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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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对毛人凤截然不同的评价，便可有不入懵懂的明晰。说他谦谦容让的，诩以“长者风范”；说他残忍狠毒的，竟以为比戴笠犹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执其一端，是偏颇；不分主次，不注意过程，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同样也是偏颇。就拿毛人凤在大陆最后的一年来说，形容他狠如豺狼，毒如蛇蝎，应不为过，尤其是在行刺屠杀的活动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究其原因，从“沙蟹”三字诀的逻辑中寻找理由，无可或缺；但仅仅局限于此，未免有肤浅之嫌。我们觉得：源于个性找特殊不错，超越个性往深广的底蕴上发掘更好。分析这一时期的毛人凤，既要从普遍性着眼，又要从他的特殊性来看。【wＷw。wＲsＨu。cＯm】
那么，什么是普遍性呢？我们以为至少有三点：
首先，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使得敌我之争进入了空前残酷的阶段。这里的政治斗争白热化，就是指蒋介石独裁政权与人民民主政权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尤其是三大战役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强大，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而国民党内部则分崩离析，蒋介石陷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绝境之中，出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本性，他必然无法摆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历史逻辑，而在这个过程中，捣乱取胜的可能性越小，对革命力量的仇恨就越深，反扑报复的行为就越疯狂，越丧失理智，或许这就叫“困兽犹斗”吧。蒋介石的这种定势，无可避免地会传播给周围，从而使残忍狠毒成为一种群体行为。前几章，我们已经摆了不少材料，说明毛人凤受这种定势的影响，逐渐变得疯狂和丧失理智的事实。比如，卢汉放掉了“九·九整肃”的被捕人员，毛人凤自说自话地命令沈醉再把这些人抓回来杀掉。又如，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前，有人提出是不是把两个婴儿留下来的时候，毛人凤厉声斥责：“养大了让他们来报仇吗？”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顽固的反共立场促使他坚定地站在与人民政权对立的一面。有一个例子很典型。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委、立委、监委等44人发表宣言，表示与蒋介石政权决裂，有个叫牛惠清的也在其例。此人原是军统的大特务，后来当上了立法委员。不久，香港方面有情报传来，说是参加通电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接到北京方面的邀请，去北京共商国是，牛惠清却没有收到，颇有进退维谷的恐惶。毛人凤听了如获至宝，马上向蒋介石汇报，蒋深以为然地指出：“我过去向军统特工们训话时就说过了，除了跟着我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的。”毛人凤忙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的形式分发各单位，要求尽快传达。当时，他正在昆明指导“整肃”，老蒋的这段指示便由他亲自传达。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传达老蒋这段指示时，畅谈了自己的体会与决心，最后还激昂地领着大家振臂呼喊了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再就是与日俱增的幻灭心态，加剧了残暴行为的疯狂性。毛人凤争到保密局长的地位，并且获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凭一个无资无历的白身是十分不易的。也许正是这份珍惜，才使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衰败更加痛心疾首。毛人凤这个人十分迷信，总隐隐约约地觉得是命运的安排。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人凤突有感悟——党国之所以迅速败亡，毛病便出在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这就是象征，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最后“满地红”了。他把这个想法跟潘其武一讲，老潘大表赞同，说是要改变恶况，必须修正国旗，最好是全部的青天白日，当中一点红，那样就是国民党包围共产党了。这类话，关起门来说说可以，真要堂而皇之地作为一个提议，一定会被人嗤为荒唐。但摆在心里，毛人凤是相信的。因此，幻灭心态便与日俱增，反映在行为上，鱼死网破之类的毁坏欲也与日俱增。就拿11月14日炸毁广州海珠大桥来说，完全是不计后果，无视生命的疯狂行为。当时，一声巨响，横跨珠江的海珠铁桥崩塌，车辆毁坏无数，行人死尸狼藉，附近河面上沉船多艘，桥边的店铺震塌数十间，死伤近千人，死者的残肢断体垂挂在树权上，浮在水面上，惨不忍睹。
其实，囿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党国政要，何止毛人凤一人？但毛人凤之所以是毛人凤，除了具有与他人一样的普遍性外，其特殊性不可忽视，也就是说除了政治斗争、阶级关系、基本立场与普遍的心理定势以外，性格化的因素依然起作用，反映在毛人凤身上，同样是狠，是毒，“沙蟹”哲学赋予的特点，就是绝不留意于张扬，而是阴狠、阴毒，是笑面虎。比如毛人凤与卢汉相处，尽管心里恨得要命，预设的行动手段狠毒至极，但当面却从不顶撞，甚至还时时迁就忍让。对周伟龙也是如此，明明要抓周下大牢，仍把周请到家里吃顿饭，告别时还送到楼梯口。或许正是领导者风格的不同，戴笠时期的军统局与毛人凤时期的保密局大相径庭，前者张牙舞爪，到处得罪人；后者谨慎“谦和”，到处有人缘。有一次，毛人凤就傅作义投共前放出王莆臣；陈明仁起义前放掉毛健均的事，不无得意地对沈醉说：“你看，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送出来，这种事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尽管王莆臣要杀何恩源，在北平制造血案；毛健均要对程潜、陈明仁不利，只因为行动诡秘，功夫用在了暗处，关键时刻少吃了苦头。足见，毛氏风格对保密局工作作风的影响之大。后来，毛人凤把这些事告诉蒋介石，老蒋最初表示惊异，后来深为感叹，认为这是毛人凤工作成功的地方。为此，毛人凤再三对沈醉强调说：
