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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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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绝望,还有一丝愤懑。是的,我心中堆积了愤懑。在那之后,我足足有两个月不敢离家半步。

自从第一批塔利班分子控制喀布尔以来,我们都没有收到米尔沙卡伊哥哥的任何消息。许多前游击队员和政府官员也都像他一样携着家眷逃亡。舒马里平原和潘杰希尔峡谷,这两个地处喀布尔北部省份的地方,现在成了激烈的战场,但仍然处于马苏德的控制之下。逃亡的不只是马苏德的部下,其他人,包括大学教授、医生,也都跟着逃亡了。他们带上能够带的——几件衣服、珠宝、食品,装上车,离开城里,留下了曾经辛辛苦苦挣得的一切。他们几个星期前或许还在庆祝自己运气好,房子没有遭受战火损毁,现在却将大门一锁,再也不愿回头看。

并非所有人都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听说有好些汽车遭到洗劫,本来就不多的家产被夺走,妇女项上的金项链被扯走,耳环也被摘下。那帮人就是一群趁火打劫的罪犯。当逃亡的人们来到边境线,以为国界的另一侧相对安全些的时候,许多人却被杀害了,他们的车子要么被火箭弹击中,要么被流弹炸毁。

我不知祈祷了多少次,希望马苏德打回来。每一晚,我入睡时都在心里暗暗祈祷他早日把前线推到市中心。真希望,一觉醒来就能发现塔利班和扭曲的思想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们终于收到了哥哥的来信,说他正躲在喀布尔北部的伯尔万省。伯尔万是个风景优美之地,一条河流贯穿而过,峡谷两岸绿郁葱葱,一到夏天就成了野炊的胜地。传统的阿富汗野炊是个非常好玩的项目——煮鸡蛋、制果汁、从果树上采摘新鲜的丰满的桑葚。

哥哥想把妻子和孩子接回去,于是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不想穿裹头蒙面长袍,于是我就穿一件遮蔽面纱来代替,确保头部完全遮住了才敢上路。为了把自己掩盖得更安全,我还戴了一副眼镜。即使头部裹得如此严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认出我是警官的妹妹。

虽然伯尔万就挨着喀布尔,走直线才一个小时的车程,但是,由于太靠近游击队和塔利班交火的前线,所以车不能开得太近。我们不想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所以先朝南走,从萨罗比前往塔哈布,接着又前往卡皮萨省的尼吉拉,在颠簸的路上几乎开了整整一天。这跟我们的目的地恰好反方向,走直接路线太危险,所以我们只好在兜圈子,来来回回,转来转去。逃亡的人们发现了许多田间的新路,迂回曲折,让人摸不着方向,有些路不知道通往何处,另一些则通向其他环路。走这样的路太可怕了。12个小时的行车过程中,我就怕遇上地雷、遭到抢劫、被炮火击中。我们不敢停下来休息,也不敢下来喝水。

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正在驶离梦想。每次刚要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总会横生变故。这哪里还是生活?总是在路上,总是在逃命,绷紧了神经过日子,生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我与哈米德也越走越远,我都没能告诉他要出门。大学关门前,他曾过来跟我打招呼,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记得当时我是注视着他的后脑勺看他上车的,风吹起了他如丝般的头发,微微卷了起来。我没跟他说上几句话,但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对他的那份爱。既然现在我跟家人在逃亡路上,我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他。

战争已经正式告一段落,世界也开始照常前进。冷战结束了,强大的苏联解体了。阿富汗对苏联的战争也不再与西方国家有关系,晚间国际新闻也不再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的内战结束了,全世界也都认为塔利班现在是我们的政府。阿富汗发生的事成了明日黄花。新闻媒体的头条头版已经被其他悲剧事件所取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悲剧走到了尽头,在很多方面这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忘了我们,而这几年恰恰也是阿富汗最凄凉的时期,是最需要帮助的阶段。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如果说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完完全全地把我们投到地狱的深渊。这样的人间地狱是一群自称为真主和伊斯兰教徒的人所创造的。但是,根据我以及千千万万的其他阿富汗人的生活经验判断,这些人一点儿都不像伊斯兰教徒。我们的信念中有和平、宽容和慈爱,与全人类的权利和价值相符合。

我希望你们明白,作为妇女,真正的伊斯兰教会赋予你们政治和社会权利。它给你尊严,赋予你们自由受教育的权利,让你们有权追逐梦想,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它还要你举止端庄、态度谦卑、待人友善。我认为在这俗世,伊斯兰教义能够引导一个人走上正途,过着正当的生活。我为自己是个穆斯林而自豪。我把你们俩抚养成人,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正派、坚强的穆斯林妇女。

这些自称塔利班的人,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的伊斯兰教义对我而言完全陌生,他们关于伊斯兰教的许多观点来自不同文化,但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这帮人开着卡车,扛着枪,向阿富汗人民承诺会保护街道安全、恢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局部和谐。刚开始,许多人都相信他们,但很快这种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变成了恐惧和厌恶,对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子们来说尤其如此。

好在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年轻女子。你们真的非常幸运。

挚爱你们的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的求婚

1996年

在伯尔万,我们住在哥哥的司机家。尽管他家并不富裕,但还是把我们安排到一间附属楼内。他们不让我们亲自下厨,而是把所有饭菜烧好,让我们吃现成的。我们受到贵宾礼遇,根本不像是不受欢迎的负担。

