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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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号召群众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纪念欧战结束六十年，有几条蛮动人的标语：
苏联抵抗纳粹的战线有两千公里长，牺牲了两千万人的生命──我们感谢苏联红军的英勇。
我们感谢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们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战争的被害者。
我们要求所有被纳粹强徵的劳工得到赔偿。
这其实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经成为德国的主流观点。在日本，对比就很尖锐了。也是“终战”六十周年，曾经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连一个道歉都还没得到。日本明显地缺乏一只看世界的“左眼”。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你知道吗？我们说的“左”，在他们是“右”，他们说“右”，其实接近我们的“左”；应该是最“左”的共产主义，今天最“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所以跟中国人说话，你要特别注意语汇的“鱼目混珠”。
华飞看完了“反柏林”，长长的腿晃过来说，“哇，受不了！这么左的杂志。”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他说，“中间。因为极左跟极右，像站在一个圆圈上，看起来像是往两个相反方向走，事实上，最后会碰头。一样恐怖嘛。”
我很惊奇地看着这小鬼。
理想主义之不可靠
你对“安妮”的阶级意识和菁英思维反感，大概有资格被归到“左”的光谱里去。我随便在辞典里找出一条对“左”的定义，就是：主张平等，强调社会公义，譬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权利；比较关切穷人和弱势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左”派倾向用“进步”来描绘自己。
如果在一条直线上，你一定要我“选边站”──站在中间“偏左”还是“偏右”的位置，我万不得已会选择“左”。说“万不得已”是因为，老天，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从毛泽东到眼前台湾政坛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经跟德国有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爱丽斯。许华泽谈到这个题目，我说，台湾那么多“得意混混”，是因为我们的民主太年轻，还在幼稚阶段。她大大不同意，说，德国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现任总理施若德。
好啦，最最亲爱的，我究竟想跟你说什么呢？
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这些，更不知十九岁的你会怎么看待我说的话，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你的MM
第十四章 秘密的、私己的美学
MM：
音乐，已经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计算机打开，让里面的音乐流出。在音乐声里穿好衣服。吃早点，打开厨房的收音机。走路上下学的一路上，我的MP3音乐跟着我走。我可以一整天留在房间里整理我的音乐存盘，同时听几首不同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在音乐里流连。不管在厨房、在浴室、在书房，任何时候，我活在音乐里。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进入了音乐的世界？小时候，从来没喜欢过你和爸爸听的古典音乐，更不喜欢你有时候放的欧洲歌曲，法国的《香颂》或者德国的民歌对我，都是俗气的Kitsch。记得有一两次你和朋友们放了1960年代的摇滚乐，甚至在客厅里跳舞。但是，我发现你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听”音乐。
不过你们还是影响了我对“歌曲”的喜爱。我喜欢旋律优美的音乐，崇拜爵士乐。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对Hip…hop“嘻哈”音乐的狂热，随之深入了美国的黑人文化。听“嘻哈”的时候，我一般不听大家都在听的热门歌曲，而是寻找一般人不知道的冷门曲子。一旦发现一首有意思的曲子，而且是朋友里没人听说过的，那真是如获至宝。拿这曲子和同样兴趣的朋友共享，大伙一起听，然后会有无穷无尽的讨论，讨论歌词里最深刻的隐喻和最奇怪的思想观念，那真是不可言传的独特经验——我不能跟你解释，因为那种经验是只为那一个时刻和气氛而存在的，就如同那些歌曲本身，不可言传而独特。
