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纵深战役理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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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猛攻和疲惫敌人的不可避免的行动方法。况且，战役范畴的防御也是研究最少的问题。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建立以来，对《集团军防御》这个课题还一次都没有研究过。战术防御我们研究得很好，它在所有野战条令中都占有与其重要性相适应的地位。但是在战役范畴谈论战区重要地段的集团军防御，被认为是某种不体面和差不多与我军进攻学说相矛盾的事。当时没有考虑到，进攻学说并不排斥防御战役这种军事行动类型和方法。可以坚持进攻学说，同时能进行在理论上经过很好研究的防御。相反，也可以实际上坚持防御学说，同时又忽视对战役防御问题的认真研究，就像法国人那样。这就是这一问题的辩证法。很遗憾，我们没有很好地搞清这个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防御在工程构筑和战术上发展异常迅速，但它并没有得到战役上的运用。一切只归结为扼守防御的战术地幅。预备队的使命只是通过反冲击和反突击完成这一任务。一旦战术地幅被突破，防御就后移，在新地区组织抵抗。如果战术地幅失陷，防御的全部战役能力就随着丧失，于是要求集中新锐预备队，它们或者在可能情况下恢复原有态势，或者建立新的防御正面。

现在则必须按新方式解决防御和防御样式问题。为适应进攻方法，战役防御应具有大纵深性质，能够在敌坦克兵团突至防御纵深时坚守住。为达此目的，设想在集团军范围组织由两道防御地带构成的防御战术地幅，而这两道防御地带又由一条防坦克斜切地区相连接，在集团军防御地带掩护的集团军后方，要把每个居民地和每个地貌适宜的地段变成防坦克“要塞”。集团军防御地域纵深可达75—100公里。其主旨是：敌坦克集群突破防御战术地幅后，就在战役纵深落人布满防坦克地域（“要塞”）的“迷宫”，它会被打得落花流水。防御阵地的编成，要迫使敌人在纵深不是按照他们的预想，而是按照所构筑地区和防坦克“要塞”组成的整个体系预先规定的方式发展进攻。防御正是应该在这方面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并在大纵深地区实施，显示完整的战役体系。

战役防御理论在学院出版的《防御战役原则》中作了阐述。学院还编写了大规模的图上想定，题为《集团军带反突击的防御》。创新性的防御战役研究无疑丰富了苏联军事理论，它对于防御样式的发展，如同大纵深战役对于进攻样式的发展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战争前夕

这样，在战前最后几年，战役问题的范围就显著扩大了。这对活跃我国军事理论思想有明显的影响。

1940年12月举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①会议，对于战争前夕苏联军事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讨论了1939年及1940年夏季战事的总结，听取了关于现代战役特点的重要报告，并决定重新组建摩托机械化军。

①正确名称为总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成立，隶属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指导军事建设。1941年6月撤消。——译者注

30年代末，曾为编写新的守则、条令和教令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编写的新野战条令草案在运用近期经验的基础上，对1936年条令进行了修改，明显扩大了对大纵深战斗的理解。例如，条令草案中增加了关于发展突破的新条（第294条），其中指出了发展突破梯队的部队通过被突破的防御时，诸兵种合成兵团承担的任务。1939年条令草案中还有“关于战斗中军队指挥原则”一章是新加的，该章叙述了定下战役决心及实施决心的原则问题。这一条令草案在鲜明地反映进攻思想的同时，对防御也给予了很大关注，并且特别指出必须采取纵深梯次配置防御。

1941年春进行了修改的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是战前的最后一个条令。它终结了宏伟的制订条令的工作，这一工作反映了我国军事理论思想的蓬勃发展。从1925年至1940年，先后颁发了四个野战条令（1925年、1929年、1936年和1939年野战条令）。这些条令越来越全面地阐述了大纵深战斗样式，对我国军事理论发展的某一阶段进行了总结，从而鲜明地反映了军事理论发展的全部特点。

编写战役实施教材

编写关于战役实施的教材要复杂得多。之所以必需编写过去没有的教材，是因为大纵深战役具有新的特点，这种战役，是在地面和空中保持集中、统一的协同情况下使用多种作战力量的复杂系统。1934年，A．B．费多托夫根据叶戈罗夫元帅的指示，编写了战役实施教材草案，但是该草案未被总参谋部采纳。1936年夏末，又根据叶戈罗夫的要求编写了新的教材草案。任务很艰巨，但这一任务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大纵深战役理论还处于发展过程，它还没有完善到可以作出定论的程度。此外，战役实施教材要以一定的战略构想、至少是战争初期的战略构想，以及对战役尔后发展基本方向的预测为基础。但是，这种复杂的、高层次的战略领域我们研究得很少。因此，教材草案仅对进行战役的技巧、战役保障和战役指挥进行了阐述。于是，写好的草案在1936年整个冬季都压在叶戈罗夫那里，随后更由于1937年事件放进了他的保险柜。