喀布尔的形势继续恶化,于是姐姐和姐夫也逃难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姐夫是名警官,所以也有被塔利班抓获的危险)。后来我们决定让他们俩继续往北走,到一个叫普勒胡姆里的地方找栋房子,然后我们大家再过去与他们会合。伯尔万虽然眼下还算安全,但是距离喀布尔太近,安宁的日子不会很长。在北方,没有人强迫你穿蒙面长袍,对我来说,有这么个重要的理由就够了。

我的姐姐和姐夫到了普勒胡姆里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但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而塔利班在伯尔万节节胜利,步步逼近我们的住处。有一晚,我正在熟睡,米尔沙卡伊把我摇醒,大声说我们得马上上车。当时,游击队员封锁了萨朗关口。这是世界第二高关口。当年苏联人在山中央炸了个长达五公里的隧道,建成了这个关口,堪称工程史上的奇迹。这是一条单行道,也是通往阿富汗北部的大门,只有在干旱季节才能通行。

游击队担心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北部会招致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也怕人群里混杂着塔利班分子,所以他们封锁关口的决定虽然残忍,但也是出于军事策略需要。可这么一来,两边的人都无法走动,也意味着我们无法跟普勒胡姆里的家人会合。

哥哥从北方盟军指挥官那里弄来了一张通行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开两辆车经过关口:一辆载着我们,另一辆给随行警卫人员。我们一行人中有个妇女没有蒙面长袍,也没有遮蔽面纱,我就把自己的面纱给了她,自己只围了一条红色的围巾。战场就在附近,万一塔利班发现了我,我就会被打得半死。

随行的警卫汽车也是红色的,是一辆海拉克斯牌汽车。这样的颜色很有讽刺意味,我禁不住笑了。我真不知道还能怎样把我们变得更显眼,尤其是我自己。从家里出来,我们径直开向街道。到处都是逃亡的人们。有一辆大车朝我们开过来,车上塞满了人,个个面带惊恐的神色,有三四个人挂在车窗外,还有好多人直接躺在车顶。这辆车活像一个蜂窝。

车子开出村子,上了大路,融入了逃亡大车队。成千上万的人都因即将到来的塔利班而逃命。车子上全是人们的衣服、厨房用品、毯子和家禽,有什么都带什么了。汽车的边上也都挂满了人,能挂的都挂满了。

我看到一辆出租车上挂着一名男子。从外表判断,他是乌兹别克族人,圆圆的脸,杏仁形的双眼。他很像个游击队员,他的一条腿上鲜血直流,接着他跳下车,显然是抓不住出租车了。然后他朝我们的车子走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枪,他挥了挥枪,命令我们停车,但是司机没理他。于是他就瞄准轮胎开了一枪。轮胎马上就爆了,车子来了个急转弯,几乎要撞上这个男子。我坐在车子前部,担心他过来拽我下车,可是司机很冷静,依然开着车前进。那男子朝后面的车子拼命地射击,我不敢回头看他是否杀害了某些无辜的家庭。

人们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命,只想出城。时值初冬,去往萨朗关口的路上,寒气逼人。因为纬度高,呼吸困难,车内的寒气把我们的脚指头手指头冻得生疼。关口已经封闭,没有通行证的家庭要么待在冰冷刺骨的山头,要么开车回去直接进入塔利班前线。即使有通行证,穿过关口也要好几个小时。指挥官不想让关口另一侧的战士看到有大批难民涌入,不然就等于在说他们已经败退,所以每次他们只放行一部分车辆,尽量让一切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在车队里,我嫂子看到了她的表妹。她刚刚结婚,和丈夫以及一个星期大的婴儿坐在车子里,神情恐慌,原来他们没有通行证。在那么寒冷的天气里,如果走不了,婴儿必死无疑。因此,我们决定把警卫车先留下,让他们的车顶替。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警卫车里:行李包、钱、珠宝,把守关口的人说警卫车过会儿就放行。

安全通过关口后,我们沿一条环山公路上山,车子在悬崖峭壁上颤悠地爬行。通常我对这么高的破旧山路很害怕,但那天却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终于成功摆脱了塔利班分子。

嫂子终于成功找到一栋房子,房间不多,而且已经住了60号人。他们都是我哥哥的部下,以前都是警察,现在没别的地方可去。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有那么多非法武装力量的原因。一旦政权倾覆,他们就没得选择,只好跟从老领导,组成一支武装力量。但是,我哥哥并不想让我们被一大群男人包围,所以就遣散他们回家。

午夜时分,警卫车辆已经通过关口,将我们的所有家当运达。等行李包一被扛进屋,我就上前一把拿了过来,心想,里面的珠宝一定不见了。这帮来保障我们安全的人已把它们全部掳走,他们是当地另一名指挥官的部下,派他们来护送我们过关已经是给我哥哥面子了,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嫂子把行李包搜了个底朝天,就是找不到珠宝。她几乎要哭了,而且有点歇斯底里,接着她搜出一条手绢,大声擤鼻涕。我禁不住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出来,除了笑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只有手绢跟她打包时差不多。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总算安全了。

家国之殇再次让我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我当医生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塔利班已经全面禁止妇女上学,即使喀布尔足够安全(但事实上显然不安全),我回校念书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我整天待在普勒胡姆里,烧菜做饭,打扫卫生,在花园里喝茶。这是我母亲和姐姐们忍受过的生活,也是我努力摆脱的生活,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沮丧。白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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