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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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面对如今这个穿着一身不合体的“洋裤褂”的北京，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或许正如苏解放感叹的那样：“这是一种功能紊乱的体制，置身其中，建筑师和评审者在玩着同一个游戏，而不得不生活在他们选择的后果中的人们却被排斥在外。受益的只是评审者和建筑师们在银行的个人账户，这谈不上任何的公平。”

北京，这座不平凡的城市，或许从来就不属于平凡的你我他。

结语

北京不是上海，不是深圳，也不是广州，她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那座城市，她是首都。过去，她听权的；现在，她既听权的，又听钱的。什么时候，她听过一个平头百姓、一个在世代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一个满怀憧憬、千辛万苦想要在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的话呢？

“与巴黎、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世界城市相比较，北京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主要并不在人均GDP、高楼大厦和环形道路方面，而在绿色、协调的生态系统和世界交流的关键节点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说。

要弥补硬件设施的不足，并非难事，但北京需要真正从民生出发，不仅以首都的形象，而是以一座宜居的城市的姿态，来吸纳更多的外来力量，却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因为她当老大太多年了。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北京城的“以大欺小”、等级观和人性化欠缺的城市建设，决定了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都要或多或少地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国刚曾在2007年的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说：“你的收入达不到在北京的消费水平，你就不应该进入北京，应该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城市。”“如果那个层次的城市也不能达到，应该进入再下一个层次，城市本身是多层次的，大家怎么能往有限的几个大型城市集中呢？”

这种带有明显偏见和歧视的“城市边界论”引起舆论一片讨伐。虽然北京从来没有嚷嚷过类似的言论，但是她默默地付诸于行动。这座城市用极沉重的生活成本，让外来者见识了她的势利与排外。

难以想象，当你分别花上两个小时堵在上下班的高峰路途中，却还要遭遇频频上涨的油价；当你因为“外地人”的身份，被拒绝接种甲流疫苗，却还被告知必须得排在所有“北京人”的后面；到了月底，你眼睁睁看着房贷划去了工资卡的一大半，却还要为孩子是否能读上市里重点学校、是否能排队交上择校费而焦急时，你还会信任这座城市吗？你还会对你的邻居、每个陌生人微笑以示，还会认为这座城市是宜居的吗？

1。户籍是道坎儿

北京户口，是横亘在这座城市和绝大多数外来者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也是划在每个外来者心上的一道疤。一个山寨版的北京户口在黑市被爆炒至15万元，不为别的，就为这张薄薄的纸，隐藏着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区区15万。

所以，为了北京户口，人们想疯了，抢疯了，也急疯了。

尽管各路专家学者为户籍改革提出新思路，但是这项改革在北京，始终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北京户口太肥，太重了，一般人搬不动。

“进京人口准入制度”

2005年，张惟英，这个北京人的名字，让全体中国人“冷”得发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张惟英，在2005年初的北京市地方“两会”上，提出了一条立法建议——“进京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北京。

但是，何谓“低素质人口”？谁有能力和权力定下划分人之优劣的标准？

此新闻一出，随即有网友愤慨地表示：“从来，只听说过猪肉的准入、纺织品的准入、零售业（服务业）的准入，却第一次听说还有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涉及‘准入’。甚者，此‘准入’将作为法律草案提交北京市政府。”

张女士的理由大致有两点：“这些人（外地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她对这类“北京外来人口”的评价大致可以归纳为“肮脏、贪婪”。巧合的是，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某一类人群对另一类人群的相似评价，而他们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解决方案——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以“贪婪、肮脏”的理由，将犹太人（许多都拥有德国国籍）“准入”到了集中营的焚化炉。当然，这种类比未免激烈了些，但如张惟英这样看待并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京的北京人，他们的想法难道就不极端了吗？

2005年8月，北京市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前后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在展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大致体现着这样的民意：对进京户籍严格限制；提高住房等生活成本；第三产业由本市下岗人员承担；把北京西站、北京站迁到郊区，换乘人员不进市区……诸如此类，竟都步调一致地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提高进京门槛，将低素质人员挡在外面，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

关于进京人口准入，反对之声此起彼伏。政府当然也没有采纳。但是，这背后透露的“民意”却让不少人震惊和寒心。当北京人一浪高过一浪地试图将外来人口排挤在首都大门外时，他们肯定忘了，约半个世纪前，正是一个湖南人让北京成为首都，让他们成为“皇城子民”。