对我而言，一支歌曲好不好有三个要素：气氛、歌词、音乐，但不一定要三个元素同时并存，往往一个元素就行。一支歌，如果能散发出最好的气氛，不一定需要最好的歌词，因为气氛本身能使人愉快或是悲伤。歌词写得好，能让你会心微笑或者沉入忧郁。音乐好，歌就缠住了你的脑袋，不管它的词多笨或者气氛不怎样。
最怕的是，一首好歌变成流行曲时，它就真的完了。不管那首歌的歌词有多么深刻，旋律有多么好听，当每一个人都在唱它，每一个酒馆里喝得烂醉的人一边看足球赛一边都在哼它，这支歌就被“谋杀”了。再好的歌，听得太多，就自动变成Kitsch！所以我绝不“滥”听歌。有时候，我会放30首歌，一支一支听，心里其实一直等，等着那一首歌出现。终于等到的时候，那个美感值更高。
在一个周日的早上懒洋洋地醒来，看见外面纯净深蓝的天空，可以听一支深爱的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然而，当我对一首歌开始感觉厌的时候，我就紧张了：老天，我需要一首新歌。这就是一个新的探索旅程的开始。你开始寻找：一段广告音乐，音乐课里一段偶然听到的旋律，在别人的派对上突然飘过来的一支歌，MTV里的片段……我寻寻觅觅。最有用的地方，当然是网络。
我知道音乐厂商都被网络的下载作用吓坏了，可是，MM，我有不同的看法。厂商这么多年来“滥造”了那么多的廉价歌手，粗制了那么大量俗烂的音乐，赚饱了钱，现在总算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听音乐的人已经发现：俗烂的音乐从网络下载就好，听完就丢；只有真正好的艺术家、真正好的音乐盘片，才值得你掏钱去买。
在这样的逻辑下，那些烂音乐逐渐被淘汰，留下好的艺术——这难道不是正面的发展吗？“网络音乐革命”革掉的是坏的音乐，严肃的艺术家反而有了活路，找到了知音。在德国就是这样，突然冒出来很多极为深刻的创作者，取代了那些被厂商操作制造出来的假偶像。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复我这封信，因为你不是乐迷。但是，MM，你“迷”什么呢？你的写作，或者文学，所带给你的，是不是和音乐所带给我的一样，一种独特的、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窥探的一种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
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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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 德国时间晚上九点半，香港时间清晨三点半
MM：菲利普让我看了些“嘻哈”的歌词，很多有强烈的政治、社会批判意识。我吓一跳：15岁的青少年怎么会欣赏这种社会批判的歌？
安德烈：譬如什么？
MM：譬如这一首：
我在贫民窟里长大
看不尽的杀戮
其实就是个毒贩集合所
我的成功，却是因为它
适者生存，每天活着就是挑战
我以为我是个骄傲的美国人
一碰到种族问题，发现自己是外国人……
安德烈：这其实并不是现在流行的“嘻哈”，流行的“嘻哈”是这样的：
钱、钱、钱，
哗啦拉进了我的扑满
世界奈我何，抓了奶罩，玩“三匹”
世界奈我何，吸口胶，打个屁
世界奈我何，犯个法，飙个车……
MM：哇，虚无主义！
安德烈：你要看更糟的吗？还有这种：
射水到洞里，射水到洞里，射水到洞里……
MM：哇，雄性沙文主义！
安德烈：还有；玩伴们，挺起你们的家伙……
MM：哇，好脏！
安德烈：还有：我要把你搞到死，搞到死，搞到死……
MM：哇，兽性沙文主义！
安德烈：对啊！流行的“嘻哈”歌曲充满对女性的性暴虐，可是竟然还有女歌手也唱同样的调调。我觉得蛮奇怪的。
MM：安德烈，女人并不一定就有女性意识，男人不一定不是女权主义者。差别在头脑，不在性器官。
安德烈：我知。热门排行版上的歌，大概就是这个程度的：我带你到糖果店，我要××你，被“条子”逮了，贫民窟生活……
MM：那有什么稀奇？当年的乡村歌曲不也是这些？“我爸是个酒鬼，我妈是个婊子，我13岁就被强奸”什么的……
安德烈：对，不过“嘻哈”更直接，更粗暴。
MM：明白了。虚无主义＋雄性沙文主义＋拜金主义＋性滥交＋粗话脏话＝酷。美国黑人又“In”，所以青少年就喜欢了？
安德烈：差不多。可是原来的“嘻哈”是很美、有深度的。你看这一首：
圣诞节
妈妈给了你生平第一辆单车
好像第一次打赢一场架
好像你的球队得了第一名
狂喜，在大雨中拥抱
好像看见一颗流星闪过
原来，努力了，梦，真的可以出现
MM：嗯，是现代诗嘛。我要走了——
安德烈：慢点，还没完：聋子听见了听见他情人的声音瞎子看见了看见第一次的日出哑巴说话了他清晰无比写一首曲子被唱一千年
MM：这是现代诗，缀在音乐里。
安德烈：对。好的“嘻哈”就是诗。
但是好的少，烂的多。
MM：金块和泥沙总是混在一起的。这也是流行文化的特征啊。
安德烈：什么意思？
MM：流行文化经过时间的筛子，泥沙被淘汰，金块被留下，留下的就被叫做经典或古典……
第十五章 菩提本非树
这哪是菩提树？
亲爱的安德烈：
你知道吗？我这一代人的音乐启蒙是欧美歌曲。小时候最爱唱的一首《忆儿时》：“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或者大家都会唱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的歌词恬淡典雅，像宋词，所以我一直以为是中国的古典音乐，长大之后才知道曲子都是从美国或德国的歌曲改编的。
德国艺术歌曲在小学音乐课里教得特别多：《罗蕾莱》，《菩提树》，《野玫瑰》，《鳟鱼》……舒伯特的《冬之旅》里许多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