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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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和第三点都属于历史客观原因。而第二点提到的“坐商”模式，则反映出上海自身的问题。如果将上海看作一个商人，那么这个人习惯于坐在自家舒适的铺子里，等着顾客上门，却不会想到可能有客人觉得店子太远不方便而不光顾，更不会花钱去离顾客住家近些的地方开个分店。需要他首先花钱，然后才可能得到回报的事情，上海这个商人是不肯干的。俨然一副守财奴的模样，把手里的钱看得太重。
2002年，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张亚培试图回答这个疑问。他总结了四条原因：一是缺乏企业家成长的文化传统，二是缺乏善待企业家的社会环境，三是尚未形成有利于著名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四是上海企业家自身缺乏成为领军人物的意识和素质。看上去，这是四条十分严厉的结论。
香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许德音的意见稍有不同，他认为“上海曾经是一个马云迭出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大批国际冒险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1937年，美国记者兼成功商人卡尔·克劳（Carl Crow）出版了著名的《4亿消费者》一书，记述了他在上海开办广告公司25年间种种的轶闻趣事、奇思妙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中国观。
许德音教授说：“最近十几年上海在物质上的繁荣，反而让我们更加忘记了这段历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乐道这些表面的成就，却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丢失了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这些成就太过依赖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其中有些正是从上海走向世界的——在这里建立了地区总部。”
“这些早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大企业让我们上海文化中的一些被过分渲染的方面——职员文化、敬业主义，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它们未能带来过去曾经带来过，而且被老上海人视为英雄楷模的冒险家，以及他们的创业精神——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了冒险家，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历史断层局限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今天的上海被讥为缺乏冒险精神的城市。”
上海市政协常委郑韶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无论是“职员文化”，还是“奉令惟谨”，说的都是一件事：上海务实。不会为了看不见的未来，放弃摸得着的现在。
其实，说好听点，是务实，难听点儿的话，就是见利忘义，这个“义”就是精神，冒险精神。既然外来资本和大企业已经把我喂得饱饱的，我又干嘛傻乎乎地不去关照这些送上门的大资本，而分心关注一个瘦巴巴的穷小子呢？你说你来创业，你说你有本事。但是，现在呢？现在你有钱吗？现在你有钱大把大把地缴税去填上海的大胃口吗？
结语
如果把上海和涌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之间，看作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的苛刻房东，恨不能天天涨租金不算，还老是怀疑住进来的房客觊觎他的财产。有房客打算免费帮忙粉刷房子，这位房东就会脸色苍白，连连摇头，认为这会吓跑他的其余住客，甚至可能导致他破产。天晓得！他否决的原因仅仅是看不到这么做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天刷一下房子，明天住客就挤破头要进来，纵容他把房租一涨再涨，或者粉刷用的是“金子做的漆”，那么他肯定举双手赞成。
这就是上海。当你踏进这座城市，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上海人的时候，这种“守财奴”和“势利房东”的城市形象，就会更具体、更鲜明。
第四章 石库门里的“花头”
上海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就是重利和趋利，由此延伸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主义，以及乐于用高档消费来进行身份的表演。对上海人来说，消费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他们真正追求的是这项消费带来的“身份感”，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讲排场、爱体面。
同时，上海人更看重实际利益的结果，这也使他们不拘泥于过去，欣然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并基于交流的便利性，而使上海话逐渐衰落，转而使上海成为一座“不说上海话可以，不会普通话或英语就万万不行的城市”。
一切都指向了上海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正如一位上海青年打算与农村户口的姑娘恋爱，遭家人反对而心烦意乱。《新民晚报》的“全家福信箱”就这样开导他：如你俩已难舍难分，分手后会影响你一辈子，则要三思而后行；但如尚未发展到这一步，根据现行户口制度，子女往往跟女方入户，婚后孩子、口粮、读书问题很多，加之夫妻分居，久而久之也会影响感情，“与其这样，不如趁早分手好”。上海人的实用理性可见一斑。
1。铜钿眼里翻跟头
