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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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虎口脱险的经历使我在以后与越南平民的接触中极其谨慎，同时也认识到了这个民族对法国人痛恨的程度，以及越盟为什么能够轻易地战胜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法国远征军，尽管当时我对他们的过分报复心理不甚了解。直到几年以后，当我们美国人（从总统到士兵）被激发起同样强烈的情绪，以同样的方式对越南妇女和儿童进行同样，甚至更为残酷的报复的时候，我才体会到那些割胶工人当时的心情。
雾气已经散去，橡胶林清晰地显露出来。我最后望了一下那三个已经被割胶工人吊到树上去的法国妇女，然后跟着阮文伟上校钻进了吉普车。在开出几百码的时候，从胶林中传来女人尖厉绝望的嘶叫声，我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我从越南同僚那里得知，自从1945年开始，这种在被捕获的法国妇女身上发泄仇恨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的农村和山区十分普遍，而这种事往往会激发法国军队以大规模屠杀来报复。一次，越南人在中部城市明坎把一个法国商人十五岁的女儿引诱到郊外强奸。那个法国少女被越南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受尽各种折磨，当法国军队追踪到距离明坎七十八公里外一个叫骄诺由口的地方时，那个法国少女已经被越南人肢解在大路旁的一座草屋里。法国人愤怒了，他们在返回明坎途中每遇到一个村庄都要捉几名越南妇女，最后他们把带回明坎的七十多名越南妇女一起杀死，埋在那个法国少女遭受“杂交”的河旁，并且在那里树起一块牌子，以此惩戒那些正在进行报复暗杀的越南人。
然而，越南人的决心使得法国人不得不一步步地后退，最终把他们的远征军赶回了欧洲，留下日渐孤立的法国商人的家属替他们赎罪。虽然许多已经加入法籍的（如陈文敦将军等）和亲法的（如杨文明将军、陈善谦将军等）高级官员的竭力庇护，但是北方的法侨商人仍然尽一切办法尽快离开那个地方。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一个当时最危险的任务，即：利用我能够讲法语的便利条件，化装成法国商人混入河内，具体指挥“平”小组进行活动。
“平”准军事小组是卢西恩·科奈恩中校负责，通过一个忠于保大政府的正常“北台越”组织起的由十三名越南人构成的行动组。早在我到达河内之前，他们就已经由美国海军萨宾上将的第九十八特混舰队送到海防登陆，而陈纳德将军经营的以台湾为基地的民用航空公司在更早些时候为“平”小组把武器从西贡偷偷运送进了海防。
1954年9月中旬，我乘坐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难民的C41飞机到达了河内。
当时的河内正处于一个狂乱的时期，到处挤满了没有地方住的难民，住房和伙食都非常昂贵，人们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每当入夜便可听到冷枪的声音。正象兰斯代尔小组以日记形成撰写的1954年6月—1955年8月准军事小组活动报告中所说：“使人们回忆起了我们拓荒的苦日子。”
越南人民多数信仰佛教，非常相信占卜和星象，他们在结婚、为小孩命名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以此为指导，基于这个原因，我向兰斯代尔上校建议让菲利普中尉利用星象学进行心理战宣传。在他的具体负责下，一位名叫赵定的爱国者编写出一本历书，另外一些越南著名星象学家也编写出预言历书。历书对越盟领导人和活动作了可怕的预言，而对吴庭艳总理的新政府则说了吉祥的预兆，并预测将在南方实现统一。
这些历书被空运到海防，然后送到北方城镇销售，或者偷偷运进越盟地区。我十分高兴地看到越南平民争相查阅历书的情形，难民的数字急剧上升，无论住在城市的居民还是从农村涌入河内、海防的人们，都迫不急待地想逃往南方。这种情况非常出色的帮助了“平”小组的活动，所以他们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便成为普通公民，表面上从事日常的民事活动，我利用这种有利时机，把供给“平”小组的武器和设备隐藏到北方还不受越盟控制的地区，下一步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越南人对中国的来源已久的仇恨心理，制造更大的动乱，以便削弱隐匿于中国共产党羽翼下日渐丰满的越盟的影响。
在美国新闻处处长乔治·赫绅尔的密切合作下，很快就拟定了一些对越盟军队和河内政府进行心理战的新战役，即加深越南人担心中国在越盟统治下实行占领的心理。对于越南人记忆犹新的1945年中国国民党部队在入越受降时的残暴行为，许多包括越盟的人员都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当时以中国国民党卢汉将军率领的陆军第一方面军进驻越南北部接受日军的投降，断然以波茨坦公告为理由拒绝了在河内总督府悬挂法国国旗，因而导致了中国军队与法军及支持法国的东京民兵发生了武力冲突。好战的陈修和将军警告法军驻北越司令萨朗：“……（如果）法越之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官和士兵肯定会站在越南方面同你们作战。”经陈的授意，中国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命令一三○师“清除”在海防登陆的法军。由于大部分东京民兵在那次战役中站到法军一边，所以一三○师的在击败法军远东舰队之后迅速对海防南面的建安、建水、涂山等地进行了血洗扫荡。他们每到一个村庄便把男人全部杀光，把女人集中到一起进行强奸，然后对她们施行活埋、火烧、剖腹等残酷的报复。这种有失人道的行为使许多越南人对中国存下了恐惧心理，尤其是中国军队在1946年交防法军，更激起越南人有似被出卖了的怨恨。
