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撤退逃难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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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记得,那天爬坡时,我还正在欣赏山下回旋的公路,突然那辆十轮卡车一过去,我不知怎么就到了地上,接着一个四、五十斤重的米袋压在了我背上,可能是同速度之故,也没轧伤我哪里,我把它推开爬了起来,这时我已意识到,我们的汽车翻车了,我赶忙跑过去察看情形,只见母亲躺在地上,“哎哟!”“哎哟!”的哼着,我知道一定是哪里负了伤,同时我又看到六弟满脸是血,把我紧张得不知怎么样,我赶紧叫喊:
“爸爸!快来!六弟满脸是血。”
父亲迅速跑过来,抱起了他的第六个儿郎,我这才缓过神来,问母亲伤着了什么地方。原来当母亲意识到正在翻车时,马上想到的是她怀抱中的六儿,她怕自己的身体压着了他,于是用手去撑地面,就这样使右手腕骨折了,六弟虽没被母亲身体压着,但一个轮胎轧到了他的头上,擦破了一大块头皮,故血流满面,此时,父亲也束手无策,没了主意。
我家其他几个成员的负伤情况,五弟只擦破了点皮,对身体无妨,四妹负伤多处,有的青紫,有的破皮流血,伤势算轻度偏上,父亲、三妹和我安然无恙。了解了全家的的伤情以后,首先将母亲扶起,送到靠山的一块草地上坐定,然后将四妹、五弟也安顿到这个地方,父亲就守着照顾受重伤的六弟和母亲,我和三妹则收捡散落的行李。这对一个十一岁和七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件繁重的劳动,已经是十一月寒天,但我仍汗流夹背,汗水湿透了衣襟。
这次翻车,全车压死一人,重伤十二人。压死的那人,是司机的助手,他刚取完垫木,跳在驾驶室右侧踏板上站立,而车正好向右倾覆,将他压在车下,不幸死亡。他真死得冤枉,他若在取完垫木后坐进驾驶室,顶多被撞伤,而不致于被压在车下,现在谁也无法动他。
但这名司机助手是为我们全车人而死的。在贵州高原上行车,当爬坡时,常要一个人跟随车旁,随时准备垫垫木,一旦车上不去,迅速将垫木垫在后轮子下,不能让车向后滑,否则滑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死得伟大,死得光荣。
还有一件怪事、巧事,那个被颠死的恶汉,又被压在了车底,因为他已是死人,故未计算在死伤之列。若换另一个活人坐在那个地方,恐怕会造成我们更大的伤亡。
这次翻车,又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的车是翻向了靠山有块平地的一边,若是在悬崖那边翻车,那就一定会掉入万丈深渊,一个也休想生还。清理完现场,各家自成一堆,没有欢笑,山间回荡着一片哎哟的哭叫,怎么办,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有等待,等待过路车捎个口信,去请求救援。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从后面开来了一辆救济总署的吉普车,这正属他们管辖范围的事,父亲将其拦下,向车上人简要介绍了我们翻车的经过和伤员的情形,请他们到贵阳后,设法转告我们工厂,请求派辆车来援救。
又过了两个小时,从我们前进的方向开来了一辆载重为一吨半的有蓬车,因为都是工厂的熟人,一看就知道是来接我们的。即问“为什么没派辆大车来,我们这么多人怎么运走?”
“大车全派到外地去执行任务去了。”
这个车只能容纳十几个人,所以最后决定,凡是受了重伤的人坐这辆车到贵阳去救治,其他人则只好留在这里等下一辆车来再行。母亲、六弟、四妹属重伤之列,先上了车,但考虑到母亲右手骨折,无法照顾弟妹,故决定我也挤上去帮助照理。又因为我们家现在只剩下一床被子,而父亲、三妹、五弟还得在这露天待一些时日,而且谁也说不清他们要在这待多久,被子只好留给他们,我们四人只带一床毯子走。临走,父亲再三叮嘱我,并叫我到贵阳后,去湘雅路湘雅医学院找我的姑姑,她会给我们帮助。
车开了,我向父亲、三妹和五弟挥手告别,这是我们逃难五个月以来,第一次亲人分离,尽管时间不会很长,但也有那种难舍难分的心情。
黄昏时刻,小车进了贵阳城,街上不太热闹,大概这是处在偏僻小街上的原因。车在街上转了几个弯,来到了一家饭店门口停下,半圆形的拱门上,镶嵌着“西湖饭店”四个大字,工厂办事处就租用饭店的几间客房办公,我扶着母亲下了汽车,进了办事处,把一点随身带的东西寄放到了父亲同事处,没说上两句话,又返回车上。汽车又载上我们这原班人马,驶往医院。这次汽车经过了几道热闹的街,此时,华灯初上,商店灯光五颜六色,非常漂亮,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熙熙攘攘,好一番热闹景象。
逃难五个月以来,一直生活在那令人痛楚和艰苦的环境,突然见到这热闹的场景,仿佛置身于仙境。
第十二章 悲惨的遭迂
小车左弯右拐的来到了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中央医院”门前停下,据说这是从南京迁来,是当时贵阳最大的医院。医院门上只有一盏涂有红十字标记的电灯,昏暗的灯光,给人一份凄凉之情。我们进了医院,因为已是晚上,只看急诊。医院对受伤的弟妹,简单的进行了一下清洗、涂药、包扎就算完成,对我母亲则更是简单,给了几片止痛药片,即叫明日再来,其它伤员也大致如此,于是我们一行十数人,又乘来时那辆小车往办事处回返。
办事处可没有我们住的地方,只好到外面去寻找住处。但母亲折断的右手,已使她疼痛难忍,加上两个受伤的小弟妹要照看,所以不便出访,只好我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到街上去独自闯荡。黑灯瞎火的,找了好长时间,虽然找到了几家旅店,但回答都是,
“客满!”“客满!”