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和小气。其实，说穿了就是上海人趋利、重利，以及对金钱和物质的极大推崇。听过一则笑话，是说北京老太和上海老太的。清晨的公园，两个老太太在聊天——说“您琢磨着本·拉登这小子究竟跑哪儿去了”的，一定是北京老太；说“我前天买的那只股票又涨了”的，一定是上海老太。
财富焦虑
自从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股票就成了这座城市的宠物，就像伦敦人见面聊天气一样，几个上海人凑在一块儿就必定聊股票。2006年“沪深股市是牛市”的定局，让2007年的上海沸腾了，大街小巷，几乎全民炒股。可以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增设半小时休息时间，以“方便让员工炒股”的公司规定，恐怕也只有在上海才能看到。
2008年，台湾《Smart智富》与上海《理财周刊》合作，针对上海市与台北县市居民，进行理财行为大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民众比台北民众在理财方面更多焦虑，最近1年台北民众50％没有投资理财，而上海有理财的民众高达97。8％，多数台北人不理财，焦虑感自然较低。此现象背后多层意涵值得注意。
从人生经验与财富累积阶段的关联来看。台北民众已经历过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房子、家电、汽车等资本财产多半都已拥有，也有一定的财富基础，这是朱浩民认为没有太大理财焦虑的原因。反观上海，正在重演台湾1980年代的高速成长与兴盛，民众赚钱改善生活的欲望凌驾一切，脱离贫困、买房子、累积财富等都是目标。
还有是薪资水平与理财目标的差距为生活中最现实的焦虑。从两个城市民众的薪资所得来看，上海居民的收入约为台北的1/3…1/2（依据官方统计资料，台北民众年薪约为32…42万新台币；上海民众为4…5万人民币，以人民币兑新台币汇率4。2比1估算，约合新台币16。8…21万元），但物价水平却因是外资汇聚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大幅提高，以星巴克咖啡为例，小杯拿铁的价格与台北相当，但中杯与大杯的价格却比台北贵。
最后可由两地民众对退休金额的设定来观察。相较于32。8％的上海民众认为退休前需要存到200万…500万人民币（约840万…2100万新台币）才安心；台北民众却有32。4％认为只要存到新台币500…1000万元就足够，显示上海民众面对平均薪资低、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的环境，又怀抱财富每年尽可能增值的期望，理财焦虑当然就高。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目前状态下，上海人面对这座城市里丰富的物质诱惑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渴望和对金钱的追求。
实用主义
这种趋利、重利的心态，落实到生活中，就是作家池莉惊叹的“上海的硬道理”，即上海大街上的标语口号，如：“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入库，不然几秒钟就会失窃”、“不存放电动自行车，省了小钱失了大钱”，等等。在池莉这个湖北仙桃人看来，这些标语都是“特别露骨头露鲜血的危险与警告”。
即便是上海某些装修得十分诗情画意的餐厅，也在餐椅背靠上标明了这样赤裸裸的警告：进餐带套一防污染二防被盗！“这是很突兀很吓人的话，如果对上海的现实主义没有足够的了解，多半要被‘进餐带套’吓得诗情画意全无。”
池莉说，“凡诉诸文字的口号标语广告词之类，人们写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一点对称与压韵，含蓄与艺术感染力什么的，上海却不管这些，上海的文字个个都砸到实处，要叫你懂得害怕，要叫你明白人人都在觊觎你的钱，这就是上海的习惯做法和春夏秋冬，是日复一日的上海日常生活了。”
上海人趋利、重利的心态，实践到生活中，就变成了典型的实用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使上海人在思考一个问题时，首先想到其中的经济纠葛、利害关系，而非道德伦理或政治理想。
《新民晚报》“咸淡人生”专栏，就曾刊登一篇《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文章，针对一位出国女性希望为留在国内的丈夫找一个临时替代她的女友的善良愿望进行规劝，无道德教训，只细陈利害：1、现在女孩太厉害，要她们不为结婚，光跟你玩玩，没名没利的人，她们可不会瞧一眼；2、找一个纯情女孩，对你丈夫一往情深，你两人的夫妻关系如何维护？3、若遇到一个刁难女子，与你纠缠不休，对簿公堂，情况就更糟糕了。所以还是早打退堂鼓。
这样“明察秋毫”的陈述，也只可能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
另有《青年一代》（1991年第2期）的一篇题为《君子好色而不淫》的文章，则自诩满足于在公共场合，“用眼睛捕捉女士们的眼睛，直至她们时不时露出一丝小鹿般的惊慌，我便会感到一种略含恶意的快乐。”然后引证审美的“距离说”，认为将上床视为最高境界划不来，不仅费力破财，“花上那么多精力，求得片刻之欢，还要躲躲闪闪，遮人耳目，……赤裸裸如同喝白开水，还要研究如何撒谎”，如果“最后还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或受到谴责”，便是“大大的得不偿失了”。这种教人如何省钱省力地“意淫”的文字，大概只能见之于上海，堪称奇文。
而最日常的小市民的生活中，更是时时在在可见类似的实用主义。就拿上坟扫墓来说吧。这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桩大事。清明前后，公交公司都要为此开辟公共汽车专线。2010年的轨道11号线也为了分担扫墓客流，而赶在清明前试运营。
上海人的扫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团。麦青草与糯米和豆沙制作的一种糕点。池莉在《熬自滴水成珠》一书写道：
“我在一家大超市买青团，六只一盒，三元钱。回来路过好德便利店，青团却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天，同等大小数量的青团，价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是开在家门口的杂货铺，它的服务员是阿姨型的，四十多岁五十出头，胖或者微胖，性格温和，一口上海话，上海的人情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