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主任iv-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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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拿到能通给我的日记后，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东州市监狱局的朋友请我吃饭（当然他也是我的书迷），告诉我原东州市驻京办副主任钱学礼在监狱里一直不安心改任造，始终企图通过申诉为自己减刑，目前在狱中写的申诉材料可以出一本书了，我才突然顿悟，何不以一位刚刚被双规的驻京办主任作为叙述者，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写一份自白书。我一直在创作上有一个改造、革新小说形式的抱负，应该以《一位驻京办主任的自白》，也就是《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为契机，大胆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为此，不惜破坏掉传统的所有模式，正所谓不破不立。好在我是学理的，不受文学固有的思维之狱的限制。
《驻京办主任》写的是腐败分子丁则成在被双规时对犯罪过程的回忆。为了准确把握丁则成的心理，我求监狱局的朋友帮我借阅了钱学礼在狱中的申诉材料，通过阅读，我大受启发，钱学礼的申诉材料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充满了含糊性和矛盾性，他申诉的主要理由，就是竭力辩白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由于丁能通的陷害，称自己是“肖贾大案”的受害者，称贪官的罪恶并不是一个或者某一些人的过错，而是整个体制的过错，整个社会的过错，凭什么整个体制和社会的过错要由个人来承受惩罚？同时他又以忏悔的口吻坦言自己的罪行，讲述事情的原委，并细细描述自己贪污受贿的心理，在罪与非罪之问拷问自己的灵魂，使读到这份申诉材料的人感到：钱学礼的罪行虽然违反了党纪国法，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又因为他处在一种逼良为娟的环境中，这种含糊性和矛盾性恰恰反映了官场生态环境的残酷性。为此我在《驻京办主任》中设计了一个美若天仙的杨妮儿，表面上她是替父报仇的侠女，通过美人计一步一步逼丁则成掉进了桃色陷阱，但更深层次的隐喻是，杨妮儿犹如现实当中的机制充满了诱惑，杨妮儿恰恰是运用机制上的缺陷诱惑丁则成掉进桃色陷阱的，丁则成实际上是一个颇有警觉性的驻京办主任，但是人性在强大的机制面前是十分弱小的，丁则成的就范不是他个人的就范，而是官场人在体制面前的集体就范，我恰恰想通过《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揭示官场人面临的整体困境。旧的机制正如美丽的杨妮儿一样，诱惑着官场人，一个一个地掉进陷阱。尽管有对机制深刻的思考，但是我并未使小说陷入粗俗的色情和传统的道德说教之中，而是始终向灵魂付出美感，我一向认为使文学作品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也只能是艺术。正因为如此，我力图使《驻京办主任》成为一部探讨艺术和审美的小说。丁则成在自白中对犯罪心理普鲁斯特式的剖析，充满了碎片和梦幻。驻京办的现实是残酷的，但丁则成的头脑中却是迷幻的，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人物都像章鱼一样生机勃勃。
从这个意义上讲，《驻京办主任》这部作品大大超出了自传体的范畴，而成为一个浩渺的、诗意的存在。这部小说全篇采用了典型的倒叙，但在叙述中间不时插入丁则成在“双规”中的情况。这种叙述方式完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思维之狱，在表现悲剧冲突时没有渲染毁灭和悲情，而是突出了与传统悲剧不符的戏剧性效果和荒诞风格。《驻京办主任》描写的是丁则成自作自受的悲剧，却极富戏剧色彩，充满了黑色幽默的魅力。本来丁则成迷恋杨妮儿的美貌，费尽心机想把杨妮儿搞到手，杨妮儿却将计就计诱惑了丁则成，以至于丁则成向专案组领导喊冤：“在驻京办主任的岗位上，我一干就是十年，直到我遇上杨妮儿，这个勾人魂魄的小婊子。请原谅，专案组领导，每个人都有愤怒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是被桃色陷阱陷害的，我是冤枉的。”之所以这么写，就是想造成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艺术效果。但是在哭笑不得之后，人们不得不绕到小说的背后，去寻找更加深刻的存在，这就是我的写作意意图。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陷害与反陷害的故事，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滑稽与模仿，目的是想告诉读者，小说的荒诞完全是由于现实生活的荒诞使然。
顾怀远
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十六时整于沈阳
·20·
尾声：恍如一梦
王晓方一向认为，顾怀远的小说是一面镜子，凡是镜子都有点可怕，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然而王晓方有个习惯，他喜欢在睡觉前躲在床上读几页书。近来他读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发现他了解的顾怀远不止一个，起码有两个，甚至几个。正如他在《驻京办主任》中读到了不止一个丁则成，而是一批丁则成一样。通过读这本书，王晓方判定他脑海中的顾怀远与现实当中的顾怀远不是一个人。之所以有这种判断，是因为这本新出版的《驻京办主任》与顾怀远以前创作的其它作品截然不同，如果不是“顾怀远著”几个字赫然封面，王晓方几乎猜不到这是顾怀远的作品，不光王晓方猜不到，估计顾怀远的书迷也无人能猜得到。王晓方记得博尔赫斯曾经讲过：“我想尝试写一本非常好的书，谁都猜不到会是我写的。那就是我的目标。”或许是记忆出现了偏差，恍如在梦中顾怀远也对王晓方说过，以至于让王晓方混淆了回忆与幻想之间的界限。
