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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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工作热情也是海瑞所独有的。他本来就是工作狂，下车伊始，又发现要做的事千头万绪，真可谓百废待兴。海瑞深知，像他这样既非进士出身又没有后台老板的人，能官任封疆，是特例中的特例，唯有拼命工作，才能报答国家，不负皇恩。何况，这时他已经五十好几，能做事的时间已不太多，亦所谓“时乎不待”。因此他有一种紧迫感，很有些韩愈当年“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味道。另外，他心里也有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不下台的官，他海瑞就更是如此，只能在任一天就猛干一天，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为了加快吴淞江治水工程的进度，他把行署设在工地，并斩杀了三个监工不力的吏员，把他们的尸体用席子卷起埋在行署厅前。结果，工程进展迅速异常。一个本想阻拦、陷害海瑞的巡按御史还没来得及下手，工程便已完成，那个巡按也只好徒唤奈何，叹息说“万世功被他成了”。当然海瑞也让人挖出了厅前的尸体，却是三只肥猪，而那三个吏员则被海瑞转移藏匿在别处。
一项水利工程或许可以这样加紧进行，政治工程可就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海瑞当时的处置可能是简单了点。他受理的案件如此之多，事实上也不可能不简单。可是他涉及到的问题，却又十分复杂：丈量土地，清退农田，平反冤狱，整顿治安，兴修水利，遣散募兵，刷新吏治，考核官员，以及推行“一条鞭法”（一种新的赋税制度）等，哪一件不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海瑞的力量却很单薄，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又没有得力的专门机构，仅凭一股政治热情，外加对善与恶的道德直觉，就希望快刀斩乱麻，在一个早上把百年积弊清除殆尽，其不能成功也自不待言。
对海瑞的弹劾几乎与海瑞在应天的改革同步进行，而且同样出手极重，攻势凌厉。给事中戴凤翔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缴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债，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种肥田不如告瘦状”。如果不是因为海瑞自己清廉到无可挑剔，他一定会被描述成周兴、来俊臣那样的酷吏。内阁也深为海瑞的做法忧虑。他们想起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曾给病人猛吃巴豆，还振振有辞地讲什么医书上说“巴豆不可轻用”，当然要重用了。内阁觉得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医生，应该迅速地将其从巡抚的任上召回，以免我们这个原本就病病歪歪的帝国被他过度的热情医得人仰马翻。
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
四、难以成功的事
我们无妨再来比较一下海瑞和张居正。
张居正和海瑞是不同的人。张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极强；海瑞却不懂政治，还有些意气用事。按说张居正是不该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国并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前提下维持所谓长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点事的人在它那里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则官运亨通。不过，张居正自己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道德水平与海瑞不可同日而语。海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张居正则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虽不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却是其直接原因。
万历小皇帝对张居正本来是极尊重且畏惧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张居正是他心目中道德的楷模。中国古代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育。为帝王之师，就更要将德育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我们帝国是靠道德与礼仪来治理的。如果皇帝本人不能做到有德有礼，则奈天下苍生百姓何？所以张先生对小皇帝的德育抓得极紧，反复告诉他一个为人君者，必须仁爱、宽和、节俭、勤勉，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玩物丧志。
然而张居正自己又怎样呢？揭发者报告皇帝：他的起居十分排场，生活也极为奢靡。几年以前，小皇帝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考虑到老师的官俸不高，曾给了一千两银子做资助，没想到这次装修实际耗银一万两，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何况他这豪华的住宅里还堆满了珠宝和字画，蓄养了许多绝色的美女，这些东西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小皇帝还被告知：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轿子，内分卧室和餐厅，还有小童两名伺候。沿途的接待，也耗费惊人。每餐饭要上一百道菜，张居正居然还说没有地方下筷子。至于平时其他种种声色犬马的享受，就算不上什么了。
这一状告得极准。万历的愤怒立即被激发起来。年轻的皇帝想起了许多往事：在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他虽然号称天子，富有四海，实际上却穷得一文不名。有时想拿几个小钱赏赐宫女，都只能打白条，同几百年后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样。有一次他不过只是和几个小太监做了游戏，让两个宫女唱了小曲（实际没唱），就差一点被废掉，而代之以皇弟潞王。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孝敬，他想装修一下太后的宫室，也被张居正阻止，还讲了一大套爱民惜物的道理。然而这个道貌岸然的张居正，却在限制皇帝私欲的同时膨胀自己的私欲，而且占尽了便宜。仅此一项，就该千刀万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海瑞的复出，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万历和申时行对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为实在地讲，全国上下，像海瑞这样真正清廉的官员，恐怕真的没有几个了。因此他们希望海瑞能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至少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点缀。关于这一点，申时行似乎很清醒。他给海瑞写信说：“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这意思很明显：老兄一直住在乡下，对朝廷和官场的情况并不甚了然。不过既然是政治清明的圣朝，也不能没有老兄这样的清官。潜台词其实也很清楚：做做摆设就好，别惹什么事了！
海瑞对自己的第三次复职也曾有过忧虑。他反复问自己：我出来以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呢？难道像汉朝的魏恒那样，说些“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么？多年的阅历，使他对前景已不存乐观。
然而海瑞毕竟是海瑞。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刮起了廉政旋风。除采取种种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皇帝。他给万历写信说：如果各省的巡抚都贪污，那贪污还禁得了吗？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还止得住吗？如果天子脚下的是非对错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还有希望吗？在这封奏折里，他还提出廉政要从皇帝做起，比如宫内该不该有那么多怨女（指宫女）和旷夫（指太监）。当然，他也没有放过那些贪官污吏。他提出，本朝开国年间之所以比较清廉，就因为用了重刑，贪赃枉法受贿八十贯，就要剥皮实草。如今要想真的肃清贪墨，也非用重典不可。
这封惹是生非的奏折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弹劾海瑞的奏折也再一次纷纷飞到御前。只不过这一回的攻击有了新花样：指斥海瑞是伪君子。
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为伪君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同时它也说明，当时的道德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幸亏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气无懈可击，万历皇帝也还不算十分糊涂。在攻击者和捍卫者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万历表态说：“海瑞屡行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Qī｜shu｜ωang｜，朕已优容。”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应有所职司。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伤心至极。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他本人已成为帝国的摆设，就连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这些从前被当作立国之本的东西，也被看作了帝国的摆设。于是他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这就等于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了。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海瑞此时已是七旬老人。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其实海瑞用不着那么伤心。因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难以成就的事。海瑞对此，应该说多少有点感觉。早在十六年前辞去官职时，他就说过：“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海瑞，公元1515年生，1587年卒。
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许多与海瑞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一百多里。
看来，海瑞是终究得以作为清官和硬汉而名垂史册了。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
易中天《品人录》——品雍正
一、如此父子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清世宗宪皇帝爱新觉罗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圆明园神秘地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雍正的死，十分蹊跷，因为事先并无任何征兆。据《世宗实录》和近臣张廷玉自撰的年谱，雍正只是二十日“偶尔违和”，但“听政如常”。十八日、二十日处理了重要军机大事，二十一日也照常办公。然而二十二日深夜，却突然召见皇子弘历（即乾隆）、弘昼，皇弟允禄、允礼，近臣鄂尔泰、张廷玉等，其时已口不能言。接着便在一两个时辰内骤然去世，连传位密旨放在哪里都来不及交代，难怪张廷玉要表示“惊骇欲绝”了。
中国古代的宫廷总是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烛影斧声，扑朔迷离。目击者们早已作古，有关证据也早已销毁，可供考证的蛛丝马迹确乎不多，能够肯定的只有三点：一、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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