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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达洛维夫人-达洛卫夫人-第2部分

小说: 达洛维夫人-达洛卫夫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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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这同“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作为有创见的文艺批评家,伍尔夫并不全盘否定传统,而相当赞赏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如笛福、奥斯丁、劳伦斯·史特恩和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赞扬哈代的小说。在评论法国文学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散文家蒙田、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以及倡导意识流的另一巨擘普鲁斯特同样赞美。此外,这位英国女作家格外推崇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称托翁为“真正的大师”,“《战争与和平》描写了人类一切经验同感受”;而她和乔伊斯的作品仅仅是“零星的札记”而已。



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所以能综合传统与创新,除了其他因素,家庭教养同个人身世起了颇大作用。她出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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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权 归 原 作 者
                   

,祖上几代为达官显宦。其父雷斯利·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崇尚理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家,又是文艺评论家和传记家(曾编纂巨著《国家名人词典》),并且是剑桥大学的“元老”之一。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萨克雷之女,续弦是朱莉亚·德克沃斯,即弗吉尼亚的生母。这位日后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熏陶,她继承了父亲高超的智力、颖异的悟性与洞察力(但逐渐怀疑以至背离老父严峻的道德观念);同时继承了母亲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本能(尽管还有悲观厌世的一面)。

她父亲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如小说家哈代、麦瑞迪思、亨利·詹姆斯,美术史家与评论家鲁斯金等,经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此外,他有大量藏书,因而弗吉尼亚于青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读遍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同斯宾诺莎等所撰文、史、哲经典名著,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础。由于她自幼羸弱,未入学校受正规教育,而是在父亲教导下,以自修为主。这使她在以后的创作及评论中,既摆脱了清规戒律与学究气,又养成了非正统观念,我行我素,随意抒写。

另一方面,她同剑桥大学的渊源很深,因为父、兄曾在那古老的学府里攻读或任教。她正是通过兄长沙佩的介绍,结识了剑桥的不少师生,其中包括李奥纳特·伍尔夫,即她日后的丈夫,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婚后,于一九一七年,夫妇俩创办霍加斯出版社,陆续刊行了当年的“新秀”如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史学家与传记家列顿·司屈雷基(《维多利亚女王传》等的作者)以及诗人托·斯·艾略特的作品,对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久,勃卢姆斯伯里区的伍尔夫家成为一个小集团的中心;除了上述诸人,尚有美术评论家罗杰·弗拉伊(首先评介法国后期印象派的英国人)、画家邓肯·葛兰特、哲学家罗素与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均为当时的“新星”。

这个小圈子是影响深远的英国早期先锋派,其特征是独树一帜,情趣隽雅,审美感与鉴赏力极为敏锐,文艺创作标准甚高,学术气氛浓厚;并且蔑视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在这方面深受剑桥哲学教授G·E·摩尔(中间偏左的不可知论者)的启迪。

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在这新旧递嬗的时代、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中生活与创作。她一生共写了九部长篇小说,若干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和一部传记,三百五十多篇文艺评论及随笔,并译过托尔斯泰的谈话录与情书集(1923)。她逝世后,由丈夫和友人整理并出版其日记(1953)、书信(1956)以及自传(1976)。长篇小说内的重要作品是:《达洛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奥兰多》(1928),《波浪》(1931)和《岁月》(1937)。西方评论家一般认为,最具意识流特色的是《达洛卫夫人》,迄今读者最欣赏的是《到灯塔去》,而在独特的艺术上臻于化境之作则是《波浪》。

伍尔夫撰述的文艺批评起先大都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因为她是特约撰稿人。以后结集,题为《普通读者》(两卷,1925,1932)。这是作者自谦,意为这些文章是一个普通读者所写,任意鉴赏,信笔拈来,并非严肃的论文。其实,这正是女作家评论的特点:独抒己见,挥洒自如,夹叙夹议,机趣横生,娓娓而谈,毫无说教或枯索之嫌。在所有评论中,代表性的力作有四篇:除了上文所引《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以及《自己的房间》之外,乃是《现代小说》与《独木桥式的艺术》。这几篇和大部分评论,在她去世后,由李奥纳特汇编成《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四卷,1966—1967)。

在女作家三十余年笔耕生涯里,贯串着一出悲剧,使她身心交瘁,创作蒙受损害;即她反复被忧郁症侵袭,屡次濒于精神分裂,终于绝望,投河自尽(5)。

实际上,每当伍尔夫完成一部小说,病魔便来纠缠,困扰不堪,几乎精神崩溃;但每次她都竭力挺住,同病魔周旋、搏斗,复原后又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写作。这种献身于艺术的韧性,同乔伊斯晚年濒于失明而坚持创作的毅力足以媲美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她致力于创作是为了战胜病魔,追求解脱吧。

尽管伍尔夫写作时神志清醒,但痼疾的阴影势必在小说与文章内隐现,甚至相当浓重。譬如在《达洛卫夫人》里,当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在晚宴将散席时,听到赛普蒂默斯自杀的噩耗,立刻觉得自己“很像那陌生的年轻人……多奇怪,对他毫无所知却又那么熟悉”。同时,她猜准了那青年是跳楼而死的,迫使他寻短见的是布雷德肖之流。所有这些感触与想象,在一定程度内,折射了作者的心境。

