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热公爵夫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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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同样伟大的顾问；那么贵族尤其缺少的，是对其自身总体利益的认识。有了这一条，本是可以弥补一切的。贵族碰到了德·塔莱朗先生的婚事问题便不敢上前，而这塔莱朗是唯一拥有金属头脑的人。在他的头脑中，能够花样翻新地制造出一些政治制度，使各个国家光荣地得到新生。
圣日耳曼区对于并非贵族而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嗤之以鼻，自己又生不出可以担任大臣职务的优秀贵族。它本可以真正为国家效力，例如使治安裁判更加高尚，使土地更加肥沃，修建道路和运河，使自己国家成为颇有影响的幅员辽阔的强国等等；但是它却卖掉自己的土地到交易所去从事投机买卖。资产阶级的活动家、有才干的人物雄心勃勃，危及国家政权。它本可以让这些人进入自己的行列，而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它却宁愿赤手空拳地与他们战斗，因为它从前真正拥有的东西，现在只是从传统上来说还占有着罢了。更糟糕的是，这个贵族阶级正好还剩下一些这样那样的财产，足以维持其威风。这些家族沉醉于往事之中，在十九世纪向广场上掷出的堆堆枪支中，竟没有一家郑重其事地考虑到让家中长子拿起武器。
年轻一代，被排除在国事之外，便到夫人家中去跳舞，而不是以帝国时期和共和时期年轻、刻苦、单纯的天才人物为榜样，到巴黎来继续每家家长早已在各省开拓的事业。长辈们通过维护当地利益的持续努力，赢得了公众对他们头衔的承认，而且他们力求适应时代精神，按照时代的口味重建贵族阶层。贵族现在完全集中在圣日耳曼区，封建遗老反对派的思想与古老宫廷的精神在这里相互混杂，还很活跃。在杜伊勒里王宫中意见分歧的贵族阶级，更容易被人战胜，因为它只存在于一点上，又组织得特别不好，如同它在贵族院中也组织得很差一样。
如果它与国家结成一体，它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当它偏居于自己的城区之内，背倚王宫，横卧在财政收支上的，只要一斧头砍下去，就能切断它奄奄一恩的生命线；只要一个小小律师的扁平面孔向前一伸，这斧头就砍下去了（指主张取消贵族爵位世袭制的律师迪潘）。这个人自吹曾机敏巧妙地从刽子手手中夺回了好几个人头，实际上愚蠢地毁掉了不少庞大机构。贵族爵位的世袭权和长子世袭财产权，经他一讽刺嘲笑，便丢掉了。鲁瓦耶一科拉尔先生发表的演说尽管十分精彩，也无济于事。这里的事例和教训，值得将来记取。如果法国的寡头政治没有前途，它死后下地狱时，则会有难以名状的残暴行径，所以就应孩只考虑它的棺椁问题了。不过，外科大夫的手术刀虽然使人感到冷酷无情，有时它却会使人起死回生。圣日耳曼区如果肯推举一个领袖和制订一套体系的话，即使在受迫害时，也可以比胜利时更加有力量。
现在，将这半政治性的简介概括一下，并非难事。缺乏远大的目光，许许多多小错误累积成一大堆问题；每人都忧心忡忡要恢复有钱有势的地位；明摆着需要宗教以支持政治，追求享乐却会损害宗教精神，而且必然带来虚伪；有几位头脑清醒、颇有见地的人看问题十分准确，进行了局部的抵制，但宫廷中的敌手为这种抵制设置了种种障碍。外省的贵族往往比宫廷贵族血统更纯，然而由于常常受到触犯，也已渐渐疏远。所有这些原因集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圣日耳曼区极不协调一致的风习。
