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庭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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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大跃进，对于庐山会议前后“反右倾”而造成的三年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对于这期间全国饿死了许多人的事实，毛泽东还是必须给全党一个交待。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人数多于往常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所以直接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对几年来出现的错误承担了各自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在最后的发言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时候已经临近农历新年，毛泽东对大家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大家“把话都说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气出不完，话说不完，年也别回家过了。”
在这个会上，林彪也发了言。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的妻子叶群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讨论这个发言稿的时候，她代表林彪说要加上关于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爸爸经过一番考虑，斟字酌句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个话是从中南海出来的，是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提的。”爸爸是好心好意地告诉叶群，毛泽东本人未必同意天才的提法。爸爸这样说了，稿子上就没有出现天才的字样。
发言稿送到林彪的办公桌上，林彪觉得不是这句话写上不写上的事情，而是爸爸他们搞的发言稿根本不能用，根本没有体现他的意图，完全要另起炉灶的问题。他自己拟定了讲话提纲，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果然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他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刚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要爸爸、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好后，毛泽东又很快看完，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爸爸把修改过的稿子和他的指示送给林彪看，爸爸马上照办了。
以后，毛泽东又将爸爸叫到武汉梅园他的驻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爸爸认真地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爸爸赶快颔首称是，而且很有一些自责。如果说他在和叶群争论的时候还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有点自信的话，那么他在林彪面前，尤其在毛泽东面前，就只有服膺和顺从了。
毛泽东要爸爸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毛泽东还说他自己要替爸爸圈定这份书目，要爸爸好好学习。
爸爸风尘仆仆回北京找陈伯达开书目去了。他只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确实很需要提高，至少提到和林彪相近才行。他没有意识到，林彪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论，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唯一的好学生。他更没有想到，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同盟，来反对一些对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的一些党内领导人。事实证明，这些党内领导人后来都变成了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严格说来，深得信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此时并不在这一群赫鲁晓夫之中。但是，他是否能够加入那个正在形成的同盟，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要作出一些事情，更清楚地表明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才行。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毛岸青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的孩子。杨开慧牺牲后，岸英岸青兄弟流落街头，岸青被警察毒打，脑子落下了残疾。后来被党组织找到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岸英先回国，后来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岸青回国后和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结了婚。他们夫妇先是住在东北，后来，给毛泽东写了信，想回北京来。毛泽东觉得和自己住在一起不方便，要卫士长李银桥来找爸爸，要爸爸安排岸青两口子回北京的事情。爸爸马上交待总参管理局局长梁其昌，给岸青夫妇找了房子，配了专职的医生和护士。爸爸交待梁局长，岸青有病，要好好照顾，但也不要太特殊，不要和其他干部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 要真正为主席分忧。直到今天，岸青邵华两夫妇的生活还是由总参管理局照顾的，这是将近40年前总参谋长罗瑞卿立下的规矩。
