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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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他们的人，都对这两个价值取向如此迥异的“冤家”凑到一块儿的事实，犯嘀咕。范俊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倒是很坦率：“就寂寞呗。”按他的话说，北京大，北京很大，但诺大的北京因为交通或者说经济原因，使得朋友们的聚会几率大大降低。在小地方，三五个狐朋狗友要聚会，不用半小时准能凑齐。而在北京，若三个好朋友聚会，那就要提早规划，定时间，定地点，这就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了。超级的时空观念使得同一个城市里的朋友相聚成为难事。
而在一次采访中相识的朱珠和范俊，很惊讶地发现两人租住的房子恰巧在同一个小区。于是，经常约着下馆子，因为“一个人吃涮羊肉实在太闷了”。之后的事就变得很自然。
“说句实在的，像我们这样的外来种族，能在北京城里找到一个伴儿，真的算不简单啦。”范俊把他和朱珠的相遇，叫做缘分。然而，当他提出想让这份关系“稳定下来”的时候，遭到了拒绝。范俊想给朱珠一个承诺，但朱珠不要承诺，她只要一个家，一栋属于自己的遮风挡雨的房子。
那晚，朱珠哭了，范俊也哭了。第二天，他就打了很久的的士，到五环以外的一个新楼盘看房子。那时，每平米7000的报价让他觉得很沮丧，当时他自己在三环内租的那间小屋每月2000元的房租，几乎耗去了他1/3的薪水，哪里还能存下钱？想要的小户型早已售罄，新小区的配套设施又很不完善，终于让范俊“无功而返”。但是，刚过完年，整个北京城的房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猛涨，让范俊的买房计划彻底无望。
如果说北京的高房价对范俊而言，是当头一棒。那么，女友的背叛就让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在一次惊心动魄的跟踪之后，发现女友和她采访过的一个小导演关系非同一般。随后两人大吵了一架，朱珠提出了分手。范俊说，他曾“很没脸地求她别走”，但房子的问题就像横亘在他俩之间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
朱珠走了，范俊认定女人是他命里的克星，他说：“打那儿之后，谁都别跟我提结婚，谁提我就跟谁急。”
虽然他曾一度自我安慰，自己在京城里还有一份挺体面的工作，娱记。但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范俊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北京，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关爱少得可怜。冷漠成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的代名词。尤其在单位的同事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提防、相互猜疑、相互竞争等功利性的人际关系占据了很重要的比例。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显得更为突出。这使得整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灰色意念。
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自己，从上往下，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等等，似乎都满足了，但构成金字塔基础之一的安全需求却意外缺失了：“没有安全感，这么大的城市，我一个人，觉得没着没落的……”而在这之前，范俊从不以为男子汉也会缺乏安全感。
后来，北京楼盘每平米的价格涨破了3万。范俊越发觉得“这座城市太魔幻了，父辈们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都是无法预料的”。范俊开始经常失眠。
“你是一个外来人”，这个提醒不仅仅只停留在户籍制度层面，楼市迎头赶上，成为京城新移民最大的压力源。要在此获得一尺“蜗居”显得那么不容易，这也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论”——“房价上涨，是因为‘丈母娘需求’”。
2010年春节晚会刚过，一组“楼市春晚”的视频就在网上“疯”传，其中一个视频更改的是《难忘今宵》，一句歌词“房贷在，人已老”在网络上引发眼泪狂潮。
开心网上也有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人就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组：“自我剥夺社会属性”。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范俊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新周刊》曾刊登评论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教授于2007年年初，公布了一项在我国京沪穗宁蓉杭六城市普通人群中进行的失眠现状调查结果：60％的北京成年人在过去的12个月内有失眠症状，绝大多数失眠者认为自己失眠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工作压力太大。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实际上，对范俊这样的“蚁族”而言，成功其实很简单，四个字就能概括：安居乐业。可惜，北京给不了他们。
正是在这种挫败感下，在京城某报社任部门主编的小肖自嘲是“一个很焦虑的、没有生活的人”。他今年28岁，单身，月收入8000元。工作已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去做就可以了，但也正是流水线般的作业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监工：每天要签十到二十个版，最晚的时候半夜才能下班，生生把自己困在办公室里。所以他经常抱怨自己根本没有生活，没有时间去旅行。对他来说，旅行非常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寻找新的东西和观念，如果待在家里半年以上他会疯掉的。
他觉得自己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自己不甘心做执行层面的事情，迟早要出来创业，但目前还处在储备阶段；事业尚未安排妥当，结婚的事只能继续往后挪，身边因为两个人节奏不合拍而离婚的例子他看得太多了。二是老家的父母希望他早点结婚，所谓成家立业，体弱的老父甚至用“你不结婚我就不看医生”来回应小肖的“单身主义”，顿时令其倍感压力。
小肖有一个说法用来形容他这类从农村出来的娃：进城——做文化事业——从事最新行业，本来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的进程，在他自己这一代就要完成，压力自然不在话下。
在北京城里，像小肖这样的“北漂”不在少数。于是，“剩男剩女”在这座城市里早已不再是新鲜事儿了。“剩女”更是2007年就被教育部确定为新词汇。根据《北京晨报》2010年3月19日的报道：“北京市的剩女数量已经达到50万。3月15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特重点介绍了中国的剩女，并对Leftover…Ladies（剩女）进行了详细解释：剩女，也称‘3S女人’，即Single（单身）、Se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这些大龄女青年普遍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却不能在婚姻上找到理想归宿。”
在偌大的北京城，有多少人形单影只？有多少怀着“北京梦”的外来者正陷入在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他们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
《南方日报》记者张波曾撰文详细解读了这一代人的困惑：
“计划生育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以来，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个独生子女出生潮。如今，这些当年的独生子女走过了背叛期和思索期，进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并开始背负家庭的责任。而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继进入老年阶段，开始需要子女照顾。当年年轻离家出去闯荡，就这样变成了亲人天涯相隔的亲情纠结。
“事实上，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有这种同样处境的人很多。那些当年出来闯荡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曾经是当地的佼佼者。这些人毕业于90年代中后期，正好赶上了人才从西向东从贫困到发达地区，这20年人口流动的最尾潮。
“其结果是，在职业发展中，遇上了已经成为年轻管理阶层中坚力量的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东部西部差距最为快速缩小的一个阶段，西部工资快速拉升东部驻守不前；…》小说下栽＋。电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