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列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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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界的普遍敌视态度还会增强。不过，即便抛开近东冲突这个因素，在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从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北部直到伊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在日益赢得地盘。潜在冲突的地域越是扩展，美国就越需要乐于帮忙的盟国或卫星国，以便它成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巴尔干、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自己的部队已经不敷使用。它不能不依赖盟军。
面对这样的世界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进一步激化时，如果美国的欧洲盟国不再发挥具有斡旋和安抚作用的影响，反而——远远超出它们在北约中有明确地理界定的互助义务——站在美国一边进行军事介入，就可能导致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发生一场世界性的冲突。谁要是宣称这场冲突不可避免，谁就可能引发这场冲突。虽然这样一场“文明冲突”并非一定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但它在肉体上、政治上可能会波及近20亿人，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众多小规模的地方冲突和地区冲突，不仅会牺牲大量性命，而且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经济滑坡和国际恐怖主义发展。
我承认，这是一幅关于我们未来的相当悲观的图景。人们肯定也可以描绘出另外一种乐观的景象来反驳。但是看来还是以保持怀疑和谨慎为好。毕竟，目前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现任政府相信，2001年9月11日的大规模袭击使世界发生了对我们大家不利的变化，因而美国有责任进行“反恐战争”。美国根据它对世界变化的看法，也改变了自己的战略。而美国提出的新目标，确实会改变今后几十年的世界。
但同时，远远不受上述情况的影响，预计还会发生其他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就正在形成的世界新形势而言，它在中国眼里就和穆斯林世界的看法不同，而从欧洲的角度看，则又是一种样子。根据人们怀有的惧怕、期待和希望的不同，人们也就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但是客观上却只存在一个惟一的世界。客观上，21世纪的世界与那个在一个世纪中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是不同的。但是，决定性的变化何在？那些确凿无疑的事实是什么？对于未来，我们能知道什么？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谁要想寻找答案，美国必然会成为他注意的中心。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在军事、政治、技术和经济各个方面，仍将是惟一一个势力和影响遍及世界每个角落的国家。从人口说，美国的人口即将达到3亿，尚不及世界60亿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却占了五分之一，印度人口占了六分之一，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的人口总数也占了五分之一。相对于这些数字，俄罗斯之外的欧洲国家的人口数目，分量就无足轻重了。
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有些国家，无论其大小如何，对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都具有重大影响，比如人口相对较少的世界大国俄罗斯或更小一些的日本，或者只有700万人口的以色列，就是如此。世界大家庭的这种影响，有一些在21世纪伊始就能预见得到，有些暂时还说不准。
第一部分：未来发展能知多少危及全球的因素
美国对世界秩序提出的要求会导致何种后果，暂时还难以确定，而一系列影响今后几十年的重要因素，却已经一清二楚。特别是以下四大因素将对今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1人口爆炸及其后果；
2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3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4国际军火贸易的影响。
在进一步论述上述四方面的问题之前，我想先一般性地对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谈几点看法。全球化是描绘一种旧状态的一个新概念。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一直是有的。新鲜之处在于，今天几乎每个国家都已参与其中，20年来中国也参与了，10年以来苏联的全部继承国及其原有统治范围内的所有国家都参与了。新鲜之处还在于，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交织，其程度不断增强，而且越来越密切。而许多国家的舆论正在兴起哗众取宠的反对这种经济过程的抗拒态度，却只是貌似新鲜而已。因为，过去普鲁士地主、美国农场主或法国农民事实上也都曾经借助保护性关税、进口限制、外汇管制和设置其他壁垒对付过外国更廉价产品的竞争。许多工业行业也采取过类似措施，并且得到工会的多方支持。欧洲、美国以及各殖民帝国，代代相传，都形成过反对国际自由贸易的强大政治反对派。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取得最大的成功，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衰退的环境下，尤其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贸易大踏步前进。对此，首先是那些深受美国意图和利益影响的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作出了有效的贡献。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却明显减弱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力度。当前，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处于落后状态，几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差不多所有富国自半个世纪以来所提供的发展援助，没有使情况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因此人们担心，今后几十年世界仍然会停留在这种贫富极端不均的状态。如果西方政治家既在道义上指责发展中国家，同时又要说服它们为西方工业品和短期资本的进入开放边界，而自己却竭尽全力阻挠甚至阻止它们出口糖或大米以及农产品和其他产品，这真是一种耻辱。在这方面，美国、欧盟和日本是最大的利己主义者。它们鼓吹自由贸易，但几十年来却在违背自己那种娓娓动听的说教。它们同时也在违背自身的长远利益，因为，由于经济前途长期无望，许多发展中国家便加大移民压力，其矛头会指向美欧。
