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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

品人录-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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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十等”,“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哪有起点的平等可言?

君臣、父子、官民、主仆,各有各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要求。君应仁,臣应忠,父要慈,子要孝。义务不同,权利也不同。君可以杀臣,臣不能弑君;父可以训子,子不能责父;可以罚民,民不能告官,又哪有结果的平等可言?儒家说得好听:“人皆可以为尧舜。”可是君臣主仆所修德目各不相同,君主修“王道”,越修越霸气,臣仆修“奴性”,越修越窝囊,怎么会一样地都是“尧舜”?

然而道德却要求平等。原始社会之所以有一种恩格斯说的“纯朴的道德”,就因为在氏族和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这种平等,就不会有道德的要求。就拿仁义礼智信来说,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助人,礼就是敬人,智就是知人,信就是信任他人和取信于人。但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有这些就都无从谈起。不平等的人怎么相爱呢?又怎么可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还在于这种用来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这种制度的碍难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穷水尽,也就自不待言。因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问题,何况这“道德”还不一定道德!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道德,这种制度?

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正如“以道德代法制”未必就不行,群体意识也未必就不好。人,毕竟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或人较动物的高明之处,确如儒家所言,是人能“群”。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并不如动物。他力大不如牛,速疾不如马,高飞不如鹰隼,深藏不如鱼龙,惟有结成群体,才能克服个体无法克服的困难,承受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从而存活下来发展下去。当然,动物也有群。但动物的群不如人牢靠,因此才有“如鸟兽散”的说法。可见,自觉地意识到必须群,是人之为人的特征之一。

问题在于,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集合起来的。不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群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一个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甚至在前些年,当一个“个体户”还是有风险和被人看不起的。我们总是被告知:“大河不满小河干,锅里没有碗里也不会有。”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锅里不骨,碗里也确实不会有,但没有小河都干了,则不知大河里的水又从何而来?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骨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人与人之间既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则其中的每个人也就都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因为依附者既然要依附于他人,就得交出自己的意志和人格;而被依附者为了保证他人心悦诚服和心甘情愿的依附,也不能不多少迁就一下依附者,尤其是迁就一下他们的“集体意志”和“集体愿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或无法反对的“道德的象征”,宽和仁爱,通情达理,没有个性,还能行礼如仪。这正是刘邦能当皇帝而雍正难免挨骂的原因:刘邦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主张,雍正却个性太强。

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也一样。

事实上,本书品评的这向个人物之所以那么有魅力,就因为倔们有个性,而且个性很强。比方说,项羽就比刘邦有个性,曹操就比齐备有个性。所以,尽管项羽打了败仗,曹操背了骂名,我们还是打心眼里更喜欢项羽而不是刘邦,|Qī|shu|ωang|更喜欢曹操而不是刘备。不过实在地讲,刘邦毕竟还有些个性,也还不乏可爱之处,刘备就一点也不可爱了。老刘家祖孙相去如此之远,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岂止只是老刘家,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都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汉唐,而汉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项羽比比,就不难发现他们也不可同日而语。海瑞当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却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项羽相比,显然成熟多了,却远不如项羽让人激动,令人心仪。甚至连死,都死得不如项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毕竟是为了人和属于人的。如果“人”越来越个性和魅力,那么,这种文化自身还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怀疑。

这似乎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曾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是“高不可及”的,希腊文化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复返”的。的确,西方现代文明尽管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较之希腊文明,却少了许多天真烂漫和英雄气质。这就像一个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盖世,也总不如青春年少那么迷人和动人。先秦汉魏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当然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项羽可爱,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并不奇怪。

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一个成年人固然不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却应该使他感到愉快,他也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使自己的“固有性格”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这并不容易。对于我们来说,又似乎更难一点。因为我们至今还未能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科学、客观、冷静的清理和分析,不是全盘否定,就是盲目乐观,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大。文化的研究固然不能无动于衷,冷漠无情,但过多地掺入感情,却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危害甚多。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却也同样不乏可悲可叹之时。其最令人扼腕之处,就是对罪恶的粉饰和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对不人道和非人性的麻木。祥林嫂的故事并非迟至鲁迅的时代才发生,阿Q精神也早已有之,只不过没有人去发现。大家都熟视无睹,得过且过,非弄到山穷水尽而不肯觉悟。由是之故,悲剧才会一演再演,连雍正这样的“至尊天子”都难逃厄运。

的确,我们过去是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我们只知道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足的进步。结果,群体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无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而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许,这便正是我们新一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后记】

写完《读城记》,再写《品人录》,似乎顺理成章。

如果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那么,人物就是一幅展开的画,谁都可以鉴赏品评。但,正如读城的关键在于读,品人的关键也在于品。读,要读出品位;品,要品出滋味。总之,要能说出点名堂来。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历来就有品评人物的传统。孔子就曾品评过不少人,包括他的学生。孔子的品评,以精练准确见长,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比如“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通达)、“求也艺”(冉有多才)、“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可以当领导)等等。孔子认为,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品评人物,在他那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这种智慧在魏晋时期就变成了美。魏晋是品评人物风气最甚的时代。一部《世说新语》,几乎就是一部古代的《品人录》。那时的批评家,多半以一种诗性的智慧来看待人物,因此痴迷沉醉,一往情深: “萧萧如松下风”,“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偎俄若玉山之将崩”。这种对优秀人物的倾心仰慕,乃是所谓魏晋风度中最感人的部分。

自然也不乏幽默睿智的。比如说见夏侯玄“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会,则“如观武库,但睹矛戟”。后来鲁迅先生比较陈独秀与胡适,便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捉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这样的人物品评,谁说不是艺术,不是哲学? 可惜,我们的大学里,不管是文学系、艺术系,还是哲学系、历史系,都不开人物品评课,更没有这个专业。报纸和刊物,自然也只有文学批评、艺术批评而没有人物批评。或者只有人物传记、人物故事,没有人物鉴赏。其实,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有鉴赏价值的。品酒,品茶,品画,品诗,何如品人?

于是就有这本《品人录》。

或许有人要问,你这本书,是历史家言,还是小说家言?我要说,既非历史家言,也非小说家言。因为每一史实,都有史料为据,没有一件事是我编的。而且所据之史,也多为正史,很少用野史的材料,以免唐突古人,因此不是小说家言。不过,史家重在记,本书则重在品。每一篇都是人物的品评,不是人物传记。对于人物的心理,亦多推测,因此又不是历史家言。总之,正如读城不是说城,品人也不是记人。对于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相信读者不会仅仅满足于记述和描写。

从城市中读出文化,从人物中品出思想,这就是我写《读城记》和《品人录》的初衷。

 “片云心共远,永夜月同孤。”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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