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回归线-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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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不远，但是它不一样，它更富有魅力，更神秘。我小时候只去过一次洪堡街，我已不记得那次去的理由，除非是去看望卧病在一所德国医院里的某个亲戚。但是这条街本身给我留下了一个最持久的印象，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我记忆中仍然是我看见过的最神秘、最有希望的街。也许我们准备要去的时候，我母亲像往常一样，许诺给我一件很了不起的东西，作为对我陪她去的报答。我总是被许诺一些东西，但从来没有实现过。也许那时候，当我到达洪堡街、惊奇地看着这个新世界时，我完全忘记了许诺给我的东西，这条街本身成了给我的报答。我记得它很宽，在街的两边，有高高的门前台阶，那样的台阶我以前从未见过。我还记得，这些怪房子当中有一幢一层楼，是一个裁缝铺，窗户里有一个半身像，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我知道，我在这景象面前　大受感动。地上有雪，但是阳光很好，我清晰地记得，被冻成冰的垃圾桶底部如何有一小滩融雪留下的水。整条街似乎都在明媚的冬天阳光下融化。高高台阶的栏杆扶手上，积雪形成了如此漂亮的白色软垫，现在开始下滑、溶解，露出当时很时兴的褐色砂石，像打了一块块黑色的补丁。牙医和内科医生的玻璃小招牌藏在窗户的角角上，在中午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些诊室也许不像我知道的那样，是折磨人的拷问室。我以小孩子的方式想像，在这个地段，尤其在这条街上，人们更友好，更豪爽，当然也极其有钱。我自己一定也大大舒展了一番，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一条似乎没有恐怖的街道。这是这样一条街：宽敞，豪华，光明，柔和，后来当我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就同圣彼得堡的融雪联系在一起。甚至这里的教堂也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它们有着半东方的色彩，既壮观又温暖，这使我既惊恐又着迷。在这条宽敞的街道上，我看到房子都盖在人行道上很靠后的地方，宁静而高贵，没有夹杂商店、工厂、兽医的马厩等来破坏气氛。我看到一条只有住宅的街道，我充满畏惧和赞美。我记得这一切，无疑我大受其影响，但这一切中没有一样足以说明，只要一提起洪堡街，就会在我心中唤起那种奇怪的力量和吸引力。几年以后，我又在夜间回去看这条街，我甚至比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更加激动。这条街的外观当然变了，但这是夜间，夜间总是比白天较少残酷。我再次体验到那种宽敞感、那种豪华感所带来的奇妙愉悦，那条街上的豪华感现在有点儿消退了，但仍然给人以回味，仍然以隐隐约约的方式显示出来，就像那次褐色砂石栏杆从融雪中显示出来一样；然而，最与众不同的，是那种正要有所发现的近乎激起情欲的感觉。我再次强烈意识到我母亲的存在，意识到她的皮大衣的鼓鼓囊囊的大袖子，想到她多年前如何残酷地拽着我飞快地走过那条街，想到我如何固执地要看那一切陌生的新事物，以饱眼福。在第二次去那条街的时候，我似乎朦朦胧胧地想起我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物，那个老管家，他们管她叫一个外国名字：基金太太。我记不起她得了什么病，但我似乎确实记得我们到医院去看她，她在那里奄奄一息，这个医院一定是在洪堡街附近，这条不是奄奄一息，而是在冬天中午的融雪中容光焕发的街。那么我母亲许诺给我，而我后来再也没能回想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像她那样能许诺任何东西，也许那天，在一阵心不在焉当中，她许诺了十分荒谬的东西，尽管我是一个小孩子，十分容易轻信别人，但我也不会完全轻信她的这种许诺；然而，如果她许诺给我月亮，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会拼命给予她的许诺一点点信任。我拼命需要许诺给我一切，如果在反思之后我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那我还是要以我自己的方式，设法摸索一种使这些许诺可以实现的方法。人们没有一点点兑现许诺的意图，竟然就做出许诺，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甚至在我十分残酷地受了欺骗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认为许诺之所以没有兑现是因为非同寻常的、完全超出了另一个人的能力的事情参与进来，才把许诺化为乌有。
　　这个信念问题，这种从来未被兑现的许诺，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在最需要帮助时遭到抛弃。到他生病的时候为止，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宗教倾向。虽然总是向别人提倡教会，但他们自己却在结婚以后从来没有踏入过教堂。那些过于严格地定期上教堂的人，在他们眼里似乎有点儿傻。他们说“如此这般地笃信宗教”，那种样子足以流露出他们对这样的人所感到的嘲笑、轻蔑，甚至怜悯。如果有时候，因为我们孩子们，教区牧师意外地到家里来，他们对他就像对一个出于礼貌不得不尊重，然而却没有一点儿共同之处的人那样，事实上，他们有点儿怀疑他是介于傻瓜和江湖郎中之间的那类人的代表。例如，对我们，他们会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他们的老朋友来了，一聊就不着边际起来，这时候，人们会听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评语，通常还伴随着一阵阵响亮的嘲笑声和捣蛋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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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回归线》第十一章（2）
