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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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对人们间的交流沟通进行窃听为从事此举的人赋予了极大权力。除非这类权力可以得到严格的监督控制和问责考量，几乎很容易就会被滥用。若要指望美国政府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开启大规模监控机器，而且完全不会另徇私情，这有悖于历史中的真实案例，也与人性的所有相关证据背道而驰。
的确，即便在斯诺登爆料之前，昭然若揭的是，若认为美国在监控问题上的表现会与众不同，这绝对是太过幼稚的想法。这种高谈阔论是美国官员谈及不与美国结盟的政权时的典型表现。
但即便是国会参会人员都禁不住会注意到这样一点，此次听证会召开之际恰逢《纽约时报》揭露布什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国内无证监听的两个月之后。鉴于所披露的内容，如此大肆批判别国在一国之内实施自己的监控措施，不过是一纸空谈。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Brad Sherman）紧随史密斯众议员之后发言，他提到美国的科技公司被告知在抵抗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时，在涉及自己的政府的问题时也应审慎对待。他颇具预见性地警告称：“否则，有朝一日当中国人发现自己的隐私权遭到了最恶劣的侵犯，远在美国的我们也同样会意识到，也许未来某届的总统会断言，对宪法更宽泛的诠释会包括读取我们的电子邮件。我希望，在没有法院指令的情况下，这类事件还是不要发生为好。”在过去的10年间，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担心（这其实是源自对实际威胁的一致夸大），美国领导者以此为借口，推出了大量极端主义的政策，从而导致了侵略战争、世界范围的刑讯制度，未经指控就对国外和美国公民进行羁押（甚至杀害）。但是无所不在的秘密监控体系却在肆意发展，这已成为政府最为持久的遗产所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管史上的所有类似案例，但是由于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目前国安局的监控丑闻在规模上绝对无人能望其项背。
特别是对年青一代而言，互联网不再是只能实施为数不多的几种生活功能的孤立的几个域名。它不仅仅意味着是我们的邮件和电话。相反，互联网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核心，几乎与所有事情都息息相关。我们在网上交友，选择影片，组织政治活动，创建并存储最私人的数据信息。我们在网上创造并表达自己最真实的个性和自我感受。
将互联网纳入大规模监控系统当中所产生的效果与以往任何国家监控项目都大不相同。所有以往的监控体系由于条件所限相比之下更具局限性，也便于规避。而允许监控体系在互联网生根发芽则意味着基本上所有形式的人类互动、规划甚至想法本身都会受到政府的监控。
在互联网首次得以广泛应用之初，很多人都认为其潜力无限：网络通过将政治进程实现民主，调整强者和弱者的竞技场，可以使亿万民众获得解放。可以不必受到机构的束缚、不受社会或政府的控制，不必有太多恐慌地使用互联网，即网络自由对实现这些美好展望至关重要。将互联网变为监控系统则会破坏它最核心的潜质。更糟的是，它会将互联网变为一种压迫的工具，威胁会制造出最极端、最暴虐的政府入侵武器，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这就是让斯诺登揭秘意义非凡、举足轻重的原因所在。通过将国安局令人惊诧的监控能力以及更居心叵测的勃勃野心公之于世，斯诺登的大胆揭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己正身处极富历史意义的十字路口。鉴于互联网的独特魅力，数字化时代是否将开启个人解放和政治自由？抑或它将带来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控制，其力度和范围远超过以往最残暴的暴君梦想中的尺度？在此时此刻，任何一种发展的方向都完全可能。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我们最终置身何处。
第1章
取得联系
20 12年12月1日，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跟我取得了联系，不过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联系我的人会是他。
他是通过电子邮件跟我联系的。他自称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把自己比作古罗马的卢修斯·昆克提斯·辛辛纳图斯。公元前５世纪，这位农民被推举为罗马执政官，带领大家抵御外来侵略。他最为世人所铭记的是打败敌军后的作为：立刻主动放弃政治权力，回归农耕生活。被誉为“公民道德典范”的辛辛纳图斯如今是为了公众利益发挥政治权力、为了大局限制甚至放弃个人权力的象征。
电子邮件一开始写道：“在我看来，民众的通信安全问题非常重要。”邮件的目的是劝说我通过PGP加密方式联系，以便“辛辛纳图斯”传递给我一些材料。他说他敢肯定我会对那些材料感兴趣。PGP加密方式是1991年发明的，这三个字母的意思是“更好地保护隐私”（Pretty Good Privacy）。经过改进，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变成了一种成熟的工具，可以让电子邮件等网上通信方式免于监控和黑客的侵扰。
这种程序的实质，是用护盾把每一封电子邮件包裹起来。护盾是一套密码，由几百甚至几千个随机数字和区分大小写的字母组成。
世界上最高级的情报机构——其中自然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都拥有每秒能进行多达10亿次尝试的密码破解软件，但PGP加密方式的密码极为冗长，而且随机性很高，即使最先进的破解软件也要多年时间才能破解。最担心通信遭到监控的那些人，比如情报人员、间谍、人权斗士、黑客等人，都借助这种加密方式来保护他们发送的信息。
在这封邮件中，“辛辛纳图斯”说他到处搜寻我的PGP“公钥”——这种工具可以帮助人们通过加密邮件交流——但却一无所获。由此他断定我没使用这种程序。他告诉我：“这样一来，任何人跟你联系都有风险。我并不是说你每次跟别人联系都要加密，但至少你要为对方提供这种选择吧。”