小说并非自传,其中人物不等于作者,然而,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会以间接而曲折的方式,移植在某些形象及细节内。在这一点上,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影射了女作家的复合性格以及内心冲突。具体地讲来,克拉丽莎代表作者乐生、理智与随俗的本性,特别体现在她同丈夫理查德·达洛卫和情人彼得·沃尔什的“三角”纠葛中;经过不少波折与再三权衡之后,克拉丽莎终于嫁给平庸而可靠的议员达洛卫,舍弃了心地淳厚、耽于幻想而不谙世故的“浪子”沃尔什,尽管未能忘情于他,即使在他浪迹天涯(印度)之时,也念念不忘。

另一方面,赛普蒂默斯则象征女作家内心深处孤傲、高洁和厌世的情绪。事实上,伍尔夫曾在日记中透露,她要“探讨疯狂与自杀的根源,比较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态”。按这本小说最初的计划,并无赛普蒂默斯这一角色,最后自尽的乃是克拉丽莎;以后,作者改变初衷,增加了那年轻的“疯子”,为了让他体现“狂人的真谛”,而克拉丽莎成为“正常的真理”的化身。其实,前者更真切地映现了作者的深层心理。她还在日记中流露,她曾听见鸟儿用希腊语啁鸣,正如赛普蒂默斯的幻觉。此外,她在第二次精神危机中,也如小说里那狂人的结局,渴望跳楼,一死了之。

疾病的消极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并且从文体中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无论在小说或论著内,伍尔夫的文笔时常是即兴的、跳跃式的,似乎心血来潮、一挥而就,或颠来倒去、自相矛盾;某些评述条理不清,论证不够严谨,引语有些失实。固然,这种风格可谓意识流的特征,但也是神经质的缺陷吧。

长期的精神抑郁以至几乎错乱,乃是伍尔夫厌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动荡的时代、紊乱的社会以及植根于异化的思潮,也起了很大的反面作用。伍尔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的烽火使她震惊,尤其是法西斯对伦敦的反复大轰炸,更使她震撼不已,甚至想象希特勒很可能胜利,到那时她只能自戕了。这种阴霾密布的局势,加上种种异化现象的冲击,更促使女作家趋向出世和超脱。她深感古老的欧洲文明脆弱不堪,昔日“太阳不落”的帝国如今摇摇欲坠,以及人际隔阂,人生渺茫,而于幻灭中沉沦。在思想上,她曾受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潜意识与“性本恶”等学说颇深的感染,从而助长了孤寂之感和阴郁的心理。

这些心态在伍尔夫的散文内不时流露,她曾在一篇随笔内感叹:“红尘中的幻觉回响着芸芸众生的呻吟……”,“我们对自己的心灵都茫然,更谈不上渗透他人的心灵了……”,“我们在人间孤零零地走一遭,这样倒更惬意呢。”又如,她在日记中惴惴不安地写道:“生活恰似万丈深渊边上的羊肠小道……”这些话不但透露悲观的心思,并且表明,这位意识流作家惯于剖析深层心态,挖掘自我意识。然而,一味凝视内心,剥茧抽丝般解剖自我,可能会夸大心灵深处的疑虑、惶惑及恐惧,更觉得浮生若梦、万有虚无,而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甚至一团漆黑了。这,也许是意识流作品大都悲观色彩浓郁的一个缘故吧。



时代的脱节同社会的杌陧加剧了伍尔夫避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创作和评论的领域内,却又是刺激她力求创新的动力。为什么要革新?简言之,时代变了。伍尔夫认为:“显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点,周围一切都变了,人本身也在变。”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识同人际关系,等等,都在剧烈变化;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处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而是在纷纭的生活漩涡中,特别在战争的阴影下挣扎(6)。对这种新局面,伍尔夫曾阐述:“所有的人际关系,诸如父子、夫妇、主仆之间的关系,都变了。随着这种变化,宗教信仰、人的行为、政治与文艺等也必然要变。我们姑且说,这种变更从一九一〇年开始(7)。”她还申述:“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底左右,人性开始变了。”变得更卑琐、更丑恶:“如今的人,无论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看起来都那么蠢,那么丑(8)。”此外,由于现代生活变得更乱,节奏加快,人的意识也流动得更快,变幻多端,捉摸不定。

上述各种嬗变必然促使审美标准以及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相应地变革。新时代的作家应超越旧时代的前辈,而肩负创新的使命。至于如何划分新旧时代,伍尔夫明确地讲:“我建议,把爱德华时代与乔治时代(9)的作家分为两大阵营。我主张,把威尔斯、贝奈特、高尔斯华绥归入爱德华时代,而把福斯特、劳伦斯、司屈雷基、乔伊斯与艾略特纳入乔治时代(10)。”对于前者,即代表传统的老作家,伍尔夫曾以贬义称他们是“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总是描写鸡毛蒜皮,煞费苦心,孜孜矻矻,却把琐碎与飘渺的东西写成真实和持久的(11)。”讲得具体些,就是老一辈作家只描写外表,而没有抓住核心与本质。什么才是本质呢?伍尔夫认为是人的性灵或精神世界。她在同一篇文章内用精妙的比喻来阐述:

“生活并非一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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