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达洛卫夫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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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这同“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作为有创见的文艺批评家，伍尔夫并不全盘否定传统，而相当赞赏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如笛福、奥斯丁、劳伦斯·史特恩和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赞扬哈代的小说。在评论法国文学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散文家蒙田、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以及倡导意识流的另一巨擘普鲁斯特同样赞美。此外，这位英国女作家格外推崇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称托翁为“真正的大师”，“《战争与和平》描写了人类一切经验同感受”；而她和乔伊斯的作品仅仅是“零星的札记”而已。
二
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所以能综合传统与创新，除了其他因素，家庭教养同个人身世起了颇大作用。她出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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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权 归 原 作 者
，祖上几代为达官显宦。其父雷斯利·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崇尚理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家，又是文艺评论家和传记家（曾编纂巨著《国家名人词典》），并且是剑桥大学的“元老”之一。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萨克雷之女，续弦是朱莉亚·德克沃斯，即弗吉尼亚的生母。这位日后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熏陶，她继承了父亲高超的智力、颖异的悟性与洞察力（但逐渐怀疑以至背离老父严峻的道德观念）；同时继承了母亲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本能（尽管还有悲观厌世的一面）。
她父亲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如小说家哈代、麦瑞迪思、亨利·詹姆斯，美术史家与评论家鲁斯金等，经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此外，他有大量藏书，因而弗吉尼亚于青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读遍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同斯宾诺莎等所撰文、史、哲经典名著，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础。由于她自幼羸弱，未入学校受正规教育，而是在父亲教导下，以自修为主。这使她在以后的创作及评论中，既摆脱了清规戒律与学究气，又养成了非正统观念，我行我素，随意抒写。
另一方面，她同剑桥大学的渊源很深，因为父、兄曾在那古老的学府里攻读或任教。她正是通过兄长沙佩的介绍，结识了剑桥的不少师生，其中包括李奥纳特·伍尔夫，即她日后的丈夫，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婚后，于一九一七年，夫妇俩创办霍加斯出版社，陆续刊行了当年的“新秀”如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史学家与传记家列顿·司屈雷基（《维多利亚女王传》等的作者）以及诗人托·斯·艾略特的作品，对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久，勃卢姆斯伯里区的伍尔夫家成为一个小集团的中心；除了上述诸人，尚有美术评论家罗杰·弗拉伊（首先评介法国后期印象派的英国人）、画家邓肯·葛兰特、哲学家罗素与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均为当时的“新星”。
这个小圈子是影响深远的英国早期先锋派，其特征是独树一帜，情趣隽雅，审美感与鉴赏力极为敏锐，文艺创作标准甚高，学术气氛浓厚；并且蔑视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在这方面深受剑桥哲学教授G·E·摩尔（中间偏左的不可知论者）的启迪。
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在这新旧递嬗的时代、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中生活与创作。她一生共写了九部长篇小说，若干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和一部传记，三百五十多篇文艺评论及随笔，并译过托尔斯泰的谈话录与情书集（1923）。她逝世后，由丈夫和友人整理并出版其日记（1953）、书信（1956）以及自传（1976）。长篇小说内的重要作品是：《达洛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奥兰多》（1928），《波浪》（1931）和《岁月》（1937）。西方评论家一般认为，最具意识流特色的是《达洛卫夫人》，迄今读者最欣赏的是《到灯塔去》，而在独特的艺术上臻于化境之作则是《波浪》。
伍尔夫撰述的文艺批评起先大都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因为她是特约撰稿人。以后结集，题为《普通读者》（两卷，1925，1932）。这是作者自谦，意为这些文章是一个普通读者所写，任意鉴赏，信笔拈来，并非严肃的论文。其实，这正是女作家评论的特点：独抒己见，挥洒自如，夹叙夹议，机趣横生，娓娓而谈，毫无说教或枯索之嫌。在所有评论中，代表性的力作有四篇：除了上文所引《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以及《自己的房间》之外，乃是《现代小说》与《独木桥式的艺术》。这几篇和大部分评论，在她去世后，由李奥纳特汇编成《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四卷，1966—1967）。
