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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军统巨枭-毛人凤-第7部分

小说: 军统巨枭-毛人凤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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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印刷厂,会不会是那个地方?想到这里,他坐不住了,马上找到科长,商量了侦伺的办法,先从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里借来两个人,然后找关系熟人,介绍进这个印刷厂工作。不出几天,果然真相大白,《活路》确实是在这家印刷厂里印制的,通常都于夜晚进行,天亮停止。那两个混进去的小特务,为了认证确凿,还偷了一本杂志带出来。与此同时,毛人凤又通过当初向友新留下的、隐伏在杨虎城周围的暗线,得到情报称,杨虎城身边有共产党活动,而且杨的夫人谢荷祯就是共产党。这些情报汇拢来,看得毛人凤心惊肉跳,不敢怠慢,马上向上司江雄风作了汇报。谁知,江雄风这时正在图谋新的出路,想去胡宗南那儿带部队,随手就把毛的密呈转给了“剿总”参谋长晏道刚。

晏道刚名为参谋长,其实是蒋介石派在张学良身边的“监督”。可惜的是,他没干过特务的行当,拿了份《活路》竟直笔笔地找杨虎城质问,杨非但矢口否认,而且把已露端倪的线头全部掐断,毛人凤派往印刷厂的两个小特务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束手就擒曾痛骂:

“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这其中也包括他对起事端倪的查处不力。

几天后,戴笠随蒋介石去洛阳,专程飞来西安检查工作,毛人凤总觉得《活路》一事大有文章,便将前因后果直接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听罢大吃一惊,连连埋怨江雄风潦草,晏道刚误事。接着,把江雄风召来,饬令他扩大侦察范围,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同时,又迅即作出决定,调毛人凤回南京本部机要室当秘书,专门负责有关西北方面的情报分析与整理。

一夜之间,毛人凤从“外藩”调任“中枢”,能贴附在戴笠身边工作了,这意味着外放考察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份突如其来的快意,拱得他嗓子眼发痒,有一天,他在鸡鹅巷53号门口,遇见了浙江警校时的老熟人文强(此时已调任洪公词特训班政治指导员),那一番神态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后来,文强在回忆中叙述了这次重逢的情景:“起初,他还是老样子,谦恭有礼,我也照老习惯叫他大毛。也许他觉得‘大毛’二字刺耳,立刻显出骄矜的神情,告诉我他是老板(戴笠)身边的秘书,说完又以加重的口气补上‘机要’二字。接着便同我称兄道弟了。在警校时,他把我们这些政治指导员全部视为上级。如今当上了机要秘书,地位变了,唯恐我看轻了他。”显然,自重作为屈就的底蕴,一旦有了机会与可能,还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的。或许是前后感觉的差异,使文强觉得突然,观察便精细了几分,后来他又发现:

“此后的日子里,他(毛人凤)的面孔常因人因时而变。平时趾高气扬,威风十足,拿出他的老上司、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的派头,而一见戴笠在座,他又会立即恢复从前的奴才相,对所有穿‘黄马褂’(黄埔生)的人,不是低三下四地送烟送茶,就像机器人一样坐在一边。我们一些同事,每在一起谈到毛人凤时,无不为之咋舌,都说这是个神秘的小人物。”

其实,文强的观察多少还带有点昔日阿蒙的偏见,长期居高临下惯了,偶遇毛人凤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就觉着对方翘了尾巴。平心而论,有了这么多的历练和功绩,毛人凤不愿再接受“大毛”的蔑称,只算是最微弱的自卫,倘若换了别人,还不知道尾巴要翘到什么地方去了。为此,已升为北平站书记的毛万里,有时来总部述职,看到彬彬有礼、多有谦恭的兄长时,常常要指责“五哥”太“犯贱了”。毛人凤听之称善,我行我素,并不改正。

患难显忠心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名义扣押了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共同救亡的八项主张。

当时,身负分析整理西北方面情报的毛人凤究竟干了什么?事变发生后又有何作为?不知什么原因,确凿的实迹至今犹如云遮雾罩,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按常规理论,无论是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还是特务工作的性质,绝无可能让毛人凤自享清闲。这里,只能把一些有关的说法罗列出来,从中寻迹觅踪也罢,以一斑窥全豹也罢,但愿多少能描摹出毛人凤的一些模样。

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已回到南京,当戴笠决心随宋美龄冒险,飞抵西安去与“校长共存亡”时,他是江山小圈子里的“顾命大臣”

之一。当时,戴对外要求郑介民好好看家,随时与胡宗南等要员联系,尽力保住这份特务基业;对内则是泪流满面地向毛人凤、周念行、王莆臣、张冠夫等“托孤”,希望他们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今后能好生侍奉自己的母亲和儿子。于是,大家发誓赌咒,毛人凤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表示:只要自己在,就等于戴笠还在,戴家母子决不会受罪。

另一种说法是,戴笠于12月22日随宋美龄飞往西安之前,毛人凤等几个江山小同乡也抱定了与戴笠并存亡的决心,先行化装潜入西安,随时准备配合行动。因为戴笠对和平解决事变所抱的指望不高,曾打算用特务的手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利用毛人凤与陈昶新的交情,说服陈叛变,为“中央”立一功。结果,宋美龄抵达西安后,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步棋才没有走。