这也难怪,全国那么一大片沦陷土地上的人们,被战争一下子驱赶龟缩到了这一小块地方,怎么不会造成住房紧张。没有办法,只有垂头丧气的又往回返。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办事处走廊的端头开地铺睡觉,走廊的地面是水门汀的,冰冷,冰冷,所谓开地铺,也只是把仅有的那床毯子垫在地上,身上没有盖的,已经是寒冬腊月的天气,真把人冻得够呛。冻得实在忍受不了啦,这才向办事处的同事开口借床被子。要知道,他们同是逃难过来的人,只不过比我们早到一时,情况也许稍好一点,但也不会有什么富裕的行李,见我们实在冻得可怜,想法匀出被子一床,借给我们挡寒。虽然有了盖的,但毕竟下面垫的太薄,身体的一点点热气,一接触到毯子,就被水门汀的地坪吸光,身上像弹琵琶似的,直打哆嗦。这一夜,我冻得完全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四妹又发高烧,且叫肚子痛,脚也有些微微的肿,本来就有病的她,加上这一冻,病情更加重了。
今天去看病,可再没有工厂的小车接送。因为路不熟,我们雇了一辆人力车,母子四人,挤在这辆车子上,再去中央医院。先给六弟换药,揭开昨日所敷纱布时,六弟叽哇直叫唤,一个岁多的小孩,那能忍受得了撕开血肉沾连纱布的楚痛。给四妹看病的重点,已由外伤转为内症,现在主要给她治疗发烧、泻肚、微肿等内科疾病。最后轮到给母亲看手了,医生对母亲说:
“你的手肯定是骨折了,要替你施行手术,但现在没有了x光机,不知伤的具体情况,对于做手术会有一定影响。”
后来又检查出母亲患有心脏病,动手术必须上麻药,而心脏病人上麻药可能麻过去再也醒不过来,所以要担很大风险。
医生问我母亲:
“此地有无亲人,能否签字画押。”
“能不能盖保?”
母亲回答:
“我们是逃难之人,昨日翻车,刚把我们送到这里,在这里是举目无亲,唯一能帮助我的,就是我这十一岁的大儿子,要签字就让他签好了。”
看来母亲非动手术不可,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我签字让母亲动手术,若真的醒不来,那不是我将母亲向死亡推进!最后,还是母亲自己下定决心动手术,于是让我按了一个手印,母亲就被送进了手术室。
我抱着六弟,牵着四妹,坐在手术室外的板凳上,坐了约一个多小时,这是多么难熬的一个多小时,也是度日如年的一个多小时。我不知母亲此时能否再出来,若真的醒不过来,叫我这十一岁的孩子,领着两个伤病的弟妹,又将如何坚持到父亲到来?我想,我想,我想了许多许多,一切痛苦的后果让我都想到了。在手术室外等候的一个多小时。人们可以想象,这么沉重的思想负担,叫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又何以承担!
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这时母亲的手上了夹板,一条绷带将手臂挂在脖子上,十足的一副伤兵模样。这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眼睛里是热泪盈眶,此时我又陶醉在生离死别后重逢的喜悦之中。
在乘坐人力车回办事处的路上,母亲给我们讲述着她施行手术的惊险情形。
下午,我一个人顾了一辆人力车,去湘雅医学院找姑姑,一路上我兴高采烈,我想,我就要见到我久别的亲爱的姑姑了,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找到了姑姑,就有了救星。姑姑是父亲最小的妹妹,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迁来后,一九四二年她就专程考入这所学院就读,她已来贵阳多时,她的情况肯定比我们好,她看到我们现在这种可怜情形,肯定会给我们以照顾,至少不会像昨晚那样挨冻,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人力车就把我拉到了目的地,学院用竹条编织的篱笆围着,院内有不多的几栋平房和几栋木板结构的房子,后面傍山。我走下人力车,然后到传达室问一位守门人,
“请问,有不有一个叫周耀曾的女同学?她在不在?”
“不在!”
那守门人很不耐烦的这么应了这一句,就把我打发了。这似一盆冷水,突然从头顶泼下,一直凉透了我的心。并垂头丧气的离开了传达室,稍事停顿,我仔细一想,难道就这么算了,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无亲无戚,领着负伤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叫我怎么办?想着想着,不由得眼泪滚滚淌下。
于是,我鼓起勇气,再一次向那守门人简单的诉说了我们当前的遭遇,并说明我是来找姑姑求援的。这时那人才稍为详细的向我说明了情况。
“我们学校是有周耀曾这个同学,但前些日子紧急疏散时,都搬到重庆去了。”
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我是那样沮丧,一种似孤儿刚失去父母的孤独感笼罩着我心,而心则如刀铰般难受。
这一夜,仍然与昨晚那样睡在水门汀的地上。晚上,母亲的手痛得直叫喊,硬叫我去借一把剪子,将包住指头的石膏剪去一些。四妹则是又泻肚又叫妈,但母亲的手使她痛得难以忍受,且手又不方便,无法给她照顾,唯有我这个小哥哥给以安慰和帮助。
又这样熬了一个夜晚,到达贵阳的第三天,四妹病得更利害了,母亲又带她和六弟到“中央医院”去了一次。到第四天,四妹一整天在喊着爸爸,时刻在翻着白眼,把我和母亲都吓坏了,妹妹时而在地上滚来滚去,时而乱抓着胸脯,看来她有无法忍受的撕心裂肺的疼痛。此时,我和母亲也只知道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下午三点,一辆卡车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