“这不是小事，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然而，施教者不乏诚心，听道者未必学得传神，毕竟不是人人都深请“沙蟹”三昧的。
布置大破坏
1949年11月中旬，解放军逼近“陪都”，重庆危在旦夕。15日，徐远举从昆明回到重庆，第二天便去嘉陵新村6号见毛人凤，毛告诉徐，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搞破坏，重庆兵工署下属的兵工企业，绝不能留给共产党，总裁已派兵工署副署长唐君铂到重庆来协助工作。接着，毛人凤不无遗憾他说到最近的一桩事，毛说：“10月间，广州空军部队没有在撤退前，把机场存的几千吨物资破坏，却被共产党拿去了。总裁非常生气，把空军司令周至柔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重庆的破坏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可不能让总裁失望啊！”徐远举临告别时，毛人凤再一次强调：大破坏“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大破坏的有效执行，毛人凤把社长城的技术总队调到了重庆。
但能否把握好时机？仍然是个大伤脑筋的事。破坏早了，怕重蹈“长沙大火”的覆辙；①破坏迟了，又怕完不成总裁交办的任务。毛人凤在台湾时曾与潘其武、成希超分析过这个问题，深以为特工与军队的难以协调，往往是导致破坏工作失去效率的主因，比如南京大破坏，就是因为军队一跑，特工无法进入目标而失败；又如上海，也是因为汤恩伯要打“巷战”而无法开展工作；再如广州，李及兰如果不临阵脱逃，总裁能生这么大的气吗？看来，要在重庆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必须加强与军队方面的协调。大家都同意毛人凤的看法，徐远举还建议毛人凤找顾祝同、杨森谈谈，杨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与毛的私交特别好，他这里的交道打通了，不愁下面缺乏协作精神。毛人凤觉得徐的建议很好。
下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召集公秘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破坏工作，到会的有：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副局长彭自强、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徐远举一回重庆，廖便卸去代区长的职务），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稽查处处长周养浩、副区长王立生、李修凯、重庆市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刑警处处长张明选、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兼卫戍总部参谋长范诞生、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以及先后从香港、台湾抵达的郭旭、成希超、杜长城等。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指示，并会商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一、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特务们忌讳破坏，叫“破厂”），由廖宗泽为处长，负责实施大破坏，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担纲，廖宗泽与范诞生为副总指挥，办事处内部设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调遣部队）、技术组（负责破坏的技术指导工作）、运输组（负责运送破坏器材），组长分别由西南特区游击计划委员唐伯岳、技术总队总队长杜长城与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担任。
二、为配合军事行动，加强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接洽联络工作，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
三、拟具破坏计划，测算经费，呈请蒋介石批准。这两项工作分别由徐远举、郭旭负责。
①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长沙搞“焦土抗战”，由于情报失误，烧城的时间提早了，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为此，老蒋光火，惩办了几个“替罪羊”。
四、确定破坏重点和破坏程度，原则上以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库存物资器材，以及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无线电台、公路桥梁等为主要目标，各兵工厂破坏的程度为一年之内不能恢复生产。
五、明确执行单位，主要由交警部队、重庆卫戍总部警卫团与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厂警卫大队组成。另外，所有在重庆的公秘单位都有全力协助的责任。破坏所需器材、炸药和运输工具，由国防部第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六、破坏的时机，听候命令。
会议结束后，毛人凤会同廖宗泽、徐远举等，又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警卫大队长、技术总队成员开联席会议，对兵工署在重庆的十一个兵工厂的五百多个预定破坏目标进行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