在《驻京办丰任》中，丁则成的自白采用了回忆录的形式，难道回忆中就没有幻想？或许整部小说都是顾怀远幻想的结果亦未可知，但是细节太真实，以至于又让王晓方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驻京办主任》读起来明明是一部悲剧，却常常让人忍俊不禁，像是一部喜剧，看上去顾怀远像是在与读者开玩笑，但是掩卷之后，才发现玩笑原来是梦魇。这种写法是王晓方最近刚想尝试的，却被顾怀远抢了先。
在文学创作上，王晓方发现自己总是步顾怀远的后尘，他始终没弄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是当他读了顾怀远刚刚出版的这部《驻京办主任》后，他恍然大悟：自己太喜欢顾怀远了，以至于一直都在模仿他。他记得齐白石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当时他的学生模仿齐白石的对虾，画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人一般不能分辨真假，为此他的学生飘飘然了。王晓方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和齐白石的学生一样的毛病。正如齐白石的学生想成为齐白石一样，作为顾怀远的崇拜者，王晓方很想成为顾怀远。正因为如此，他脑海中也有一个丁则成，正当他构思过程中，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出版了，王晓方发现他想写的丁则成恰恰是和顾怀远描述的一模一样，为什么会如此巧合？王晓方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他发现自己的脑海仿佛是一个中了魔的花园，丁则成不是个游园者，而是牛头人身怪。他太喜欢自己设计的丁则成这个人物了，但是被顾怀远占了先机，写进了《驻京办主任》中，自己怎么办？自己设计的丁则成就因为与顾怀远书中的主人公重复而放弃吗？绝不能，经过苦苦思考，他决定将自己的书名定为《驻京办》，《驻京办》与《驻京办主任》完全是两本书，根本不重复，就像《吉诃德》与《堂·吉诃德》完全是两本书一样，没有任何舆论认为《吉诃德》是《堂·吉诃德》的跟风书，当然就更不存在重复和模仿了。
其实，走进书店，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堂·吉诃德》只有一本，而《吉诃僖》却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无不靠丰富多彩的《吉诃德》支撑着，如果出版社只出版《堂·吉诃德》这种书，书店只卖《堂·吉诃德》这种书，那么出版社、书店都无法生存。这么一想，王晓方甚至有些沾沾自喜。看来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并不是靠《驻京办主任》这种书生存，读者真正喜欢的应该是《驻京办》这种书，不然为什么书店到处是《吉诃德》这类作品？
为了写好《驻京办》，王晓方反复阅读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为了使两部书迥然不同，王晓方想放弃《一位驻京办主任的自白》这种同忆录式的写法，他想尝试在形式或心理上的变体，但是他很快放弃了这种伤脑筋的想法，他觉得既然现在的长篇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长篇小说的抄袭，那么模仿就是一种高明的创造。何况他囿于《驻京办主任》的原文而只好放弃变体。原文太精彩了，他情不自禁地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王晓方坚信克隆是最前沿的科学，他对超越顾恍怀远信心十足。甚至不止一次地梦到《驻京办》出版了，评论家好评如潮，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驻京办》丰富多彩的程度几乎让《驻京办主任》望尘莫及。
其实他梦想超越顾怀远的梦从来就没有醒过。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顽强地用笔写，连手指都磨出了茧子。他之所以坚持用笔写，而不用电脑打，是因为他坚信像《驻京办》这种匠心独运的现实主义力作，必须要留下手稿，应该说文学界已经闹手稿荒了，作家们都热衷于在电脑前敲键盘，却忽略了手稿是任何一位有价值的作家留给后人的最珍贵的财富。王晓方窃喜，顾怀远一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于坚持用笔写，他的手稿越来越多。即使废弃的草稿，他也坚持不让妻子塞进碎纸机。终于大功告成的那一天，他将厚厚的《驻京办》手稿得意地放在妻子面前，希望妻子多提宝贵意见。多年以来，妻子一直是他的第一位读者。一个星期以后，妻子读完了王晓方的手稿。王晓方兴奋地问妻子，读了《驻京办》以后感觉怎么样？妻子未加评价，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老公，我在一本书上看过一个故事，在日本青少年书法展上，有一位九岁的天才小书法家，四幅作品全部被收藏家高价买下收藏，但是二十年过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人脱颖而出，而这位天才小书法家却销声匿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王晓方不知道妻子想说什么，懵懵懂懂地摇了摇头。妻子接着说：“因为这位小神童临摹王羲之的书帖成瘾，二十年下来，他把自己的书法个性磨得一点都没有了。尽管他的字与王羲之的字比较起来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是在艺术家眼里，他的作品只能算是仿制品，没有任何鉴赏价值。老公，重复和模仿无异于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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