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 平时代-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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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的汉族干部的抵制，也因为他的努力仍然未能让藏人满意。邓小平受制于汉族干部，达赖喇嘛则受制于达兰萨拉　
好战的流亡团体，两人难以架起沟通的桥梁。　
在那些努力维持西藏秩序的汉族干部看来，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评他们对藏人过于严厉。为了给当地藏族干部让　
路，一些汉族干部被调到其他地区，仍留在西藏的汉人大多反对胡耀邦的政策——汉族干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学藏语，还　
要倾听藏人的意见，这使他们难以保持维护政治秩序的权威。负责西藏治安的汉族干部特别担心藏人的喇嘛庙，它们在　
获得更多的自由之后，成了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藏人反抗的中心。（据　1950　年代末期的数字，在西藏自治区的　
全部　200　万人口中有　15　万僧人。）北京那些谨慎的干部也像西藏的汉族干部一样，高调批评胡耀邦没有认识到在外国　
人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危险。＇17…113＇　
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所要求的自治程度比台湾得到的条件尤有过之，这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关系的另一个因素。　
他们要求在西藏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们还要求建立「大西藏」，将中国的所有藏区合并成一个政治　
上的新自治区。即使在最开明的北京干部看来，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因此，谈判毫无结果。　
共产党在　1980　年代给予藏人比　1950　年代更多的自治权，允许当地藏民使用自己的语言、服饰，在人民代表大　
会中有一定的代表。此外中共允许藏人比汉人多生孩子。藏人上高中和大学的入取分数也低于汉人。但真正重要的决策　
权掌握在拉萨的中共汉族干部手中，而他们则要听从北京的指示。　
　
　
另一个难以克服的分歧是，藏人要求把西藏的疆域扩大到其他省份的藏人居住区。藏人在　7　世纪曾控制着几乎和　
当时中国一样大的区域，此后一些较小的藏民社区便一直保留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各省。即使是最开明的汉族干　
部，也反对这种藏人对疆域的巨大扩张。　
达赖喇嘛看了他派去考察中国藏人状况的三个代表团的报告，在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后，他于　1981　年　3　月　23　日　
致信邓小平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好的相互理解，发展藏汉人民的友谊。」但是他又说：「实际上有　　90％以上的藏人　
都受到身心摧残，生活在焦虑之中。这种情况并非自然灾害所致，而是人为的。」＇17…114＇北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对此作出　
答覆。　
北京的官员拖了大约四个月，直到　1981　年　7　月　27　日胡耀邦在北京会见嘉乐顿珠时，才表明了他们对达赖此前　
来信的观点。胡耀邦在　1980　年去西藏时被授予相当大的自由度，以赢得藏人的善意。但是这次会见的情况不同：他接　
到的指示是传达中国的新政策，要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加强控制。胡耀邦向嘉乐顿珠列出了北京欢迎达赖回来的具体条件：　
达赖喇嘛可以享有　1959　年之前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访问西藏；他可以担任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　
藏人知道，接受这些条件可以使达赖喇嘛得到荣誉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政治权力仍牢牢掌握在汉人手中，　
因此他们拒绝了。达赖喇嘛决定不回国。邓小平要促成双方更亲密、更积极的关系的努力落空了。但他和达赖喇嘛都不　
想把关系搞得更僵。达赖在当年　10　月派了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北京，这个小组虽然也未能弥合分歧，但避免了达赖喇嘛　
和北京领导人公开决裂。＇17…115＇　
1981　年至　1982　年的沟通失败后，邓小平把西藏问题放到了一边，直到　1984　年中国国市场化进程得到更广泛　
的民众支持，这为处理西藏问题提供了新的前景：经济增长和西藏与其他省份不断加深的联系——其中也包括市场联系　
——将成为新的着眼点。1984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四年之后——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正值邓小平在广东宣布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肯定了进一步开放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获准去西　
藏的游客和外地商人寥寥无几，而在这次会议之后，商人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去西藏做生意。邓小平希望，通过把藏人　
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能像其他地方一样，增加藏人对政府的拥护。他确实把发展西藏经济　
放在了全国重点工作中很优先的位置。中央鼓励富裕的省份为西藏提供财政援助，派遣懂经济的干部帮助推动西藏发展，　
由此加强西藏和各省政府的联系。　
作为减少分裂主义危险的一种努力，1985　年有　4；000　名西藏的优秀中学生被送到其他省份的学校以获得更好的　
教育机会，俾使西藏和全国其他地方进一步联系在一起。1984　年北京与西藏流亡团体也举行过若干次会谈，但未取得　
任何进展。　
这些会谈失败后，达赖喇嘛为打破与北京关系的僵局，试图通过向西方寻求支持对北京施压。他向各国派出信得　
过的年轻人介绍西藏的境况，例如洛地嘉日被派往华盛顿，数十年间都在推动藏人的事业。然而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能　
与达赖喇嘛本人的影响力相比。达赖喇嘛会讲英语，能够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动西方人，让很多西方人觉得那正是他们在　
自己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质。他们把达赖视为一个为争取民族自由而与中国压迫者不懈斗争的和平主义者。没　
有任何其他亚洲领袖赢得过那么多虔诚的西方追随者。达赖喇嘛的名望，使只占中国人口　0。3％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　
极大关注，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那些人数远多于藏族的少数民族。不过，尽管有外国对达赖喇嘛的普遍　
支持，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正式承认西藏。而在中国政府看来，达赖喇嘛偶尔高调承诺愿意接受中国的主权，却不愿意达　
成对他有约束力的协定。中国逐渐认为他因受制于流亡印度的八万极端分子而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通过中共宣传工具　
了解西藏的中国汉族民众则相信，中国政府已经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援助，西藏人却不知感恩。随着矛盾的加剧、西藏的　
汉族干部收紧控制，藏人更把汉族视为压迫和反对西藏的人。　
达赖喇嘛在争取欧洲人、美国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西藏的僧人　
变得头脑发热，他们大胆施压要求更多的自治。1987　年　9　月　27　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话　
后不久，拉萨僧人的示威演变为一场骚乱。很多藏人乐观地以为，他们在西方人的支持下能够强迫中国政府让步。然而　
恰恰相反，北京的官员进一步加强了控制。1988　年　6　月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演讲时重申藏人应当有权决定与西藏有关　
的一切事务，没出几个月，拉萨就在　12　月又发生了一次严重骚乱。1989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也让　
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导致中共领导人收紧控制。　
　
　
达赖喇嘛在国外的成功使得西藏僧人的反抗有增无减，这促使中国领导人想方设法利用外国团体孤立达赖喇嘛。　