在体制上，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行动上，它前后不一，既不完全讲道德，也不赤裸裸地淫秽下流，既不腐化堕落，也不伤风败俗。它既没有完全抛弃损害它的那些问题，也没有接受可能拯救它的思想。总而言之，不管个人如何软弱无能，党派仍用一切伟大的原则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些伟大的原则便构成了各国的生活。不过，要壮年丧命，不这样又怎样呢？上面列举的人物，它挑三拣四，一个也看不中。它从前趣味高雅，有潇洒的轻蔑神情。但是，到垮台时也没有任何夺目的光彩或骑士风度可言。一七八九年流亡国外，还表现出某些情感；一八三○年流亡国内，就只表现出某些利害关系了。文学界的几位著名人士，讲坛上的获胜者，塔莱朗先生在法国议会的成功，征服阿尔及尔，还有几个在战场上重新声名大振、载入史册的姓名，都向法国贵族显示出，只要它肯努力，还有办法法使自己全民化，仍能让人承认它的头衔。有条理的人，工作也进行得井井有条。一个人如果懒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表现出懒惰来。同样，由人组成的一个阶级，其面貌与其总的精神状态，与交配着他躯体的灵魂相符。
复辟时期圣日耳曼区的女子，既不象往昔的宫廷贵妇那样对自己的品行不端表现出一种放肆的傲慢，也不象她们那样，以后来的美德补赎罪过以表现出小小的伟大。这种事后的美德往往在她们四周放射出无比灿烂的光辉。这时期圣日耳曼区的女子并无十分轻佻的举动，也毫无十分庄重的表现。她们的激情，除了几起例外，都是虚假的。可以说她们在纵情享乐。这些家族中有几位妇女过着奥尔良公爵夫人式的布尔乔亚生活。这位公爵夫人竟然将自己的双人床显露在前来王室大厦拜访的人面前，真是滑稽可笑之至！大概只有两、三位女子继续保持着摄政时期的风俗习惯，在比她们更为灵活的妇女心中引起一股厌恶情绪。
这类新型的贵夫人对社会风习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她们原是可以大大施加影响的，万不得已时，还可以举行英国贵族妇女那种隆重的表演嘛！但是她们犹豫不决，幼稚地固守在古老的传统中，被迫作出虔诚的样子，将一切、甚至将其优秀品质都遮掩起来。这些法国妇女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设立沙龙，让社会名流前来学习学习什么是风雅和优美。昔日文坛上她们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声音，社交活动的生动表现，现在完全无影无踪了。而一种文学没有总的体系，它就不能形成，就要与其时代一起解体。
某一时代，在一个民族当中形成特殊的一群的时候，历史学家几乎总会在这一群人当中遇到一个主要人物，概括了他所属的那群人的美德和缺陷：例如胡格诺派中的柯利尼，投石党内的助理，路易十五治下的黎塞留元帅，恐怖时期的丹东等。这种将一个人与他的历史行列面目统一起来的做法，是合乎事物常理的。为了领导一个党派，难道不需要统一思想么？为了在一个时代中大放光华，难道不应当代表这个时代么？有时党派的头目明智而谨慎，却也常常不得不服从追随这个党派的民众的成见和疯狂的举动。某些历史学家，他们远远离开民众可怕的骚动，冷静地判断在伟大的可载入世纪历史的斗争中，什么是最必要的激情的，他们常常指责党派头目的这种行动。实际上这些行动正是在上述不得已的情况下产生的。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闹剧是如此，在更狭小的范围内，即人称之为风习的民族悲剧中，其个别场景，也是如此。