编写教材的工作有助于再次思考大纵深战役的所有基本原则，并对其进行较清晰的阐述和细致的编辑。在教材草案中，这些原则得到了比较成熟、明确和有根据的表述。该草案给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一册，它成为学院战役法教学的基础。印发了它的一些章节，用作非正式教材，题为《战役实施原则》。

此后再也没有尝试过在战前颁发战役实施教材。结果，我们在战前便没有什么战役教令或正式的战役法教材。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包括德军，也都没有那样的教材。人们普遍怀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样式和方法发生巨变的时期，有关战役实施的正式通用教材能否起好的作用。比这重要得多的是继续对战役法在尔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使广大战役工作者具有大纵深作战的新思想。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在执行这一任务，其学员直接受到大纵深战役精神的训练和教育，大纵深战役构想成为他们军事思维的基础。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许多卓越的统帅和成功的大纵深战役的组织者从这些学员中脱颖而出。

高级指挥人员还从上级指示及各军区举行的大型军事导演和大演习中了解了我军战役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尽管没有正式的战役教令，高级指挥人员也熟悉战役法原则，这对苏军在度过艰苦的战争初期后转为实施坚决的进攻战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正是战前进行的创造性军事理论工作显示了巨大作用。不过，在战争初期，由于当时形成的条件，这一理论未能有效运用。

结论

为什么我们的军事理论对未来战役的特点进行了如此众多和正确的研究，却不能在战争初期形成的艰难情况中发挥积极作用？假如不提出和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对苏联军事理论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就会是不完全的，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从这里引出严肃的结论。

尽管我们对一系列战役战略问题，其中包括战争初期问题，没有进行研究，战争前夕我们仍然拥有就基本原则而言堪称先进的军事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首先是对未来战争进行了正确的预测：它是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对苏联的袭击，同它们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国军事理论研究了这一斗争的顽强性和长期性，它要求高度集中国家全部精神和物质力量。图哈切夫斯基写道：“我们应该考虑到，我们将面临艰苦的长期战争，我们应该善于区别各战争阶段，善于逐次和各个消灭资本主义联盟。”①正是这样的出发点，要求我国军事理论妥善解决逐次进行带有最坚决目的（直至将敌人消灭在其国土上）的进攻战役的问题，并使我国军事学说具有鲜明的进攻性质。但是，由于考虑到战争的长期、紧张和千变万化的进程，我国军事理论研究了一系列具有多种战役战略特点和内容的、逐次展开的战争阶段和战局。

①《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61页。——作者注

我们绝不认为可以通过一次闪电性突击结束战争。而正是这一切合实际的观点和其他许多观点，使我国军事理论不同于法西斯的总体闪击战冒险战略。伟大卫国战争的整个进程显示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并且以其由开始到结束的具体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种正确性。

在战役法领域，我国军事理论认为实施战役要立足于大纵深杀伤敌人，其方法是协同使用各个兵种和各种武器，根据具体情况和现有兵器，每个兵种、每种武器都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可靠杀伤全战役纵深的敌人，反映了我军战役法理论的主要思想。

我军理论认为进攻战役是基本战役类型。但是，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在这一理论中也占有自己的地位，并在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中得到了完整的阐述。总的说来，军事理论研究为实施各种类型的战役——突破、机动、包围、合围、战役纵深内的行动、各种类型的防御、突围，提供了足够的依据。集团军和方面军首长为定下适当决心和在最复杂的条件下组织行动，能够在我军战役法理论中找到足够的依据。

另一个问题是：应该选择哪一类型的战役及哪种行动样式和方法。这要取决于具体情况，并要求正确了解情况和进行不带任何教条的灵活思考。不过，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战役训练体系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

我们曾经被某些宣言性的论点所束缚，这些论点奢谈要以进攻手段进行战争：说我军将是最具有进攻性的军队，说我们要将军事行动转移到敌人国土，等等，等等。这些论点是作为不可违反的、涉及我国军事政策和战略的训令，自上而下传达的，它们是指挥人员全部军事思维的基础。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它们具有法律意义，在理论上不容讨论。结果，整个军事理论界都认为战争不是别的，战争就是立即转入进攻。战略情况的任何另类可能性都被排除，而且不能在理论上进行研究。

就连1939年在波兰、1940年在芬兰发生的战事，都没有改变和动摇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官方观点。不过，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心里明白，战争初期的情况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在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某些范围，人们甚至对此讲得十分具体，还掌握了相应的计算资料。但是，这些议论只能悄悄进行，不超出办公室范围。

因此，1941年6月伟大卫国战争爆发时的情况，是我军统帅部坚持的整个片面战略和军事理论方针没有预料到的，这就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惊慌失措，使指挥员不能判明和驾驭已经发生的事件，不能掌握主动权。多年来用以教育我军指挥人员的军事理论方针，依旧对军事观点产生影响，尽管这一方针早就与我国西部边境形成的战略现实相悖，至少与1940年秋季以后，即希特勒开始在波兰西部和东普鲁士集中兵力以后的战略现实相悖。

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形成的情况要求采取完全不同的战略方针。但是，对于已经与进攻之敌进行殊死搏斗的军事指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