有些外国团体对中国的压力作出了让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外国人对达赖的关注，加强了外国对中国　

的批评。在西藏，僧人日益增多的反抗导致中国官员强化西藏的治安力量，对寺院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　

中国官员指责外国人权团体的援助是出于削弱中国的目的。当外国人批评中国不给予藏人更多自治权时，有的中　

国官员则反唇相讥，说他们的政策要比美国当年驱逐和消灭美洲土着居民的做法人道得多。　

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双方都想避免全面冲突。1988　年初北京释放了数位因从事政治　

活动而被捕的僧人。中国在　1988　年　4　月宣布，只要达赖喇嘛愿意放弃争取独立的做法，他就可以回西藏居住。达赖喇　

嘛则继续说，他接受中国的主权，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人获得更多自由。　

1989　年　1　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　

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　

动的严密控制。1989　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1989　年初，当西藏的另一位宗教领袖、在藏人中信徒人数居第二位的班禅喇嘛去世时，又出现了一线希望。达　

赖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领袖身份前往北京参加葬礼的邀请。北京的判断是，达赖总体上比藏人流亡团体态度更灵活，邓小　

平或许可以在达赖喇嘛来访时与他启动有益的会谈。但是达兰萨拉的流亡团体明白北京的领导人想拉拢达赖，说服了达　

赖喇嘛不要前往。这次邀请被拒绝后，邓小平和他后来的接班人便放弃了与达赖合作的努力，使打破僵局变得遥遥无期。　

有观察家认为达赖喇嘛错过了一次在消除分歧上取得进展的良机。此后，虽然达赖喇嘛数次派代表去中国磋商，但双方　

都没有在基本立场上让步。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种一直延续至今的恶性循环：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名望鼓舞着当地藏人反抗，从而导　

致北京的镇压；而外国人知道了镇压的情况后会谴责北京，这又鼓励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复不息。但是，藏人和汉　

人都很清楚始于　1980　年代中期的对外部市场的开放以及对西藏的经济援助给西藏带来的长期后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　

经济独立性的衰落。在　1950　年代，定居拉萨的外地人多为北京派去的中共汉族干部和军队。1980　年代中期以后，居　

住在拉萨的外地人几乎全都是商人，他们都想利用中国对西藏的经济援助所带来的商机。很多人是来自邻近穷困省份的　

回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过去外地人几乎从来不住在西藏的农村，但是到了　1990　年代末，外地人的数量大有超过藏人之　

势。＇17…116＇由于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学习汉语和接受汉族教育，无论是藏人和汉人都能看到，长远的趋　

势是将有更多的藏人学说汉语、上汉族学校、接受汉族文化的方方方面、并融入外部的经济，虽然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　

藏族身份和忠诚。　

自从邓小平　1980　年派胡耀邦去西藏以来，中共再没有作过重大努力使藏人和北京达成和解。流亡藏人与北京领　

导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续，前者决心建立拥有真正自治权的大西藏，后者则相信通过发展经济、推动藏人接受汉族的教育　

和文化，将使西藏进一步融入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一些外国人和北京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也在继续，前者想帮助藏人得到　

更大的自治，后者则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对阻止外国人这些做法的能力变得更加乐观。　
＇17…1＇关于中国领土纠纷的说明，见　　M。　　Taylor　　Fra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