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流年是道暖伤-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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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结束回到学校，把之前小莺生日欠她的礼物补送给她，是一对月亮型的耳钉。虽然小莺没打耳洞，但我希望有一天她能戴上。阿思曾经说过，我像永远充满朝气与热情的太阳，照耀着大家，带给大家欢乐和温暖。小莺呢，像月亮那样，高悬在夜幕中，洒下一抹抹清辉，而她自己，则是众多星星的其中一颗，努力地发出微弱的光，点亮无限大的夜空一角。
我记得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打趣她，什么时候文采变得那么好。现在想想，她形容的太贴切不过了。太阳，星星，月亮，谁也离不开谁，在无限浩渺的宇宙里，有生之年，我们在地球上相逢，难道不是欣喜之事么？人生就那么短短数十年，只是一个檫肩而过也要上辈子修行几百年，何况成为好朋友。缘分，命数这种东西，我还是有些相信的。
期末考试来得有点儿突然。也许那段时间发生太多事情，没能好好复习，准备考试，所以感觉不太良好，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
在教室杂物间打扫时，阿思进来，她说：“欣容，有人在你，在门口。”
“谁？”我问。
“我不认识的。”阿思摇摇头。
面前站着找我的男生，高高瘦瘦，长得像女孩子那样俊秀，戴一副红色边框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他说：“我是高一五班的钟焕文，你是排球队副队长吧，我想加入排球队。”
在我准备爆发笑声之前，他又说：“你别笑，我是认真的。”
我把笑声逼回去忍着，然后对他说：“你不知道乔中没有男排么，况且这种事情不是我一个副队长能够做得了主的。你去问问体育老师吧。”
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知道，篮球队的经理不也是女生么，排球队也可以设一个男经理啊。”
我掏出手机，翻出教练的电话，对他说：“我把教练的电话给你，你自己……”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他打断我，“你问好了打给我，我先走了。”
我低头看着屏幕上一个响了一下的未接来电，莫名其妙的。这个突如其来的男生烦了我几天。我都告诉他教练要考虑考虑，他还每天一个电话，说什么先和副队长沟通增长感情，真怀疑他是不是感情太饥渴，还是脑子烧坏了。
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下个月八号开学，假期还不到一个月。因为许光泽坐牢了，家里又恢复冷清。母亲白天工作，晚上快七点才回家。我每天在家里做家务，看肥皂剧，偶尔和云梓天约会，或者约阿思和小莺去逛街。钟焕文每天不厌其烦地打一个电话来聊天，若我不接，他就发短信，也不管我看不看。陈大伟偶尔会来我家，还带零食，或是他母亲煮的糖水。我使唤他做这样那样，他依旧那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我们会像小时候那样，两个人玩扑克牌，波子棋或者大富翁。以前他会让我，现在他依然让着我。他还说：“以后我还是会让着你的。”
“当然，你是我的手下嘛。”我说。
就是因为知道你喜欢我，才要说得很明白，把界限划得很清楚。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特别是你，胖子。
有时候陈大伟会留下来吃饭，也只有这种情况，母亲的脸会多一些表情，她会把他当成许光泽，给他夹菜，切水果给他吃，和他说说话。
那晚陈大伟吃完饭离开，我送他到小区门口时对他说：“你以后要常来。”
“为什么？”我诧异中带点儿惊喜。
“你也知道我哥坐牢，父母离异，我妈她喜欢你，有空就常来看看她吧。”说这些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博取同情似的很做作，但又很成熟很为别人着想。连我都快要瞧不起自己了。
陈大伟用力点点头，他说：“知道了，包在我身上。”
他走出去没多远，我又把他叫回来。
“还有，过年那几天有空也要来。”说完才让他走。
看他离开的背影，有些孤单的感觉。回到小区里，坐在一棵快要掉光叶子的树下那些堆砌起来的石条上。风吹动着头发，裹紧大衣还是觉得冷。小时候陈大伟还没搬走之前，我们经常在这里玩。那时的滑梯和秋千都很新很结实，现在已经剩下残旧生锈且摇摇欲坠的骨架了。这个小区里以前住着三五个同龄的孩子。我们经常一起玩抢婚的游戏，我做公主，某男孩做王子，结婚的时候另一个男孩当骑士来抢公主。而陈大伟，他既不是王子也不是骑士，他只是一个侍卫，一个保护公主的侍卫。这只是个无聊时玩的游戏。可是这些年来，陈大伟依然扮演着我身边的侍卫。
那晚我坐在那儿很久，想一些小时候的事情，也回忆和阿思、小莺在一起的一些场景。后来就感冒了。原以为吃点药睡一觉就没事，直到快过年了还病着，高烧不退。大年三十在医院里打点滴。母亲一直陪着我。她没有责怪我什么，也没有说些关怀暖心的话。她就那样淡漠，隐忍，不表达。
春节过得很平淡，有几个亲戚来国家里，拜个年聊聊天，吃顿饭就走了。年初二母亲出门，去一朋友家，她没带我。我一个人在家，开着电视，正在播各种联欢晚会，边吃着亲戚送来的糖果饼干边看八卦周刊。阿思打电话来，提起文理分班的事。
“欣容，你选文科还是理科？”她问。
我想了一下说：“理科，你呢？”
“我不知道，还没想好。”她说。
“你自己分析一下情况，”我建议她，“这种事情还是自己做决定比较好。”
阿思的性格优柔寡断，这样的人生选择够她烦恼一段时间的了。