岸青想见父亲，或者毛泽东想见儿子，都由爸爸来安排。记得爸爸妈妈都说过，岸青只要不犯病，就是个挺聪明的孩子，会写俄文诗，还会弹钢琴。每次由爸爸安排了去见过毛泽东之后，岸青总有一段时间特别兴奋和愉快，写诗弹琴的成绩就特别好。如果毛泽东恰巧比较忙，或者江青知道后不高兴，一时安排不上，岸青就情绪沮丧，病就犯得厉害。爸爸当然很替岸青着急，但也毫无办法。虽然爸爸知道事关主席家事，可能会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局。他每日的工作又千头万绪，难免一时照顾不到，出个差错。但爸爸一味尽心尽力地替毛主席分忧，实在忙不过来，就要妈妈亲自办。交给别人他不放心，生怕有个闪失。
可就真的出了差儿。大约是1965年，全国农村都在开展四清运动，邵华为了锻炼自己，提出要到农村去四清。爸爸知道邵华是追求进步、严格要求自己的意思，但考虑到岸青需要人照顾，先是劝她不要去，后来邵华坚持，爸爸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不知毛泽东怎么听说了这事，很不高兴，觉得爸爸不该这样干涉他的家事，把邵华送去四清。
爸爸原来是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但为了这事，政治局常委会竟然不让爸爸参加了。一位知道了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爸爸打招呼：罗总长呀，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呀？
爸爸说：没要我来是因为这次会上没有要我办的事情吧。
爸爸先是真不知道毛泽东为这事情生了气，后来知道了，也没怨言，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旭君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邵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大约是爸爸真的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或者是怕影响妈妈的情绪，反正直到“文革”后，他才和妈妈在闲谈中提起这件十几年前的往事。
1965年5月，三届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这是经贺龙元帅建议，毛泽东决定的又一项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措施。所有海陆空官兵不分军种、兵种、级别，一律佩戴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江青找到爸爸，说她对军队和军装都很有感情，希望有一套新式的军装和帽徽领章。江青可是给爸爸出了一个难题，而且是关乎江青同志感情问题的难题。爸爸考虑来，考虑去，认为基本事实是江青同志并不是一个军人。所以，只能给江青发一套军装，不能发领章和帽徽。爸爸觉得这样做，既照顾了江青同志的感情，又维护了现役军人的尊严。但是对爸爸这种貌似公允但实际上不肯通融的做法，江青同志当然大为不满。“文革”时，阻挠江青穿军装的爸爸罗瑞卿坐了毛泽东和林彪的班房，包括江青在内的所有想穿上军装的权势人物，都“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笑嘻嘻地如愿以偿。
我不是说这些小事情能影响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我只是说，毛泽东对罗瑞卿“水至清，人至察”的基本看法是多么正确，这种小事情没有哪一件不提醒毛泽东，罗瑞卿就是他说过的那种连小事都不肯通融的人。
妈妈说，有好长时间，她和爸爸都想不透毛泽东这两句话中，到底是表扬的成分多，还是批评的成分多。她说，对林彪整爸爸她想得通，因为林彪知道要罗瑞卿相信他超过相信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所以，林彪要篡党夺权，就先要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但她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
妈妈的提问忽然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分散在我心里的一大堆疑问忽然循着妈妈的思路有了答案，这种思想成果使我一时热血沸腾，不吐不快，我忍不住就振振有辞起来：“第一，毛泽东对罗瑞卿了解透彻，评价准确。爸爸确实是清澈如水之人。第二，是批评还是表扬，那要看具体情形而定，当他毛泽东自己水很清，需要能干的人来创造成绩，成就事业的时候，水清也好，至清、至察也好，都是优点，只惟恐其不至清不至察。当事情起了变化，他希望水浑一点的时候，至清至察自然就成了缺点，而且最好不清不察。第三，对于天性至清至察如爸爸罗瑞卿这样的人来说，理解前一点比较容易，所以水清的日子比较好过。理解后一点，因天性作怪，则几乎不可能。所以人家毛林，希望水混一点的时候，你罗瑞卿偏偏要清、要察，甚至一味‘至’下去，当然就让人家尴尬，再由尴尬生出讨厌来，你的日子当然就开始不好过。第四（我对于自己竟然随口就总结出四点颇为得意），伟人毛泽东是否有品质问题，是设问根本不合理。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具有人世间最高的道德等级，为了这个根本利益和最高等级的道德自然可以牺牲任何人，任何东西。保证党和党的领袖的大道德，则是每个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
妈妈对于我的高谈阔论，当然不屑得很，而且脸色渐渐难看，终于断喝一声：“胡说！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封建帝王。”
没想到75岁的老妈妈如此敏锐地抓到我胡乱运用概念的漏洞。我一时理亏，难以自圆其说，只好打住。
俄倾，妈妈又高屋建瓴，斩钉截铁地说：“别忘了，先把水搅浑的是林彪！”
注释
①文革”时期，江青在领导文艺界时推出的八个革命�
