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震撼-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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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社会发展水平推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使岭南百姓富庶，国泰民安，成为一撑华夏大地的南天支柱。
南越王赵佗仙逝后，长孙太子赵胡继王位。他与丞相吕嘉，为其祖父赵佗举行了自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国葬。国中所分封的王侯、朝臣、将士、郡县之吏以及黎民百姓，纷纷从南越的四面八方赶至京都番禺，为其吊唁，连都城郊外十几里的村寨都住满了前来吊唁和送葬的人群。南越之地，可谓家家吊唁，人人万分悲痛。
发葬这天，南越国中所有鼓号齐鸣，送葬之车驾、人役绵延数十里之遥。赵胡按祖父赵佗遗嘱，将其葬于都城番禺城外，南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冈接岭的群山之中。为了使祖父赵伦永远安逸、静静长眠于黄泉之下，赵胡安葬祖父赵佗遗体时，多置疑家。发葬的灵车从番禺都城四个城门同时出来，四具棺枢皆一模一样，下葬时又棺棚无定处。除垂相吕嘉和赵胡等少数几人外，其他人全然不知南越王赵佗棺枢的真正下葬之处。
在南越国民众与朝臣官员及赵佗家人送葬的号晦大坳之中，垂相吕嘉是最年老的朝臣。他披麻戴孝，被两个家人搀扶着，曾几度哭得昏死过去。吕嘉昔日只是越族的一个少年，但他自幼聪慧好学，办事机灵，渐成大器。赵佗怜其才，拜吕嘉为军师，立国后又拜他为南越国的承相。吕嘉在与赵佗相处的6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深受赵佗仁德、宽厚的影响，对赵佗敬重万分。今赵佗晏驾，巨星陨落，他自是悲痛欲绝。送别赵佗亡灵之后，吕嘉独居一室，仰望赵佗长眠的城外山岗悄然跪下，抚胸顿足大呼道：“天邪！圣王一去，从此南越国将不复存在矣！”
正如吕嘉所叹，南越国经历了的年风风雨雨之后，赵佗的仙逝，确实给这个号称东西万余里的庞大王国带来了厄运。
当南越王赵佗讨伐长沙成王时，赵佗威名大振，闽越王一时役属于南越王。但到了汉武帝建元四年，即南越王赵佗仙逝的公元前137年，闽越国趁赵佗亡故，新君刚立，国内人心未定之机，出于自己狭隘的私利，竟悍然发兵侵略越、闽相倚边界的蒲葵关，并向南越国境内逼进。
显然，闽越此举是一场毫无任何理由，乘人之危的侵略性战争。战争发起突然，南越人无法预料。
就地理位置而言，闽越王国位于南越国的东方，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在秦汉之际，闽越人的活动范围为东及于今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西则直达赣东北等地，但以今福建省境内为最多。
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存在着闽越王国，由首领无诸统治。后来，秦平闽越，以其地置闽中郡，将无诸废为君长。相传是“越王勾践之后”的无诸对此不满，盼望有一天能恢复王位。秦末，天下大乱，无诸趁机率领闽越人，投奔都君吴茵而“佐汉”，及至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王朝，无诸也因佐汉有功，得以在公元前202年复立为闽越王，恢复了在闽越地区的统治地位。公元前l96年，赵佗也受汉朝册封，建立了南越王国对汉的臣属关系。所以。两国在名义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初期阶段。
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春，吕后下诏禁止与南越交往，赵佗遂抗汉称帝并发兵攻长沙国，败数县而去，又阻击南下的汉军，终使汉军未能逾岭。赵伦这一对抗中央的行动获得胜利，提高了南越国的威望，赵佗也就在以兵威边的同时，趁机对闽越、夜郎等国施以“财物”，闽越国不得不予以接受，因而对南越国产生了一种役属的关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两国的平等关系结束，闽越国开始了向南越俯首称臣的历史。也就是说，闽越国开始了对汉王朝、南越国的双重依附关系。文r景两帝时，这种关系仍保持不变。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闽越国竟乘人之危，突然向南越发动了侵略战争，这标志着闽越对南越役属关系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面对闽越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新继位的赵胡身穿孝服临朝，同臣僚们紧急磋商御敌方案。赵佗临终时曾把赵胡托付给垂相吕嘉，用赵佗的话说，凡遇大事不决时，就问垂相。此时的赵胡看了看仍处在悲痛中的吕嘉问道：“丞相，闽越王率军攻打蒲葵关，并劫掠边境村寨，守将告急，怎么办？”
颇有文韬武略的吕嘉果断说道：“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闽越王乘人之危，攻打蒲葵关，吾王不须多虑，发兵击之！”
赵胡又问众文武大巨道：“列位爱卿，闽越王率兵来犯，本王当以何策御之？莫非也与丞相相同？”
文武百官齐道：“正是，请吾王发兵击之！”
赵胡听了承相和辅佐大臣之言，犹豫了好一阵子，然后说道：“列位爱卿，以本王看，恰恰相反，本王决定不发一兵一卒。我南越今为汉臣，武帝陛下临朝不足五年，闽越与南越均为汉臣，今闽越发兵于边侵我南越，我南越当上书奏明朝廷，由朝廷派兵击之。这样，朝廷既不会怪罪我南越，又可以将闽越兵击退，我只需一书一帛，便可御敌，何须与之兵戈相见……”
承相吕嘉听罢大惊，遂怒目圆睁强谏道：“启察大王，此事万万不可如此！先武帝奠基南越，如今带甲之众百万有余，只须三万人马，便可将人侵南越之敌击退，何必上书于汉廷。再说，从上书到汉兵至，需要多少时间？兵贵神速，如我不发兵击之，则闽越当视我惧怕其势，必然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边关之害可就大矣。再者先武帝在世时，一再叮泞吾等群臣，南越之事当由南越自己决断，若自强可以立国，若倚他人者必贻害于国！大王若不听吾等逆耳之言，南越将岌岌可危矣！”