在女作家三十余年笔耕生涯里，贯串着一出悲剧，使她身心交瘁，创作蒙受损害；即她反复被忧郁症侵袭，屡次濒于精神分裂，终于绝望，投河自尽（5）。
实际上，每当伍尔夫完成一部小说，病魔便来纠缠，困扰不堪，几乎精神崩溃；但每次她都竭力挺住，同病魔周旋、搏斗，复原后又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写作。这种献身于艺术的韧性，同乔伊斯晚年濒于失明而坚持创作的毅力足以媲美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她致力于创作是为了战胜病魔，追求解脱吧。
尽管伍尔夫写作时神志清醒，但痼疾的阴影势必在小说与文章内隐现，甚至相当浓重。譬如在《达洛卫夫人》里，当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在晚宴将散席时，听到赛普蒂默斯自杀的噩耗，立刻觉得自己“很像那陌生的年轻人……多奇怪，对他毫无所知却又那么熟悉”。同时，她猜准了那青年是跳楼而死的，迫使他寻短见的是布雷德肖之流。所有这些感触与想象，在一定程度内，折射了作者的心境。
小说并非自传，其中人物不等于作者，然而，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会以间接而曲折的方式，移植在某些形象及细节内。在这一点上，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影射了女作家的复合性格以及内心冲突。具体地讲来，克拉丽莎代表作者乐生、理智与随俗的本性，特别体现在她同丈夫理查德·达洛卫和情人彼得·沃尔什的“三角”纠葛中；经过不少波折与再三权衡之后，克拉丽莎终于嫁给平庸而可靠的议员达洛卫，舍弃了心地淳厚、耽于幻想而不谙世故的“浪子”沃尔什，尽管未能忘情于他，即使在他浪迹天涯（印度）之时，也念念不忘。
另一方面，赛普蒂默斯则象征女作家内心深处孤傲、高洁和厌世的情绪。事实上，伍尔夫曾在日记中透露，她要“探讨疯狂与自杀的根源，比较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态”。按这本小说最初的计划，并无赛普蒂默斯这一角色，最后自尽的乃是克拉丽莎；以后，作者改变初衷，增加了那年轻的“疯子”，为了让他体现“狂人的真谛”，而克拉丽莎成为“正常的真理”的化身。其实，前者更真切地映现了作者的深层心理。她还在日记中流露，她曾听见鸟儿用希腊语啁鸣，正如赛普蒂默斯的幻觉。此外，她在第二次精神危机中，也如小说里那狂人的结局，渴望跳楼，一死了之。
疾病的消极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并且从文体中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无论在小说或论著内，伍尔夫的文笔时常是即兴的、跳跃式的，似乎心血来潮、一挥而就，或颠来倒去、自相矛盾；某些评述条理不清，论证不够严谨，引语有些失实。固然，这种风格可谓意识流的特征，但也是神经质的缺陷吧。
长期的精神抑郁以至几乎错乱，乃是伍尔夫厌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动荡的时代、紊乱的社会以及植根于异化的思潮，也起了很大的反面作用。伍尔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的烽火使她震惊，尤其是法西斯对伦敦的反复大轰炸，更使她震撼不已，甚至想象希特勒很可能胜利，到那时她只能自戕了。这种阴霾密布的局势，加上种种异化现象的冲击，更促使女作家趋向出世和超脱。她深感古老的欧洲文明脆弱不堪，昔日“太阳不落”的帝国如今摇摇欲坠，以及人际隔阂，人生渺茫，而于幻灭中沉沦。在思想上，她曾受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潜意识与“性本恶”等学说颇深的感染，从而助长了孤寂之感和阴郁的心理。
这些心态在伍尔夫的散文内不时流露，她曾在一篇随笔内感叹：“红尘中的幻觉回响着芸芸众生的呻吟……”，“我们对自己的心灵都茫然，更谈不上渗透他人的心灵了……”，“我们在人间孤零零地走一遭，这样倒更惬意呢。”又如，她在日记中惴惴不安地写道：“生活恰似万丈深渊边上的羊肠小道……”这些话不但透露悲观的心思，并且表明，这位意识流作家惯于剖析深层心态，挖掘自我意识。然而，一味凝视内心，剥茧抽丝般解剖自我，可能会夸大心灵深处的疑虑、惶惑及恐惧，更觉得浮生若梦、万有虚无，而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甚至一团漆黑了。这，也许是意识流作品大都悲观色彩浓郁的一个缘故吧。
三
时代的脱节同社会的杌陧加剧了伍尔夫避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创作和评论的领域内，却又是刺激她力求创新的动力。为什么要革新？简言之，时代变了。伍尔夫认为：“显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点，周围一切都变了，人本身也在变。”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识同人际关系，等等，都在剧烈变化；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处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而是在纷纭的生活漩涡中，特别在战争的阴影下挣扎（6）。对这种新局面，伍尔夫曾阐述：“所有的人际关系，诸如父子、夫妇、主仆之间的关系，都变了。随着这种变化，宗教信仰、人的行为、政治与文艺等也必然要变。我们姑且说，这种变更从一九一〇年开始（7）。”她还申述：“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底左右，人性开始变了。”变得更卑琐、更丑恶：“如今的人，无论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看起来都那么蠢，那么丑（8）。”此外，由于现代生活变得更乱，节奏加快，人的意识也流动得更快，变幻多端，捉摸不定。
上述各种嬗变必然促使审美标准以及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相应地变革。新时代的作家应超越旧时代的前辈，而肩负创新的使命。至于如何划分新旧时代，伍尔夫明确地讲：“我建议，把爱德华时代与乔治时代（9）的作家分为两大阵营。我主张，把威尔斯、贝奈特、高尔斯华绥归入爱德华时代，而把福斯特、劳伦斯、司屈雷基、乔伊斯与艾略特纳入乔治时代（10）。”对于前者，即代表传统的老作家，伍尔夫曾以贬义称他们是“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总是描写鸡毛蒜皮，煞费苦心，孜孜矻矻，却把琐碎与飘渺的东西写成真实和持久的（11）。”讲得具体些，就是老一辈作家只描写外表，而没有抓住核心与本质。什么才是本质呢？伍尔夫认为是人的性灵或精神世界。她在同一篇文章内用精妙的比喻来阐述：
“生活并非一组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