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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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引起媒体的注意或者导致爆料者消灭证据。
无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它都表明我们必须迅速准备文章和录像材料，公开斯诺登作为爆料者的身份。我们决心要让世人从斯诺登本人那里了解他，了解他的行动和动机，而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在他隐身或被拘禁后无法发声时采取的妖魔化宣传运动。
我们的计划是再发表两篇文章，一篇在一天后的周五，另一篇在周六。到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将发表一篇关于斯诺登的长篇文章，附加一份录像访谈和埃文设计的对斯诺登的提问稿。
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劳拉一直在编辑我第一次跟斯诺登访谈的录像，但她说那些录像过于详尽冗长、支离破碎，不便使用。她想要重新录一次访谈，要做到更简明扼要，于是她设计了二十来个焦点式问题来让我提问。劳拉支起摄像机、安排我俩就座的过程中，我又加上了自己想到的几个问题。
“嗯，我的名字是爱德华·斯诺登，”如今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这段视频是这样开始的。“我今年29岁，在夏威夷的博思艾伦公司工作，是国安局的基础架构分析员。”
随后，斯诺登干净利索而又坦然地对每一个问题都给出了理性的回答：他为什么要披露那些文件？这样做为什么值得他牺牲自己的自由？意义最为重大的爆料是什么？这些文件是否表明存在犯罪或非法行为？他是否对自己的将来有所预料？
举例说明那些普遍存在的非法监控时，他逐渐变得充满了激情。只是在被问及是否预料会有反响时，他才变得忧郁起来，担心美国政府会针对他的家人和女朋友展开报复。他说为了降低风险会避免跟他们接触，但他也很清楚自己没法彻底保护他们。“晚上让我难以入睡的，就是出于对他们的担心。”说这番话时他的眼中满含泪水，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他如此动容。
劳拉编辑这份视频录像时，我和埃文把后面的两篇文章定了稿。第三篇文章曝光了奥巴马总统2012年11月签署的一份绝密总统令，命令五角大楼和相关机构准备在世界各地发起一系列激进的攻击性网络行动。文章在第一段指出，“《卫报》获悉的一份绝密总统令表明”，“高级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已经接到要求，“准备一份美国网络战的潜在海外目标名单”。
按照预定计划在周六发表的第四篇文章是关于国安局的数据追踪计划“无界线人”。文章描述的报告表明国安局在收集、分析和储存美国人接收和发送的几十亿份电话记录和电子邮件。文章也提出了国安局官员是否对国会撒谎的问题，因为他们拒绝回答参议员提出的关于监听美国国内通信的数量问题，称其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无法整理出相应的数据。
关于“无界线人”的文章发表后，我和劳拉计划到斯诺登住的旅馆碰面。但就在我离开自己的房间前，坐在床上，莫名其妙地，我想起了辛辛纳图斯，6个月前匿名给我发送电子邮件、一直让我安装PGP通信软件的那位联系人。虽然我们最近做的事情十分令人激动，可是会不会他也有重要的内容要向我爆料？因为记不起他的电子邮箱地址，我最后通过关键词查找到了他先前发来的一封邮件。
“嗨，好消息，”我写道，“我知道我花了一些时间，不过我现在开始使用加密邮件了。如果你还感兴趣，我随时可以跟你谈谈。”然后点击了“发送”。
进入斯诺登的房间不久，他就语带嘲讽地对我说，“顺便说一下，你刚刚发邮件的那位辛辛纳图斯就是我。”
我大吃一惊，好久才恢复平静。好几个月前就拼命联系我、劝我使用加密邮件的那个人居然就是斯诺登。我最早跟他接触并不是在一个月前的5月，而是好几个月前。在接触劳拉并爆料，甚至接触任何知情人之前，他就已经在跟我联系了。
随着日子的流逝，我们三人在一起度过的时间使得我们关系更加密切了。最初见面时的尴尬和紧张已经迅速转变成了合作互信、共同努力的关系。我们都很明白，大家已经一起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历程。
准备好关于“无界线人”的那篇文章后，我们之间先前那种相对放松的氛围开始明显变得有些紧张，因为不到24小时后，我们就要披露斯诺登的身份，而这将改变一切，尤其是跟他相关的一切。我们仨刚刚经历了一个短暂但却内容丰富、令人满意的过程。斯诺登作为我们中的一员很快就将离开，有可能要在监狱度过漫长的时光。至少对我来说，这个情况从一开始就若隐若现，令人压抑，让气氛变得沉闷。不过斯诺登却似乎不受影响。我们的交往过程中似乎掺杂着让人高兴的情绪。
“我给关塔那摩监狱打个电话好了。”斯诺登在考虑我们的未来发展时开玩笑说。我们讨论下一步要写的文章时，他有时候这样说：“这事可能要写到起诉书上。唯一的问题是写在你的起诉书还是我的起诉书上。”在多数时候，他都是不可思议地平静。尽管到现在他的自由时间似乎越来越少，斯诺登仍然是10点半睡觉，就像香港期间他每天晚上所做的那样。虽然我每次睡觉都不超过2小时，他却一直很有规律。每天晚上回去睡7。5个小时前，他都会轻松随意地说，“好了，我要回去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再精神饱满地露面。
我们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能睡得这么香时，斯诺登说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觉非常泰然，所以可以轻松入睡。他开玩笑说，“我猜安稳觉可能没几天了，所以还是好好享受这几天吧。”