赵胡听罢，正色质问道：“我们如果与闽越兵戈相见，则朝廷势必乘机发兵，取渔人之利。以本王看，闽越人攻打蒲葵关，只是为了抢夺些财物而已，与我国本体并无大碍。不如一书一帛，汉兵至，则闽越人必退！”
尽管众臣僚对赵胡的主张极不赞成，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位新主给汉王朝发出了求援书。书中称：“两越俱为藩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惟天子诏之。”以赵胡的想法，如此上书，不仅向汉武帝表明了南越国忠于臣属之职，不兴兵互相攻击，同时又可使汉朝廷出面干涉。这样，就巧妙地把难题推给了汉廷。
汉武帝接到南越国使臣送来的求援书后，对赵胡的举动表示赞赏，认为南越国重信义，守职约。于是，汉武帝传诏曰：“王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即大行王恢率军出像章、大农韩安国率军出会稽，南北夹攻往讨闽越。”
汉王朝的直接发兵于预，大出闽越国统治者的预料之外，面对大敌当前的紧迫形势，闽越国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继无诸之后的闽越王郑之弟余善杀邹而降，“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汉军于是停止进攻，上报汉廷，武帝乃改立无诸之孙“爵君丑为越舔王，奉闽越先祭祀”。但在闽越国统治集团的内让中，余善以杀其兄而“威行于国，国民多属”，拥有了相当的支持力量，因而“窃自立为王”。面对闽越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汉王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令立余善为闽越王，从此闽越国一分为二，越舞王、闽越王并存。
在这场战争中，闽越出于掠夺财物的企图而发起侵袭，显然不是正义之举。而南越国既未损己之兵，又使敌军退却，看上去这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但就在这件好事的背后，却暗藏着极大的隐患，这个隐患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赵胡始料不及的。
就在汉武帝派大将王恢出兵轻取闽越时，曾以兵威为后盾的番阳令唐蒙，奉诏来到南越国都城番禺，让南越王赵胡亲自人朝向皇帝谢恩。赵胡接到一诏谕后，不知汉武帝到底是何意图，对这个诏谕采取了不冷不热的处置态度，没有立即奉诏前行。汉武帝见南越王赵胡无动于衷，接着，再次传诏，令严助赴南越说服赵胡前往长安。严助，会稽人。“严夫子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耀助为中大夫”。严助在汉廷是屈指可数的善辩之士，曾“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汕”，所以汉武帝对他另眼看待，并委以重任。这次出使南越的任务落到严助的肩上。严助到达番禺后，告诉赵胡汉天子已将闽越的事摆平。赵胡听后顿首，认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表示了对汉的感激之情。当严助接着传谕让赵胡人汉朝亲自向皇帝谢恩时，赵胡这才回过味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不免大惊失色。原本南越号称有百万带甲之众，击败昔日役属的闽越易如反掌，但赵胡却故作聪明地要请汉廷出兵。岂不知，古往今来，凡立国者，皆以己强而服众，一旦自己强盛起来，别人才会俯首帖耳，惟命是听。而一旦你弱小，即使礼仪再周全、再诚实、再厚道，在强者眼里，你也只是形同粪土。赵胡过分看重汉廷的实力和约定，而忽略自己百万带甲之众和据岭自守的天然屏障，想做个惟命是从，百依百顺的顺臣，这恰恰是汉武帝所期待的。
赵胡面对诏令并慑于汉朝廷的威势，他不敢予以拒绝，也不敢跟严助人长安晋见天子。情急之中，只好和几个近臣商量，称自己本愿同严助一同人朝晋见天子，以示谢恩，无奈自己继位时间不长，身体多病，不能去往长安，一旦病情有所好转，即刻赴长安晋见天子。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特命太子赵婴齐跟严助一同赴长安为皇帝“宿卫”。
严助见赵胡如此说，不便强求，只好带上太子赵婴齐返回长安。
严助走后，赵胡同朝臣反复商量是否亲自去长安晋见天子之事。以承相吕嘉为首的臣僚不同意赵胡亲赴长安，并劝谏说：“汉兴兵诛郑，亦行以惊动南粤。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休好语人见。人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
臣僚们的劝谏，勾起了赵胡对亡祖父赵佗当年所留遗训的回忆，想起了汉、越几十年来相互存有戒心和敌视的历史。从此之后，他对汉廷一直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长安入见皇帝。
汉武帝见赵胡迟迟不肯人朝晋见自己，便以牙还牙，以种种借口，把太子婴齐质于长安不肯放回。赵佗当年的遗训应验了。
后来，垂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但赵胡自太子人朝后，萎靡不振，如同大伤了元气一般，不再见辅佐大臣。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主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些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谧为文王。
多少年后，有学者认为赵胡既然答应了严助要亲自入长安朝见，后又“背入朝之约”，“一再售汉以疑”，造成了汉对南越的“益疑”，则“祸速”也，认为只要人朝见天子，“一修朝数，礼成而还，恭格之节愈昭，君臣之义愈密”，则南越国的江山愈固矣。对这种看法，现代史学家张荣芳、黄淼章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张、黄认为：经过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国力正达到了最高峰。在这种大气候下，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势必要解决封国问题，打击割据势力。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僵的建议，下达“推恩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