“辛辛纳图斯”随后提到了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上将的性丑闻。调查人员查看他与记者葆拉·布罗德维尔（Paula Broadwell）联系的谷歌电子邮件时，发现了两人的婚外情，从而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他写道，如果彼得雷乌斯在发送电子邮件时先加密，那么调查人员就将无法阅读那些邮件。“加密事关重大，而且对包括间谍和拈花惹草之徒在内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发送加密的邮件“对任何想跟你联系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安全措施”。
为了鼓动我听从他的建议，他又写道，“你可能愿意从有些人那里了解情况，可是如果不能确保信息传递过程中不被监控，他们绝不会联系你的。”
然后他又提出帮我安装加密程序：“这方面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请告诉我，或者通过推特求助。推特上有你许多技术熟练的粉丝，他们马上就会提供帮助。”他在邮件末尾写道：“谢谢。Ｃ。”
好久前我就打算使用加密软件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针对维基解密（WikiLeaks）、从事检举揭发、自称“匿名者”（Annoymous）的黑客组织以及相关话题撰写文章，有时候还跟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内部人士有通信往来。他们中多数人都非常关心通信安全问题，希望防范那些不必要的监控，因此我一直有使用加密软件的打算。
但这种程序一般都很复杂，对我这种编程和计算机方面都几乎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这件事一直未能付诸实际。
C的邮件并没让我马上行动起来，因为报道其他媒体经常忽略的线索而在业界崭露头角后，我频频听到各色人等说要提供“轰动新闻”，最后却往往一无所获。而且我平时基本上是手头的新闻就疲于应付，因此要让我搁置当前的工作开始追踪新的线索，就必须有点具体的由头。尽管影影绰绰地提到“有些人”、“我愿意了解”，但C的邮件中却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内容。我虽然读了邮件，却没作任何回复。
三天后，我又收到了C的邮件，问我是否收到了第一封邮件。这次我迅速做了回复：“我收到了你的邮件，准备动手落实。不过我没有PGP号码，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但我会找个能帮我的人。”
那天晚些时候，他又回复邮件，发来了一份按部就班操作的明确指南，实际上就是加密技术的傻瓜指南。由于自身对此技术的不了解，我发现那些操作指南复杂而且令人困惑。在结尾部分他写道，这些只是“最基本的内容。如果你找不到别人来帮你完成程序的安装和使用”，他补充说，“请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联系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加密技术人员。”
这封邮件的签名比前面两封更气派：
你加密的朋友
辛辛纳图斯
尽管我确实有此打算，但却始终无暇应对。7个星期过去了，未能将此事兑现也让我心头有些沉重。这个人会不会真有什么重要内容要爆料，结果却因为我没能安装一个计算机程序就错过了呢？我也明白，抛开其他因素，即使最后发现辛辛纳图斯没有什么让人产生兴趣的材料，加密技术将来或许会很有价值。
2013年1月28日，我给他发了邮件，说想找人帮忙熟悉加密技术，最好在随后的两三天内做完这件事。第二天他回复了邮件：“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将来需要进一步帮助或是碰到问题，欢迎随时提出。请接受我对你支持通信私密所表达的最衷心的感谢！辛辛纳图斯。”
但我却仍然没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忙于其他报道，而且也不相信C真会掌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当时我并非刻意不去有所作为，只是因为我的日常安排始终满满当当，听从这位陌生人的指示去安装加密软件一直排不上日程，这实在不值得让我为此而停止其他事情。
因此我和C发现双方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除非我安装加密软件，否则他就不肯告诉我爆料的任何具体内容，甚至不肯透露他的身份和工作单位。但是因为没有具体内容的吸引，我对安装加密软件这件事也始终拖拖拉拉。
面对我的无所作为状态，C加大了力度。他制作了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短片，题为“记者使用PGP指南”。借助能生成电脑语音的软件，这个短片指导着我可以一步步地轻松安装包括图表和影像的加密软件。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采取行动。据他后来讲，此时的他十分沮丧，心想，“我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情愿牺牲自由，甚至可能会以牺牲性命为代价，交给这个家伙数千份源自美国最隐秘机构的绝密文件。纵使没有几百条新闻的话，这样的爆料会带来几十条独家新闻，可他却不肯费心去安装加密程序。”
就这样，我险些与美国历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泄密事件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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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是在10周以后。4月18日，我从我的常居地里约热内卢乘飞机去了纽约。按照预先的安排，我要针对政府机密和侵犯公民权利的危险作几次报告。
刚刚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我就发现纪录片制片人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已经给我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写道：“本周你会在美国吗？我想跟你商量点儿事，不过最好面谈。”
我很重视劳拉·波伊特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