香港时间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埃文最后润色了一下介绍斯诺登的那篇文章，劳拉也完成了视频的编辑工作。纽约时间的早晨上网跟我们交流的简宁很清楚认真处理这条新闻的重要性，也很理解我对于公平对待斯诺登的个人选择承担的责任。我已经变得越来越信任《卫报》的同事，不管是编辑方面还是勇气方面。但在把斯诺登介绍给全世界这篇文章上，我想要亲自审校大大小小每一项编辑内容。
香港时间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劳拉来到了我的房间给我和埃文看剪辑好的录像。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静静地看了看。劳拉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拍摄编辑都很完美，但视频的主要力量体现在斯诺登自己的讲述。他生动地描述了推动他这样做的信念、激情和献身精神。我很清楚，他公开承担责任所体现出的勇敢和责任心以及对躲藏的抗拒将会鼓舞数百万人。
我最希望世人看到的是斯诺登的无所畏惧。此前10年间，美国政府一直在展示其无限的权力。它发起了战争，不经控诉就折磨、关押犯人，还在司法程序之外用炸弹轰炸目标。所有泄露相关信息的人都无一幸免：爆料者遭到虐待和控告，记者也被关进监狱、受到威胁。对于那些企图对其发起挑战的人，政府通过精心设计并展示其恐吓手段，努力向民众表明它的权力不受法律、伦理、道德甚至宪法的约束：看看阻碍我们行事的那些人将会有什么下场吧。
而斯诺登不但无视这些恐吓，还表现得极其直接。勇气是可以传染的，我知道他会鼓舞许多人做同样的事情。
6月9日星期天，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点，《卫报》发表文章把斯诺登介绍给了全世界：“爱德华·斯诺登：国安局检控爆料背后的告密者。”文章的第一部分重点推出了劳拉拍摄的12分钟视频，第一行写道：“美国政治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爆料的责任人是爱德华·斯诺登，中情局29岁的前技术助理、国防项目承包商博思艾伦公司的现任员工。”文章讲述了斯诺登的故事，描述了他的动机，并指出，“跟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布拉德利·曼宁一样，斯诺登将作为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告密者名垂青史。”我引用了斯诺登先前说过的一句话：“我知道自己会因为此举遭受惩罚……但即使只有瞬间，只要统治我深爱的这个世界的那个联盟能被揭露，那么我就会感到满足，因为它是由秘密法律、不公平的赦免和不可抗拒的行政权力组成的。”
民众对文章和视频的反应是我前所未见的。艾尔斯伯格第二天也在《卫报》撰文称，“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比爱德华·斯诺登爆料国安局更加重大的检举事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40年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仅仅在最初的几天里，就有几十万人把视频的链接发布到了他们的脸书网页上。接近300万人在YouTube网站观看了访谈，还有许多人通过《卫报》的网络版知道了这件事。如此强烈的反响不但令人震惊，同时也是对斯诺登勇气的鼓励和肯定。
劳拉、斯诺登和我一起注视着他的身份曝光后引发的反应，在此期间我和跟《卫报》的两位媒体策略师商讨了该接受哪些电视台周一的采访。最后我们选择了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的《早安乔》，此后再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今日秀》节目的采访。这是我们最早接受的两场访谈，将会影响到那天媒体对斯诺登的报道。
可是还没等去接受采访，我们就被早晨5点打来的一个电话转移了注意力，当时离发表那篇文章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电话是长期以来一直阅读我文章的一位读者打来的，他居住在香港，那个星期我一直在跟他联系。他说很快全世界的人都会在香港寻找斯诺登，说斯诺登迫切需要香港人脉良好的律师的帮助。他身边有两位出色的人权律师愿意代理斯诺登的事务。他问他们三人能否立刻来我住的旅馆。
我们约定晚些时候再谈。于是我睡了几个小时，到早晨7点左右，他就又打来了电话。
“我们已经来了，”他告诉我，“在你们酒店的楼下。我跟两位律师一起。你们住的酒店大堂里到处是照相机和记者。媒体都在搜寻斯诺登住的酒店，很快就会找到，律师说关键是在媒体找到他之前跟斯诺登见面。”
半梦半醒地，我抓起身边的衣服穿上就来到门边。一开门，各色照相机的闪光灯就照到了我的脸上。媒体记者显然买通酒店员工而得知了我的房间号码。两位女性记者自称是《华尔街日报》香港分部的人，包括带着一架大型照相机的人在内，其他人都是美联社的员工。
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组成一个半圆跟着我走向电梯，然后跟我一起涌进电梯，不停地问问题，我就简单随便地做了些回答。
进入酒店大堂后，另一堆记者也加入了进来。我想找那位读者和律师，但身边挤满了记者，难以自由活动。
我尤其担心记者们会跟着我，导致律师们无法见到斯诺登。最后我决定在大堂里举行一次即兴的记者招待会，回答他们的问题后让记者离开。15分钟后，多数记者都离开了酒店。
随后我碰到了《卫报》的首席律师吉尔·菲利普斯（Gill Phillips），这让我放松了下来。她是从澳大利亚去伦敦的路上，在香港留了下来给我和埃文提供法律咨询的。她说打算想尽办法让《卫报》来保护斯诺登：“艾伦坚持认为，我们应提供给他全面的法律支持。”我们想多谈一下，但因为还有几位记者没走，因此我们没法不受干扰地继续谈话。
最后我找到了那位读者和他带来的两位香港律师。我们计划了一下怎样谈话才不会被跟踪，最后一起逃到了吉尔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