再一种说法则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人凤正在城里,陡闻惊变,慌不堪言,环顾左右,像马志超、江雄风这般同僚,全部跑得无影无踪,最后是靠着在西安警察局里当科长的周养浩的帮助,才隐匿起来。后来听说戴笠随宋美龄抵达西安,一下飞机就被东北军扣了,顿时心焦如焚。无论怎样说,于友情,于仕途,戴笠都是他最重要的依靠,旋即决定挺身救险。他连夜去见陈昶新,求他释放戴笠。陈对张学良忠心耿耿,不敢答应,但表示可以让毛见戴笠一面。据说戴笠见了毛人凤,先是大发脾气说:“事到如今,你还活着?”言下之意是责怪手下这班做西北地区情报的人酒囊饭袋,竟然连这么大的举动都无所察觉,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毛人凤洗耳恭听,一脸沮丧气,等戴笠骂完了,才轻轻他说了句:“我是跟你奔前程的,你若活着,我又何敢先去死呢?”戴笠白了毛人凤一眼,面色逐渐趋缓。这时站在一旁的陈昶新又告诉戴笠,你的那班部下早已溜得一个不剩了,还就是毛先生敢提着脑袋来向我求情。戴笠终于感动起来,一手搭在毛人凤肩上,口里念念有词道:“君乘车,我戴笠(戴的名字即由这句古谚中来),还是贫贱之交最可贵啊!”接下来,陈昶新经不住戴笠与毛人凤的轮番求情,同意带戴笠去见张学良,以便进而见到蒋介石。有人回忆说,陈领着戴去见张学良时,戴笠一进屋子,便长跪不起。张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见平时威风凛凛的戴笠做了“矮人”,不由地动了恻隐之心,不仅保证不杀他,而且还让戴笠见了蒋介石一面。事后,张学良生怕东北军或十七路军中有人对戴不利,特地关照陈昶新要严加保护,并且在释放蒋介石之前,先嘱陈昶新把戴笠送回了南京。在此期间,毛人凤一直陪伴在戴笠身边,直到戴笠安全离开西安,才化装潜出,经洛阳返回南京。以上种种传说,究竟哪一桩为实,或者只是捉一鳞爪,附以想象,不惜铺陈呢?对此,毛人凤一直缄默不语,从来不加以辩明。但有两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一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在戴笠眼中的身价猛增,一跃而超过了先他入伙的毛钟新、王莆臣和周念行,真正成为机要中的机要。二是毛人凤与陈超新的关系今非昔比,一下子从过去的相互利用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张学良遭囚禁,东北军被拆散,陈昶新又在军统中端上了“饭碗”。有人说,这是他不忘旧主,身入虎穴,想通过毛人凤的帮忙,营救张学良。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毛人凤能收留他,并且不出卖他,如果没有人心换人心,半斤换五两的经历,毛的肉躯中绝生不出这么一段侠肝义胆。

“黄马褂”与“江山帮”

坐落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特务处本部,是一处不显眼的宅子,对外还有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称呼,处长都由戴笠担任。眼下,经过几年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在直接接受领袖的驱使、勇于充当老蒋的先锋部队、敢死兵团和秘密武器等方面卓有成效,名头也渐渐地响亮了起来。其中,清一色的“黄马褂”也显出了正宗气象。

“黄马褂”原是满清贵族的俗称,以其“黄”字相谐,比拟黄埔军校的出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埔军校为国父所创,蒋介石自任校长,“天子门生”的地位,说什么也够得上新贵的名份。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创立之初,戴笠就意识到:这个不伦不类的新机构,要想在弱肉强食的官场角逐中站住脚跟,涂饰出蒋委员长嫡系机关的色彩十分重要,否则就挣不到名份。于是,他尽可能地把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罗致到这里来工作,并且委以各种头头脑脑的职务,其中以戴笠、郑介民、唐纵、张炎元、郑锡麟、徐亮、周伟龙等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代表,号称“十人团”,齐崭崭地列入了“开山元老”之列。

这样一来,对外是叫响了,可对内呢?戴笠心里很不踏实。要说原因,难以言表,“野心”是个作祟的大虫。他这人从小就有入主之“癖”,而且一定得自己说了算,别人只能跟着振臂呼应。特务处按照他的想法,就该像个家一样,我是家长,由我当家。后来,他权柄渐重,口口声声把自己的大本营指称为家,就是源于这种家天下的思想。但是,目前业务发展得很快,规模愈大,实现目标的隐患也愈多,其间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黄马褂”。因为论资排辈,恰恰是戴笠的短处,在“黄马褂”里,六期生只能算小弟弟。再说,黄埔系的师生遍布党国要津,凭着一脉,去哪里都不愁吃香喝辣,所以并不怕得罪戴笠。真要想拉下脸来充老大,戴笠深觉底气不足。

于是,为长久计,他决定在“黄壳子”里,慢慢地培植起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核心”来。

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积习,其中“帮亲不帮理”的乡党结最为根深蒂固。戴笠为功利所驱,非但无意摈弃老套,而且乐此不疲。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江山人涌来,前后有戴春榜、戴以冕、戴以胄、戴善谋、戴善谟、戴善良、毛宗亮、毛宗鳌、毛钟新、毛人凤、毛万里、毛森、王汉光、管先晏、徐钟奇、姜毅英、周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等,不是宗亲姻戚,就是同窗同乡,真可谓:摩肩接踵,人头攒动。

戴笠的做法自然引起了“黄马褂”们的反感,殃及池鱼,“江山帮”的人,轻则受奚落,重则遭辱骂,犹如家常便饭。举凡碰到这类“官司”,戴笠心里偏袒乡情,却又不愿触犯众怒,表面文章大多以亲严疏宽为主题,先把“自家人”克一顿,然后恨铁不成钢地敲打乡党们说,何时才知识大体。

戴笠明白,集中权力必须是胆魄与技巧融合得合丝合扣的过程,猛而易折,欲速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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