甲流也认识北京户口？

虽然，北京市政府没有同意实行荒唐的“人口准入制度”，且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日渐温和，《北京晚报》也于2008年报道了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海平的声明，明确表示“北京不会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而是通过推进北京各区县按照功能定位均衡合理发展，同时加大郊区和新城的建设力度，改善那里的产业发展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居住条件，引导人口均匀、合理、有秩序地流动和分布”。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住在北京城里的近2000万人，因为有没有北京户口而被区别对待的事实，直至这一刻，仍然存在，而且铺天盖地。

最近的一次沸沸扬扬就发生在2009年11月——北京市卫生局网站于11月7日发消息，“为进一步加强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北京市拟在保证重点人群优先接种的基础上，将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接种人群扩大到所有北京市居民。凡具有本市户籍、3岁以上的北京市民均可在自愿、知情同意的原则下，免费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

第二天，各大媒体就对这则消息做出了反应。大江网于11月8日发表评论，丢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句：《甲流疫苗“北京人优先”？》。文章字字句句不无激愤之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人优先’便成了常态。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其他各种待遇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部委在京的岗位都要求报考者具有‘北京户口’，北京户籍子女更是享有上名牌大学、进国家机关工作等方面的特权。现在，甲流肆虐之下，疫苗的接种竟也要‘北京人优先’了！并且，这个所谓的‘北京人优先’是真正的‘北京人’优先——疫苗是‘凭北京户口供应’的，不仅北京之外的人民无福消受，即使那些长年在京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也与此项‘仁政’无缘！”甚至有人戏谑地反问：“甲流也认识北京户口？”

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的吴女士，大学一毕业就从老家郑州跑来北京城里闯荡，不久就与同是河南老乡的丈夫相识并于2008年结婚，两人辛苦经营的爱巢在西区的一套高级公寓内，而这套新房的首付就动用了三代人的积蓄。但用吴女士的话说，“总算是在北京有了个家”。她也是个反应极快的人了，只可惜有点马虎，新闻看个一知半解，只知道可以免费接种甲流疫苗，第二天就拉着老公兴冲冲请了假去接种点打针。却被医护人员客气地告之，暂时不能为他们这样的“外地人”接种疫苗。这个打击是空前的，吴女士气愤地说：“我们为北京添砖加瓦10多年，敢情还是个外人，活该要得病啊！”

尽管北京市卫生局于11月24日宣布，“即日起，在京工作生活的非北京户籍3岁以上居民，均可凭身份证及工作单位证明或相关居住证明，如暂住证，前往就近社区接种点，申请接种甲流疫苗”。

但是，这先后顺序造成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媒体也忍不住大声抱怨：“接种疫苗也要‘北京人优先’，难免让人产生北京人金贵、外地人‘不值钱’的感觉，再次折射出当前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病。”

不过这种不公平从未停止过。2009年北京市公务员报考设置了一道高高的门槛，“没有北京市户籍的考生请勿报考”；2010年北京市公开选拔241名局处级干部，明确将外地人才排除在外；2010年5月启用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虽然扩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读生的范围，持有七类证明的非京籍学生将与具有北京市户籍的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很多学校收取高额的“择校费”，把无法承担这一负担的外来打工子弟挡在校门之外，尽管这一收费名目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却已经有了个统一的称谓，曰“教育资源补偿金”，意思就是说，你外地人到北京这里来上学是占用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就需要缴纳一定的补偿金。

我们相信，不管是北京市卫生局刻意安排的优先顺序、公务员报考限户籍，还是外地子女入学的择校费，背后一定有切实的苦衷。但我们仍旧要问一句：到底有何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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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卡”价值连城

要追究这个“苦衷”，就必须回到北京户籍本身，这个被戏称为“北京绿卡”的户口本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利益。这张薄薄的户口卡片与公民的权利分配全面挂钩，种种限制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在作祟。

“户籍制度被利用了。”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我国权威户籍制度研究专家王太元的鲜明观点。王教授认为，各种所谓与户籍相关的限制政策，其实是各部门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或者保障现有资源分配利益不被“摊薄”。

2009年2月13日，新浪网转载《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短短3年间，由北京市人事局车队原司机付长利、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原负责人张锡长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