　　我父亲由于过于突然戒酒而病得很厉害。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快活的老好人：他的肚皮不大不小，他的脸颊圆润，像胡萝卜一样红彤彤的，他的举止从容不迫，懒懒散散，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健健康康地活到高龄，但是在这种平稳、快活的外表之下，事情十分不妙。他的情况很糟糕，债台高筑，他的一些老朋友们已经开始在抛弃他了。我母亲的态度最使他担忧。她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而且一点儿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她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扑到他身上又打又掐，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他，砸碎盘子，威胁要永远离家出走。结果，他有一天早晨爬起来，决心绝不再沾一滴酒。没有人相信他是当真的；家里其他人也发誓戒过酒，他们管戒酒叫上水车，但他们很快就从水车上下来了。家里人在各种时候都试过，但没有一个成功地彻底戒了酒的，而我父亲则不然。他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力量来坚持他的决定，只有上帝知道。我似乎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自己也会喝死的。可是，老人却没有。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对任何事情显示出决心。我的母亲感到十分吃惊，她就是这么一个白痴，竟然拿他开玩笑，讥讽他至今一直如此薄弱的意志力。他仍坚持不懈。他的酒肉朋友很快就不见踪影了。总之，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几乎完全孤立了。这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没过几个星期，他就病得死去活来，于是举行了一次会诊。他恢复了一点儿，足以起床，来回走走，但仍然是个重病号。他被猜想患了胃溃疡，虽然没有人十分有把握他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这样突然发誓戒酒，是犯了一个错误。要回到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中去，无论如何已为时太晚。他的胃如此之弱，竟连一盘汤也盛不下。几个月后，他就剩下了一把骨头，而且十分苍老。他看上去就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拉撒路拉撒路：《圣经》中提到的乞丐。——译者。
　　有一天，母亲把我拉到一边，眼泪汪汪地求我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了解我父亲的真实病情。劳施大夫多年　来一直是家庭内科医生。他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德国佬”，在多年开业以后已相当疲惫，有许多怪癖，然而还是不能完全忍痛舍去他的病人。以他愚蠢的条顿方式，他试图吓退不太严重的病人，好像要证明他们是健康的。当你走进他诊室的时候，他甚至不费神看你一眼，不断地写，或者不断地做他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同时敷衍了事地以侮辱人的方式，向你开火似的提出任意的问题。他的行为如此无礼，如此挑剔，以至于尽管听起来可笑，却好像他期待他的病人不仅随身带来他们患的病，也带来他们患病的证据。他使人感到自己不仅肉体上有毛病，而且精神上也有毛病。“你就想像一下吧！”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他说这话时斜眼看人，带着恶狠狠的嘲弄。我很了解他，也打心底里讨厌他，于是我有备而来，也就是说，准备好了我父亲的实验室大便分析。如果大夫要求进一步的证据，我在大衣口袋里还有父亲的小便分析。
　　我小时候，劳施大夫有点儿喜欢我，但是自从我那天到他那儿去看淋病，他就丢弃了对我的信任，当我把脑袋探到他门里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副愠怒的面孔。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他的座右铭，因此，当他不但没有给我想要的信息，反而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同时教训起我和我父亲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你们不能违背自然，”他扭歪着脸，庄严地说。他说话时眼睛不看我，只管在他的大本子里作些无用的记号。我悄悄走到他桌子旁，不出声地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当他带着他平常那种愤愤不平的怒容抬头往上看时，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听道德教诲的……我想知道我父亲有什么问题。”听到这话，他跳了起来，显出他最严厉的样子，说：“你父亲没有机会康复了，不到六个月他就会死掉。”他说话的样子跟他那类愚蠢、蛮横的德国佬一模一样。我说：“谢谢了，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说着就朝门口走去。这时候，似乎他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迈着沉重的大步追上我。他把手放到我肩上，试图哼啊哈地改变刚才的说法。他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绝对肯定会死。”如此等等。我打开房门，打断了他的话，以最大的音量冲他吼叫，以便让在他接待室里的病人都能听到——“我想你是他妈的狗臭屁，我希望你早点儿死掉，再见！”
　　到家以后，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医生的结论，说我父亲的情况十分严重，但是如果他好好注意，他会好起来的。看来这使老人振作了许多。他主动开始吃牛奶加烤面包片的饮食，无论这是不是最好的东西，肯定对他没有害处。他保护一种半伤病员的状态大约有一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越来越平静，在表面上他也决心不让任何东西来打扰他心灵的宁静，不让任何东西，哪怕天塌下来也罢。由于他更加有力气了，他就开始每天到附近的公墓去散步。在那里，他会坐在阳光下的一张长凳上，看老人们在坟墓周围闲逛。接近坟墓不但没有使他精神萎靡不振，反而使他显得很高兴。他似乎已经同最终死亡的念头妥协了，无疑，这是他至今为止一直拒绝正视的一个事实。他经常拿着他在公墓里摘的鲜花回家，脸上流露出宁静、清澈的欢乐，他会坐在扶手椅里描述那天早晨他同一个人的谈话，这个人是其他那些常去公墓、为自己健康状况而发愁的人当中的一员。一段时间以后，他显然真正喜欢上了他的与世隔绝，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仅喜欢，而且深深得益于这种经验，这是我母亲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他变懒了，这是她的看法。有时候她甚至说得更加极端，一讲起他来就用食指敲脑袋，但她不公开说任何事情，因为我的妹妹无疑脑袋有点儿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