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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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魏城在《所谓中产》一书中说：“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实际上，广大中间阶层“中产”身份的丢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中宏保险于2010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首个以中产阶层家庭为研究样本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化的进程暗含着“藏富于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层”的尴尬困境却愈发明显。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能力，在这样的保障压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泛议“幸福指数”，远没有解决生存的实际困难来得更加重要。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况且，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谁都无处可逃，只是困难不同、压力有异罢了。如果我们的公权机关，能从上述调查中读懂白领以及蓝领、灰领、金领生存的艰难境遇，采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困难，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上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药费暴利吓死你……”在这些“X不起”上提供帮助，那才真正体现出“幸福白皮书”的价值所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让我们再次回到陆学艺的观点，他说：“现在大家经常谈到‘蚁族’。我要说那些人也是中产，肯定会有人骂我，但那些人确实是中产的后备军。他们现在的处境只是临时的。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硕士毕业也买不起房子、车子，就说自己不是中产。其实国外的硕士、博士毕业后，要挣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毕业后马上买得起房子的？但我带的2004年前毕业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已经有房有车了。所以，大学是培养中产阶层的摇篮。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白领’。”
专家让广大“蚁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里的“蚁族”之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蚁族的最大问题就是“蜗居”，眼下公租房是在规划中，在这个户籍制度森严的城市里，“非京籍”人员能否顺利住上还是个大问号，而即便住进去了，租金也一定不可能比“唐家岭”廉价。然而，“蚁族”的生活要求难道只能限于一间遥不可及的“公租房”吗？
根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将‘蚁族’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与同龄人进行比较后发现，‘蚁族’中71。29％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84％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强迫、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等心理特征上，均明显高于常人，心理状况呈现出亚健康水平。”
蚁族中很多人，都常常会发出潘晓式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感叹。而你确定自己可以在北京城里找到解决答案吗？
杨彤楠找到了，不过那是在他离开了北京城之后的事了。他收拾包裹走人那会儿，有关“蚁族”的说法还没有流行；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觉地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成了销售员；在离开北京之前，这份工作他干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有两件事情成了促使他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为房租的问题，他与房东发生了口角，打得不可开交。“就是那段时间，我生平第一次拨打了110，后来又生平第一次进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里两个上级发生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员工。“我本来只是想凭本事吃饭，没想到稀里糊涂地卷进了‘办公室战争’”。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委屈。2008年1月春节前，身心俱疲的他辞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当回了老家浙江慈溪。
凭借自己名校毕业的资历，杨彤楠很快便当上了大学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感觉闲适了许多：“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也就够了，住在家里又不用为房租发愁。”村官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钱，“但是小地方消费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钱都能存下来。”“逃离”北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是自己很快便结婚了。
这是杨彤楠的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要如何继续，请仔细斟酌。
4。楼高有个限儿
北京皇城保护区的楼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这座城市对房价却没有开辟出相应的“保护区”，反而任其在城内肆无忌惮地疯涨。于是，在北京城里——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远高于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再次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但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北京的房价进入了一个怪圈。经济学家吴敬琏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此话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连温总理都不得不感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这场战役的严峻性。
究竟谁有权住在城里？
去北京旅游，踩着人力车的北京爷们，领着你在大小胡同里转悠时口若悬河，同时会颇有意味地告诉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儿，皇城根下有哪栋楼房不长眼敢超过天安门？没有。至少在皇城保护区内是真没有。
人爷们没瞎掰。根据2003年4月7日正式实施的《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的规定：“在皇城内，对现状为1…2层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新建时，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对现状为3层以上的建筑，在改造新建时，新的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同时规定，“皇城的规划范围为东至东黄（皇）城根，南至东、西长安街，西至西黄（皇）城根、灵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区划分属东城、西城两区。”
实际上，北京市的楼高，因为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地位，而整体呈现出有趣的阶梯状。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先生的介绍，北京对高大建筑的控制，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2004年之前，旧城里不限制楼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后，限制现代化的楼房在旧城里再有新的建设；限制楼房高度具体方法是以故宫为核心，故宫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筑高度可以比较高，离故宫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宫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旧城边上建45米，是采取这样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后，北京旧城里建筑采取了严格限制，是整体保护的措施，旧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内要体现保护，旧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体现发展。
其实，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规划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详规考虑到北京旧城区平缓开阔的特点，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风貌，从城市空间的形态、尺度上规定，整个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建筑高度向外分为7个层次逐步升高，构成一个内低外高，平缓的城市天际线。按照该规定，故宫、后海一带为原貌保护区，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为30米控制区，东二环、西二环一带为45米控制区。由于规划在前，这些年来北京城市建筑的基本形象呈现为，城里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北京城存在两个相映成趣的“阶梯”，除了上述的楼高阶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布。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将近1500万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布，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阳、海淀、大兴、石景山4个近郊区。近郊区的人口密度已是10个远郊区县的15倍。
据《北京日报》同期的报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区分布呈梯度变化，即城区人口密度最高，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区次之，为5669人/平方公里；远郊区县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区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区的4倍，远郊区县的63倍。常住人口地区分布差异大已经成为北京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人口密度也呈现鲜明的阶梯性变化。
你可以跳出来，居高临下地想象一下北京城里的人居状况——这座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向外扩散，楼房越盖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气的人却越来越少；正如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而整个中心城区，围绕着这个“核心”，人满为患。
有着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在过去50年中，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这些改造带来的结果，是北京旧城历史性建筑损毁过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旧城原有的2000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包括1300万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来的不足四分之一。原来北京的3050条胡同，至2003年，道路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包括街巷）仅有1600条，旧城内被直接称为胡同的，只剩下400多条。
很显然，这剩下的老北京旧城，确实需要得到基本的保存。但是，在保护旧城，清空保护区内的“多余人口”时，北京仍未改变其一贯的“先拆后补、先大后小”的行事原则。
旧城保护为大，个人安居事小。
2005年初春一个普通的日子，71岁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发愁。屋外，是已拆毁房屋的残垣碎瓦，屋里，是满地的家当什物。电视机洗衣机，带走；沙发和大衣柜，扔下；旧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卖掉。她已经这样收拾了好几个月。
北京大栅栏甘井胡同29号，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大约住了六七户人家。现在它被劈成两半，有三户人家的房子被划入煤市街道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他们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自从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布动工，到2月17日，这三家搬迁户已经走了两家，房子也已变成碎瓦砾，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动。拆迁办和街道的人每天都来询问她什么时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去。
鼓励旧城人口疏散，逐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