如果有人要问，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谁是明日世界的赢家，谁是输家，那么，基本上可以看到三类国家：第一，看来绝大多数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及其居民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他们属于赢家。大多数欧洲工业国目前承受的高失业率，如同其养老机制所经历的危机一样，都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各国自己的、需要由其自身负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及其自身的政策。瑞典、荷兰或丹麦的例子说明，十分先进的工业和福利国家能够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大多数工业国家迟早都会效法它们——当然之前需要先克服内部的巨大阻力和危机。
第二，有一类发展中国家会是赢家。这类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开明理智，另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必须说出真相——为了实现必要的经济措施，能够以权威方式行使内政权力。其最突出的例子包括波斯湾一些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小酋长国，但首先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中国来说，由于迄今形成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个过程还需要好几十年。然而，日本19世纪中叶明治时期实施开放以后的例子和韩国、台湾、新加坡或香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崛起都表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只要有一个目标明确、经济政策合理实用、政治上严格有力的领导，就能够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内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第三，目前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却会因为政府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政策方面一事无成，而将继续落后下去。这种情况甚至会在那些民主制度和人权已经站住脚跟的地方出现，因为民主和基本自由权利都不是达到富裕的保证。欧洲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只有当普及教育达到一定水平和直接的生存危机消除之后，民主宪法才能得以贯彻并持久地稳定下来。我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会在今后几十年内得到普遍改善是不大可能的。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根子（1）
2001年9月11日袭击犯下的滔天罪行，导致美国国内——以及远远超出美国的范围之外——作出了若干对世界具有长期影响的政治决定。美国民族完全习惯于战争，特别是习惯于胜利（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习惯于失败（比如在朝鲜和越南）。然而，敌人竟然成功地攻击了美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美国人在本国土地上死亡3000人。这种毁灭性的晴天霹雳是破天荒头一遭，其直接的后果是美国感到了深刻的震惊。然而，政府只用了短短几天即以巨大的精力克服了几乎席卷全国的瘫痪状态。它宣布进行“反恐战争”，并且掌握了公众舆论的导向。三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无法完全看清楚这个决定的后果。当然，有一些对内、对外影响已经很快地显现出来，其中包括国会也认同的这样一种信念：因为需要用军事手段进行和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所以必须为这场战争增加军事装备。
另外，这里也包含这样一种意图：不能让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依赖其他国家。当北大西洋联盟和北约组织想要提供援助并且——在其50余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为此履行联盟义务的时候，华盛顿让大家明白：我们不需要北约。后来，当布什政府准备对伊拉克开战的时候，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我们也不需要联合国和安理会。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寻找盟友，谁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不支持我们，他就是反对我们。他们向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公众舆论——明白无误地宣布单干的意图：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单干，我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单干。
那几个月，我在柏林、巴黎、莫斯科和北京发表公开讲话或者同政治家们会谈的时候，总是谋求人们理解美国那种神经质的反应：大家只要想一想，如果“基地”组织袭击的不是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而是法兰克福银行区、埃菲尔铁塔、克里姆林宫或者北京故宫，那么在我们国家、法国、俄罗斯或中国不是也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吗？我们各国政府不是也会号召竭尽全力进行抵抗吗？
事实上，“基地”组织的袭击起初在许多国家的人民中，特别是在欧洲各国人民中激起了一股赞同、同情和声援美国的浪潮。美国政府却几乎未予理会。无论如何，它并没有利用欧洲准备与美国同仇敌忾的意愿，相反，却反复进行战争威胁、自顾自地准备打仗并且干出了形形色色自负傲慢的行径，从而在2002年一年中，令人惋惜地使欧洲各国公众的看法普遍出现大逆转。取代对美国声援的是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厌恶。这也包括那些其政府最终宣布支持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波兰以及西班牙。
2002年以来，反美主义之强烈为欧洲多年以来所仅见。可惜许多美国人直到现在也不明白，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造成了欧洲舆论的大变化。而由于美国宗教和准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甚至可能危及美国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自由）的种种宣示，后来更由于在伊拉克所使用的违反国际法的审讯方法以及在古巴的美国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同样违反国际法对俘虏的单独囚禁，这种反美主义变得更加强烈。看来，布什政府似乎坚信，它一般是不受国际法约束的，在美国国界之外也是不受美国宪法制约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把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自由报刊重新苏醒的批判意识上，最后寄托在美国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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