在复辟时期那段短暂的日子——如果上述看法正确，圣日耳曼区正是不懂得如何使这种日子稳定下来——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少妇昙花一现地成了她所在的社会阶层本性最完美的代表。这是既高傲又脆弱、既伟大又渺小的本性。
这位女子表面上受过教育，实际上愚昧无知；她满怀高尚的情感，却缺乏一种思想将这些情感统一起来；她将心灵中最宝贵的财富都耗费在服从社会习俗上；她随时准备反抗社会，却犹豫不决，由于顾虑重重而不得不虚情假意；她没有多少毅力，却很固执；没有多少热情，却很容易着迷；没有多少勇气，却很任性；极端女人气，长于卖弄风骚，典型的巴黎女人；喜欢富丽堂皇，喜欢盛大的交际场合；从不动脑筋思考，要不就是考虑得太晚；极为不慎重，几乎达到浪漫的程度；傲慢放肆无以复加，内心深处却很谦恭；炫耀自己的力量，如同一根高高挺直的芦苇，然而，也正如一根芦等一样，遇到一只强有力的手，便随时会弯下身去；大谈特谈宗教，实际上并不喜欢宗教，却又随时准备接受宗教作为结局；她可能干出富有英雄气概的事来，有时却为了说一句刻薄的话而忘记摆出英雄气概；年纪轻轻，娇艳欲滴，周围人们的各种名言警句使她变得老成持重，但她的心并不老；虽不曾实行那些人自私的生活哲学，却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哲学；具有阿谀奉承者的全部缺陷，却也具有少女的全部心地高洁之处；怀疑一切，有时却也任凭自己相信一切。
这样一个地地道道性格十分复杂的女人，该怎样解释她呢？如果为这位女子画一幅肖像的话，最绚丽的色彩形成强烈的对比，又构成富有诗意的模糊一片，因为有一种圣洁的光辉、青春的光彩赋予这模糊的线条以整体的概念。这样一幅肖像难道不是永远无法完成的么？风韵使她成为浑然一体。没有任何装腔作势的地方。那些激情，那些似是而非的激情，那种向往伟大而并无行动的意图，那渺小的现实、冷漠的情感和热烈的冲动，都是极其自然的，是她本人所处地位所致，是她所属的贵族阶级地位所致。她很了解自己，而且在她的姓氏保护下，骄傲地置身于人上人的地位，在她的生命中，正如在贵族的生命中一样，有美狄亚的“自我”观念。美狄亚生命垂危时不愿死去，但她既不抬起上身，也不将手伸向高明的医生，既不触摸任何东西，也不让人碰她一下。她觉得自己是那样虚弱，甚至觉得已经变成了粉尘。
这位女子，人家叫她德·朗热公爵夫人。
一八一六年，法国王政复辟时期日益完善时，她已结婚四年左右。这一时期，路易十八受到百日革命的启发，不顾他身边的人如何看法，终于懂得了自己的地位及所处的时代：但是，此后路易十八被疾病击倒时，他身边的人仍然战胜了这位只差一把斧子的路易十一。德·朗热公爵夫人父姓纳瓦兰，属公爵家族，自从路易十四年间以来，这个家族一直信守着绝不将自己的贵族头衔让给其姻亲的原则。这个家族的女儿们，和她们的母亲一样，或迟或早总会在宫廷中有权坐凳子（指在国王或王后面前可以坐凳子的特权）。
安东奈特·德·纳瓦兰十八岁的时候，走出深闺，嫁给德·朗热公爵的长子。这两家当时都被上流社会排斥在外。但是后来法国遭到入侵，保王党们估计，唯一结束战争苦难的办法，便是波旁王朝的卷土重来。德·纳瓦兰公爵和德·郎热公爵一直忠于波旁王朝，高贵地抵制住了皇帝（指拿破仑）战功的一切诱惑。结这门亲事时，以他们的处境，自然应该遵照两个家族的古老原则办事。于是，美丽而贫寒的安东奈特·德·纳瓦兰小姐嫁给了德·朗热侯爵先生（贵族封号为世袭。父为公爵子则为侯爵父死后，子才能继任公爵，依此类推）。德·朗热侯爵的父亲在他们婚后几个月就去世了。
波旁王朝复辟时，这两家恢复了他们在宫廷中的地位、职位和头衔，重返直到那时一直被排斥在外的社会活动舞台。在这新的政治界中，这两家成为最显要的头面人物。当时的潮流是卑鄙无耻、假装归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