半夜三更还能听到外边燃放烟火鞭炮的声音，在夜空爆破。这一年的春节气氛并不浓，就这样浑浑噩噩的便过去了一半假期。母亲一去就好几天没回来，打电话给她也没有接，这个家只剩我一个人了。陈大伟来了几次，待一阵子就走。我开始赶作业，厚厚一沓卷子没碰过一张。
直到开学的前两天，母亲才回来，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风尘仆仆的样子。
“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我埋怨到。
“龙城乡下。”母亲把东西放好。
母亲不是乔城人，年轻的时候和一姐妹来乔城打工，认识了父亲，所以才有了这个家。如今却有点儿家破人亡的感觉。
有点儿生母亲的气，她就这么不声不响走了几天，万一哪天她离开了不再回来了呢？我该怎么办，一个人守着这间破房子过下去么？没有人顾虑过我的感受，就连最亲的人也可以随时弃我不顾。忽然心灰意冷，在过年这样欢庆的日子里。
2009年2月7日下午。一个人提着行李去学校。之前和母亲商量不住校的问题还没解决。没让陈大伟帮忙，可在宿舍楼下依然遇到他，他好像一早就在那儿待命似的等着我差遣他。把行李放置好，整理了一下宿舍，然后和陈大伟去吃饭。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就把文理分班的意向表收上去了。大概一个星期后就要分班。才刚开学，同学们就忙着写纪念册，合影签名什么的，搞得像毕业似的。我和小莺、阿思倒很平静，依旧打打闹闹过着每一天。
星期五放学后去训练了一个小时。教练居然让钟焕文加入排球队，和我们一起练习。他一点儿基础也没有，学起来倒也很快上手。
回家的时候下起了绵绵细雨，没打伞也不会淋得很湿。到了家门口，掏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打不开，钥匙插在门孔里使劲拧不动，拍了很久的门都没有反应。邻居大妈开了门，她说：“别拍了，你妈搬走了，这是新家地址。”
我接过大妈递来的小纸条，脑袋里一片空白。母亲竟然这样残忍，一声不吭就抛下了这里。我握着纸条把它揉进口袋，提着书包离开。这里再也不属于我的地方了，简直不敢相信。
我沿着马路一直走，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忽然看到远处云梓天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经过，想要喊住他，却看到后座坐着小莺。居然是小莺。
乔城春天湿冷的空气侵袭了全身，瑟瑟发抖，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袁莺
在这个繁复的人类群体里，被无数人欺骗的同时也欺骗着无数人，这不要紧，重要的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是许多人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偏偏，人欺骗自己多于欺骗别人。而且往往用愚蠢的理由，并乐此不疲。到头来，受到伤害的总是自己。
这么说也许言重了。我只不过对母亲撒了谎，和路东哲去海南岛玩了几天。我觉得自己一定是脑子烧坏了才会这么冲动。第一次和男生单独旅行，虽说不是去很远的地方也不是待很久，始终觉得很忐忑。去的途中还在犹豫，害怕遭遇到什么不幸之类的。还好，一切顺利，而且旅程愉快。其实寒假出游不是很理智的选择，因为春节临近，返乡的人特别多，交通拥挤不说，飞机火车大巴之类的都人满为患。
回来之后还是在母亲穷追猛打的逼供之下露出了马脚。为了以防万一，本来是打电话给欣容的，她没接，于是打给阿思。
“如果我妈打给你问你是不是和我去过海南岛，你要说是。”我躲在房间里紧张兮兮的对阿思说。
阿思有一点蒙，她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把事情解释一遍，我说：“总之你要帮我啦，拜托了阿思。”
“哦，好吧。”阿思答应了。
“你要说得自然一点，反正你就想象和我去过就好了。”我有点担心她会露陷。
后来母亲不再追究了，白白让阿思准备了谎话。其实年少的我们不少干这种事，让同学假扮家长在电话里骗老师，又或是假扮老师骗家长。无知的我们以为大人就这么轻易被骗过，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明知，却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个寒假，做的第二件意外的事是穿耳洞。和阿思在街上逛着逛着，发现一家很有特色的店，是卖少数民族的饰品。那些复古的耳环深深吸引着我。于是拉着阿思去穿耳洞。明明知道就算穿了耳洞也不会戴那种耳环，却无法阻止这突如其来的决心。
没有想象中的疼痛，只是仿佛被捏一下，然后耳朵上多了一份坠感，一枚小小的耳钉被固定在上面。我穿好了，轮到阿思时，她却临阵退缩。任我怎么劝说她也不尝试了，拉着我逃离现场。一路上她时不时问我疼么。我说：“不疼，一点儿也不疼。”
“你骗人吧。”她投来质疑的眼光。
“信不信由你。”我认真地说。
“就算你说不疼，我也不敢穿。”阿思坦言。
七八天后，我拔出耳钉，把欣容送的月亮型耳钉戴上。出乎我的意料，对于穿耳洞的事，母亲没有骂我，还叮嘱我擦点酒精消毒以防发炎。
春节前小姨出院，我们把聪聪送回去的时候，她留我们吃饭。欣容的父亲很热情地招待我们。他们住的地方是乔城北边刚开发的新城区，没有市中心那么繁华。新城区一个单位至少也得每平方七八万以上吧，欣容的父亲一个开出租车的能买得起，真不简单。我跟母亲说起，她有点不屑，她说：“谁知道他那钱是怎么来的，反正与我们不相干。”接着她又补充道：“你别告诉你的那个同学，人家的事不要管。”我知道她说的是欣容。
不说不解释不等于欺骗。很多事情不是不想帮，只怕越帮越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年三十，吃团年饭时，顺便给小宣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