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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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者，他们水平非常高。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这些问题会慢慢减少。

问：回到前面您谈论的战地记者生涯。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是有适应的过程。刚开始在电视上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还觉得很有冲击，但后来看多了，也就跟电子游戏差不多了。
潘文：我不喜欢战争，我有好几个朋友，多半都是摄影记者，他们都是疯子。他们也不是特别喜欢追求残酷的东西，只不过觉得没有rock&roll；就不好玩，这样想的有一帮人，但他们不是想引起战争。只不过需要那种东西，有点上瘾，像吸毒一样。我有个朋友去年在非洲被人杀了，那个人到最后都一直想要那个东西，我们都不懂为什么。

问：你说最开始写感兴趣的东西，后来又说为受众写，这是不是个转变的过程呢？
潘文：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话，肯定要把他变成故事讲给大家听，给大家看。我觉得不是转变。我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我都想会告诉别人，我不是一位会保守秘密的人。所以，这是一条线。有意思，想告诉他，就是这个过程。

问：但你刚才好像提到要考虑受众的接受，是不是这样？
潘文：我的自我很大，我觉得我感兴趣，你肯定也会感兴趣。

问：你觉得你观察生活的角度是和大多数人相同的吗？
潘文：对，可以给他们打个招呼嘛。我们都是人，都很好奇。

问：就你在中国接触国家官员的经历，谈一谈对中国国家官员的看法。
潘文：我觉得40岁左右的那些人很有意思，反正高层领导我见了江泽民，见了钱其琛，我觉得他们两位很有意思。

问：不说最高领导人，就说一般的官员。
潘文：我觉得要看什么地方，你到了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出来一个县长，跟你讲话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体制的问题，有的人思想很活跃。

问：就谈谈你对他们个人的感受。
潘文：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他们都很好，喝一点酒，大家都比较融洽了。

问：只是喝酒吗？
潘文：我当然是在实话实说，因为我有一次在湖南，有18个人陪同。我觉得有点过火了。后来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性格，很有意思。湖南人爱吃辣的，都很有性格。

问：那是你喝的多还是他们喝的多？
潘文：我们都喝的比较多，我们是在吃水煮鱼。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官方安排采访的话比较别扭，我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是国外的媒体，又是《华盛顿邮报》，我又是个美国人，他们觉得很新鲜，应该这样子。

问：你刚才说你很关注中国的西部，这些省份你都去过了吗？
潘文：对，都去过了。

问：那你去了以后就更加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了。你最关心哪个民族？
潘文：我对维族比较感兴趣？

问：他们什么东西吸引你？
潘文：他们自己。他们30年代以前都没有把自己当成维族人，而是把自己当成喀什族，吐鲁番的，伊犁的等等。后来3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家到那里去，把他们都叫做了维族。他们也就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民族。我读了很多书。当时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根据地域的，吐鲁番人可以跟伊犁人结婚，但他们是不同的人，后来才成了大的维族。我想中国人类学家在这个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还有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区别，南疆也有很多区别。

问：你觉得维族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不满的地方？
潘文：他们中的受害者肯定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受益者当然没有不满情绪。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问：您刚才也提到，江主席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那作为记者，采访江主席的时候，你最想了解他的什么方面呢？
潘文：我见到他的时候特别想花两个小时，问他个人生活怎么样，晚上睡觉之前看不看书，如果看书，看什么书？这种话题应该比较有意思嘛。文革的时候他干了什么，有没有受害？因为采访他时，《华盛顿邮报》有几个副总编辑在场，我们有专门的采访话题――中美关系。

问：你采访江西爆炸案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说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潘文：有，我跟他们说完了以后，又跟他们说我是国外的记者。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华盛顿邮报》，那是在江西比较远的地方。不过，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是外国人，因为我有口音嘛，他们都能听出来。

问：有的中国媒介记者搞隐性采访，你觉得可以吗？
潘文：那不行，我不会这样做。电话采访可以，但我必须告诉对方我是记者。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愿意接受采访，但你不要用我的名字，那么是可以掩藏他的名字的。但是我不会说我不是记者，我们偷偷去什么地方。

问：你很多事实是需要核实的，电话采访怎么核实呢？
潘文：但是我们不应该凭一个来源写稿，应该根据好几个来源来写。比如说我电话采访你，又电话采访他，又电话采访她，如果你们说的都一样，或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我想我可以写了。江西那些农民，我们采访了好几家，他们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农民现在特别愿意跟老外讲话，比工人还要愿意。因为他们没有单位，所以不怕。单位这个思想现在在中国还是很重的。工人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问：中国去年曾经有高考作弊的事件，那些记者知道哪个考场会作弊，就事先布置好镜头，到时候把人家暴光。这种事情在美国会发生吗？
潘文：也许会发生，但一旦被披露的话，他自己也成了新闻了。在美国，揭露媒体本身问题的新闻也很多。

问：有的记者为了采访盗版光盘，不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装成顾客去买，这个也是违反吗？
潘文：电视台很需要那些镜头，他们的道德观点和我们文字记者还是有区别。他们偷偷的到什么地方去，拍下来，给观众还是很多刺激的。我不会这样做，《华盛顿邮报》不允许。在美国他们也常常这样做，但我们不会。

问：我知道美国很多报纸都有自己的网站，您是否知道什么网站没有报纸或者杂志的背景，还能做的出色吗？
潘文：像Salon；Slate都是网上的杂志，他们都没有报纸或者杂志在背景。但他们都没法赚钱，虽然还没有关闭，但也快了。因为他们没有收入。《华盛顿邮报》网站每年烧钱4000万美元。

问：您觉得互联网还有前途吗？
潘文：我觉得肯定是有前途，但是前途在哪里我看不到。原来都说信息公路，不用上班就可以赚钱，但我觉得那是废话。现在互联网很难。

问：我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电视台在中国都有办事处，我去参观过，这些办事处很多都是本国来的一个记者，他的语言也不通，雇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只是做助手，没有发言权。如果从欧洲来的记者并不了解中国，他怎么采集新闻呢？
潘文：我觉得这要看那个记者。《洛杉矶时报》原来在这里有一个记者，他就不会讲汉语，但他做记者做的特别特别好，我们有个记者，中文说的很好，做记者却做的很差劲，所以要看那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尤其是职业方面的本事。很多人说在美国如果你要写黑人的事情就首先必须是个黑人，不然不能了解他们，但我反对。我觉得在中国做好记者应该会中文，但肯定有很多例外，要从个人来看，有很多记者很有本事，但语言不通。
李希光：John今天给我们的讲座一定会激起同学们当记者的热情，我想很多同学都下定了决心要当记者了。另外，我觉得同学今晚提的问题也非常好，看来，同学们已经受到了清华新闻学的良好熏陶。我很为同学们骄傲。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感谢John的讲座。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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