基于这个心理基础，我们根据一个偶然事件精心编造出来一个悚人听闻的谣言。
那个偶然事件发生在1959年7月7日吴庭艳刚刚从美国返回西贡的当天，那时，法军已经从东京湾地区的天主教省份发艳和南定撤走，越南天主教民兵大量北上到河内和海防，要求得到枪炮以便挺身出来与越盟作战：他们对法军撇开不管的做法心里充满了气愤。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美国军官阻止了女民兵要用手榴弹袭击守卫仓库的法国部队的计划。女民兵说，她们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经过安排，由海防的中国商人为她们提供了食物。然而，其中一个中国商人把安排在他家里的五名女民兵用掺入饭食的药物麻醉，给她们戴上沉重的镣铐送入设在他家楼房内的秘密地下防空洞里，对她们轮流施以强奸和蹂躏。获得这个情报之后，“平”小组海防分部立即派人到河内与我接洽，于是一个新的黑色心理战计划形成了。
9月23日，我和八名携带武器的“平”小组成员由河内到海防之时已经入夜，在一位争取过来的越盟警察的带领下，我们迅速赶到南朝门，包围了那个中国商人的住宅。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平”小组就轻易地解除了那个中国商人两个保镖的手枪，把他们同中国商人一起捆了起来。由于中国商人不会讲法语和越语，审讯由懂得汉语的越盟警察来进行。那个肥胖的、已经开始谢顶的中国商人在被匕首割下半只耳朵之后，马上指出了设在佛像后面的暗道出口并交出了钥匙。
我们进入了地下防空洞的通道，打开沉重的铁门，来到潮湿的、散发着霉臭的关押女民兵的地方。
那是一间用大石块砌成四壁的洞室，墙壁上长着青苔，地面有一些积水；不知什么原因在一边两墙之间安装着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铁管，三名只穿着裤衩的女民兵跪在地下，双手被缚在铁管上，身上有一些便溺。当她们被从铁管上解下来的时候，她们的双臂都已经不能够活动了，因为除了对她们施行强奸和蹂躏时以外中国商人一直把她们那样缚在铁管上，实际上已经使她们的手臂变成了残废；另外两个女民兵的遭遇更为凄惨，中国商人为了防止她们逃跑，竟然割断了她们的脚筋。
侥幸的是，尽管她们蓬头垢面，削瘦孱弱，受尽各种折磨，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她们说，除了中国商人的强奸之外，她们还要遭受两个保镖的摧残，而她们几乎是在饥饿中度过了两个多月，因为中国商人每天只给她们一锅稀饭和一小桶冷水。
听了中国商人的暴行，“平”小组成员激愤异常，竟将中国商人和他的两个保镖当即打死了。
我们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把五名女民兵带回河内，告诉她们那个中国商人是中国部队的特务，并据此散布出我们精心编造出的谣言，说中国在东京湾地区的一个团对越南控制的一个村庄采取了行动，中国人强奸了村里所有的姑娘。
经过考虑，这个谣言由在河内的越南心理战连的士兵穿上便服去散布。那个连的士兵一言不发地接受指示，穿上便服去执行任务，但是没有回来，他们叛逃到越盟那里去了。
几周之后，东京湾的人们谈起了中国师在越盟控制地区的不轨行为。经过调查，原来那就是先前散布的谣言，越南人自己又加以渲染，增添了中国士兵如何把剥光衣服的越南姑娘倒挂在树枝上当靶子打、中国人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肚皮或把年仅七岁的越南女孩子轮奸至死，以至把被俘的东京女民兵活生生烧死等血淋淋的捏造的内容。
这种意外的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为了增加谣言的可信性，“平”小组成员分别将五名女民兵带到难民中去，让他们看女民兵已经伤残的手臂和脚。结果，越盟的地位在人民中间很快地动摇了，就连越盟内部也有人相信只有吴庭艳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和山区的人们听到这个谣言之后，纷纷离开了家园，大批汇入难民的行列。而本来就处于惊慌失措状态的法国侨民竞相搭乘法国专门接运他们的飞机逃往南方。
这次心理战的成功使兰斯代尔上校第一步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于是“平”小组的活动立即转入第二个阶段：拟造越盟的传单和尽可能破坏更多的在北越的设施。
在阿伦德尔上尉的协助下，“平”小组搞出了一张以越盟抵抗委员会为名的传单。
除了谈别的事情以外，这份传单还要求乘波兰和俄国轮船北上的南方越盟人员躲到押板底下以免遭到空袭和潜艇的攻击，传单还要他们准备御寒衣服——御寒衣服这项是为了配合一个口头的谣言，说越盟人员是被送到中国去当修筑铁路的劳工。并且，经过改造的谣言又加入了对女越盟人员的恐吓，说根据与中国达成的一项秘密援助协议，越盟挑选五十万十岁至二十五风岁之间年轻标致的女人分批送中国，而中国则派遣二十五万军队帮助越盟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占领。
与此同时，另一份捏造签名的传单引起了更大的恐慌，那是第二个准军事小组散发的，小组的代号为“家”（即阮文伟上校）。那份捏造越盟签名的传单指示东京地区的人们在10月初越盟接管河内地区时应该如何行事、谈到的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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