案共犯。抓住此人，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拿这张照片，翻印了许多，分发各处悬赏查缉。天津探访局当然也接到了。
这个探访局的总办，名叫杨以德，原来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辛酉之乱，趁火打劫，很发了些财，一时官兴勃发，捐了个佐杂官儿，派到探访局当差。其时袁世凯正在大抓革命党，杨以德知道唯此邀功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自己花钱，广布耳目，只要行迹稍微可疑，立即逮捕到局，动刑拷问，冤狂的虽多，真正革命党人死在他手里的亦不少。因此，大得袁世凯的赏识，不过三四年工夫，连捐带保升到了道员，当上了探访队的管带。及至探访队改组为探访局，杨以德居然拥有总办的头衔了。
由于久任车站剪票，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陌生面孔，因此杨以德养成一样特长，识人之面，过目不忘，只要看过这张脸，是胖是瘦，是圆是方，有何特征，立即深印脑中。在他的“签押房”里，书桌对面悬着好多照片，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等，闲来无事，谛视不休，一面看，一面在想：“这里面只要抓住一个，三品堂官指日可待。”
从五大臣被炸一案发生，杨以德便已怦怦心动，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早就派出人去，明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